【大纪元3月2日讯】从“憧憬”到“噩梦”
十月革命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以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新中国”，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的体制。史达林去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共二十大的“非史达林化”，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心理，担心自己身后也会遭遇“非毛泽东化”。“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开始从“憧憬”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噩梦”。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苏联，对中国有异常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未消失，而且极大地左右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为了防止“噩梦”出现，开始走上了一条与“赫鲁雪夫修正主义”相反的道路，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毛泽东为防止赫鲁雪夫道路在中国出现、为防止“苏联今天变成中国明天”的“噩梦成真”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苏联东欧的民主化、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个远比“非史达林化”更可怕的“噩梦”，就是担心中国一旦民主化，就会导致中国解体。“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愈来愈像“魔咒”一样紧紧地罩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经历了江泽民十余年“非公有化”后，中国官场腐败、贫富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中国各地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层出不穷，为了防止“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共产党似乎开始推行一条防“噩梦成真”的新路线。
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远过于人与人间的差别。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与一千多年俄国历史，除了在“东方专制主义”上有共同点外，很难再找到更多相同点。毛泽东时代向苏联“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可以说是中俄历史上的“奇迹”。现在，担心苏联解体现象会在中国民主化后重演，完完全全是“杞人忧天”。为了驱除“魔咒”，有必要毫无偏见地考察一下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苏联解体不同于“分合回圈”
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来，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两大循环”，一是“王朝回圈”，二是“分合回圈”。俄国历史只有一千一百多年，有“王朝回圈”，而无“分合回圈”。俄国和苏联历史除了“王朝回圈”以外，最重要的现象就是贪得无厌的扩张和“一次性断裂”。
俄国从诺夫哥罗德ܩ基辅这些城市建都立国时，中国已是唐朝末年。那个时代，库页岛早在唐朝黑水都督府管辖下。明朝的永乐大帝在乌苏里江以东建立双卫城，后称双城子，也就是今天的乌苏里斯克。当时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中心──莫斯科公国，还没有台湾大。到伊凡雷帝自称沙皇时，中国处于明朝中叶，当时俄国像阿富汗一样，完完全全是一个内陆国。俄国为了取得波罗的海、黑海出海口，与邻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当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又想夺取太平洋出海口时，用武力威胁逼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夺取了从库页岛、双城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只是到了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宣布要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史达林一掌权，立即露出旧日沙皇的本性，贪得无厌的扩张。俄国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波兰在亡国一百二十三年后得到再生，二次大战中史达林以建立“东方战线”为借口，一九三九年又吞并了波兰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接着又占领了芬兰的部分国土，在这些土地上成立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在这一时期，苏联又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东岸三小国，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纳入苏联疆域。
俄国苏联的历史是一部贪得无厌的扩张史，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不过是这一扩张史的终结，对俄国的邻国、对世界和平事业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一次性断裂”不乏其例
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国家依靠侵略、扩张在陆地上建立连成一片的大帝国，除俄国外，还有古代的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拜占廷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横跨欧亚非，是依靠亚历山大大帝十余年远征建立起来的，公元前三二三年他一死，帝国就发生“一次性断裂”，一分为三。十三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战场遍及中亚、西北印度、北部伊朗、北美索不达米亚、高加索和南俄草原，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继续推行扩张政策，到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幅员极为辽阔，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淮河，东至高丽，西至俄罗斯，存在了五百多年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国家，不堪一击，被蒙古所灭。然而，这样的大帝国缺乏内部的自然联系，很快就解体了。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一度横跨欧亚非，但帝国内部，在居民的人种、语言、宗教上，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准上，在对中央政权的依附程度上，都有重大差别，由于奥斯曼帝国内部缺乏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必要的内聚力，当它扩张到极限后，就一步步走向解体，一次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完全解体。
苏联的解体是缺乏内聚力的庞大帝国“一次性断裂”的最新例证。
两个过度是苏联解体直接原因
任何事情，一旦过度，必然走向反面，这就是“物极必反”。苏联解体与“两个过度”有关。第一个“过度”是苏联“过度扩张”且不自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了战胜国。如果苏联在二战后能主动地放弃那些以建立“东方战线”而吞食的土地，特别是让波罗的海三小国在二战后恢复原状，今日苏联十有八、九不会解体。立陶宛是苏联解体的“触发剂”。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立陶宛宣布独立，同年“八一九政变”期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宣布独立。第二个“过度”是“八一九政变”的策划者企图阻止八月二十日苏联“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而适得其反。“八一九政变”的失败，使苏联和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要求更为高涨。“八一九政变”可以说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没有“八一九政变”，苏联就不会四个多月这么快就迅速解体。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俄罗斯，人口只有苏联一半，土地丧失了四分之一，军队失去了三分之一。苏联解体不是中国式的“分合回圈”，而是“一次性断裂”。即使今后有个别国家愿意与俄罗斯合并，但昔日有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苏联再也不会在地球上出现。今天，还会有谁会为古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消失而哀叹呢？
说“一次性断裂”不好，丝毫也没有肯定“分合回圈”的意思。分合回圈给中国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带来战乱和灾难。中国只有打破“王朝回圈”和“分合回圈”，才能走上和平、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苏联解体的“体质”原因
国家是一种有生命的、固着在一定地域的“行为体”，国与国之间“体质”差别很大。苏联解体的“体质”原因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和过分沉重的军费负担。在史达林以后的时代，苏联虽然局部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但苏联经济总体上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美争霸过程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二十年中，苏联军费每年平均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左右，而美国只占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过重的军费负担加在僵化的经济体制头上，导致经济滑坡，引起社会危机。正由于这一原因，戈巴契夫深悉需要改善苏美关系，集中力量解决国内困难，以增强苏联的体质。
苏联解体的另一原因是苏联作为一个“民族单一率”很低的“多民族国家”，苏联缺乏妥善处理民族和地区关系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世界各国中，只有少数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葡萄牙、海地。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在多民族国家中，多数民族占本国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很不相同。在中国，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在苏联，俄罗斯人作为多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当然，多民族国家，即使民族单一率较低，也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其“四项前提”是：（一）在一国内部不同民族、不同族群中的大多数人可以无阻碍地相互沟通；（二）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享有平等权利；（三）不同民族、不同族群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共用整个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和平、安宁和各种福利、利益；（四）在一国内，人民有充分的迁徙和流动自由。
苏联的解体正是与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在“民族关系”上表现了很弱的体质，与上述“四项前提”有很大的距离。苏联解体在民族和人口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俄罗斯在提高本国“民族单一率”时，却付出了失去一半苏联人口的代价。
“苏联”不是带“地域特征”国名
苏联解体还有一个潜藏在苏联人内心深处而未被说出的原因，这就是，苏联从来就不是一个带有“地域特征”的国名。苏联是苏维埃的联盟，而苏维埃与“地域”无关，是一个“意识形态”名词，自一九二二年苏联成立第一天，没有一个人能为由俄罗斯、乌克兰、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组成的联盟国家起上一个带有“地域特征”的国名，就像南斯拉夫、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样，注定了这些国家解体的命运。一九九一年戈巴契夫企图改革苏联的国家结构，与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为新苏联起“国名”时，竟然把国名定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俄罗斯等国政客愚蠢之极，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阿拉木图会晤商讨建立“独联体”时，仍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给“独联体”头上冠上一个“地域名称”。所有这些表明，苏联，一个连“地域特征”国名都没有的国家，它的命运就是解体。
当然，政治家在历史变革中有重大作用。人类五千年的历史一再表明，不是历史创造英雄，而是英雄创造历史。在苏联解体上，戈巴契夫是一位被动者，“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和野心勃勃的叶利钦才是苏联解体的推动者，正是叶利钦，让俄罗斯回复了它本来应该的样子。
放下“苏联噩梦”，中国才有出路
毛泽东怀着“苏联变修”的“噩梦”，其政策一步步指向在中国“防修”、“反修”，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掌权后，不再怀有“苏联噩梦”，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与胡耀邦、赵紫阳在一起，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一条没有“噩梦”的发展道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杀”，造成了中国政治的大转折，接着苏联解体，然后，整个九十年代，“苏联噩梦”虽开始浮现，但尚未主导中国政策。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官场腐败、两极分化造成愈来愈严重的社会矛盾，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层出不穷，加上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日趋发展，现在的中国，似乎开始实行一条不同于邓小平、江泽民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心理基础就是害怕“苏联噩梦”在中国成真。这种政策已初见苗头，而尚未定型。人需要心理健康，国家也需要有心理健康。一个国家，如果怀着“噩梦”，成天忧心忡忡，害怕“噩梦成真”，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发展的。毛泽东怕“苏联变修”的“噩梦”在中国出现，其全部政策已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如果今日中国领导人又要把防“苏联噩梦”在中国出现，作为制定各种政策的出发点，肯定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和平统一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平民主崛起”的三大支柱。民主化是世界潮流，那种民主化会带来“苏联噩梦”的耽心是毫无根据的。五千年中国历史与一千年俄国历史如此不同，“苏联和俄国的今天”，不等于“中国的明天”。只有放下“苏联噩梦”，从中国现实出发，在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规范化、法制化的同时，推进政治改革，把建设民主政治提上日程，中国才有能力“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面对和解决大规模民众和平抗议和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中国才有出路。
二○○五年二月十一日纽约
——转载自《争鸣》2005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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