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0日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历时10多年，造孽深远，是共产党邪灵暴政的肆虐期。其间被逼疯、神经失常者，人数之多，悲惨之状，令人心痛﹗有些禁不住折磨而早逝 ，有些仍在人间，继续遭受着痛苦的煎熬，更让人悲怆﹗我的同事中，就有许多人惨遭此种迫害，回忆这些，我都情不自禁地流泪，本是纯朴、善良、弱势的顺民，不但没能得到国家的保护，反倒成了无辜的牺牲品。在此略提几个人，作为共产党邪灵暴政的见证，对于共产党邪灵的种种暴行正像李洪志先生所说“我忍，我容，神都不容﹗”
郭知教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西北大学毕业生，分配来中国科学院后，一直从事区域水文的工作。他性情憨厚腼腆，甘肃乡音常被人模仿。在共产党“三忠于”，“四无限” 的造神运动中，人人都要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老郭为难了，他唱的老是秦腔调，跳“忠”字舞总是那么不协调，有人开玩笑说，唱不对跳不好，可是个立场问题， 感情问题﹗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老郭知道，如果被人认为对毛主席没有革命感情，红卫兵将是如何对待﹗他害怕，他着急，就勤学苦练。走路，上班都在琢磨，哼唱，思绪越陷越深，结果精神失常，成了自作词曲的“音乐家”。歌词都是歌功颂德的标语口号，曲谱是东一句西一句的胡编乱凑。还要亲自交党支部审查，让研究室主任组织合唱队演唱，否则就缠着不放。文化大革命后，“忠”字歌舞早已成为过去，可郭知教仍然热衷于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歌曲“创作”。几十年在家不能正常生活，在单位不能正常工作，还要连累家人和同事，这完全是共产邪灵迫害的恶果﹗
王文英是山东姑娘，在共产邪灵的祸害下，一心革命，不谈爱情。30多岁还没结婚。因为总嫌男士“资产阶级情调”太严重，而她找的是“革命伴侣”。文革后期，有人费尽心机给她介绍了一位解放军战士，总算遇上了知音。谁知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当兵的在离京期间，给她写了封带有思念感情的信，王很生气地给他回了一信，指责说“毛主席都去世了，你还有心思谈情说爱，阶级感情跑哪去了，就此，断绝了关系。此后，文革一直独身，精神也越来越不正常。
姚念臣是1965年内蒙古大学毕业的蒙古族青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恐怖活动中，舆论宣传，大小会动员，全是“坦白交待”，“检举揭发”的恫吓，真可谓草木皆兵，人人为劲敌。小姚没有经受过这种恐怖气氛，没有见识过如此“残酷斗争”的场面，心情越来越沉重，精神越来越压抑，再加上那阵子正传内蒙古人民党，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惊险故事”，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的消息不断传来。小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装了进去。见人就说“我不是内人党”，“我不是内人党”，好端端一个正直青年，活生生地被吓成 了神经病。文革后，“内人党”之事早已真相大白，乌兰夫也得到了崇高评价，可姚念臣仍然不时地向人念叨“我不是内人党”，真是让人心酸。
阵建华是江苏小伙，20来岁，活泼可爱，是单位新招来的绘图员。他打一手好乒乓球， 也喜欢和别人比赛。可谁也没想到，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红潮暴戾中，也成了共产党国家恐怖主义的牺牲品。他在“早祝晚颂”，“向党交心”的庄严时刻，总是指着窗户叫嚷“进来人了，有人进来了”。大家都知道，四层楼的窗户，大白天怎么能有人进来呢﹖可他却说个不停，只能被送回老家“休养”。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小陈的消息， 更不曾见到他可爱的身影。可怜一个热血青年被共产邪灵的暴政恐怖葬送﹗
刘学义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大连人，大学毕业后分配来中科院搞工业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仁不让地当上了革命造反派的红卫兵，干了不少揪斗，抄家之事。他还特别“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心全意向雷锋学习，任劳任怨，克勤克俭，一心一意为入党创造条件。按其表现，早已该是模范党员了。可组织上说他爱表现自己，为入党而入党，所以一直没有如愿。文革一来，他就大造走资派的反，真有些像阿Q参加革命党那样，如疾如狂。手不离红宝书，口不离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付统帅身体健康”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不少人私下都说他“缺根筋”，怕惹麻烦，躲他远远的。
但造反派内部却有人戳他眉头，说刘学义，你光扫人家的“四旧”，你自身的“四旧”也应该革掉呀﹗现在都向雷锋学，学习毛主席著作，你却要“学义”，是要哥们义气，还是仁义礼智信呵﹖这个纲一上，他可就傻眼了，责怪自己觉悟如此不高，革命如此不彻底，对旧势力如此麻木不仁，连宋彬彬毛主席都给她改成宋要武了，同研究室的屠建国，怕屠姓和建国连在一起，有反革命嫌疑，也已改名这屠彬，可是自己还在“学义”，真是太反动了。再不觉悟，不要说入党，连红卫兵，造反派恐怕都当不成了。因此他战战兢兢，心事重重，真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沉默好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是刘学义革命造反改名字，造“学义”的反，改名为“刘向九”是心向中共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意思。而且见人就说“我改名字啦，我叫刘向九啦﹗”众人见状都暗称其为“二百五”，“现在要开‘九大’，你叫刘向九，以后还要开十大，十一大，你再怎么办﹖”这不是形而上学，机会主义嘛﹗可他满腔热情，向党表决心，向“九大”献礼﹗
共产党就要这样的形而上学，机会主义，就爱这痞子，让他在“九大”前火线入了共产党。入党后，刘向九作为邪灵附体的一员，神经越发不正常。1970年他的未婚妻特意到五七干校找他完婚，刘却用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抵制资产阶级作风，来个结婚不入洞房，把远道而来的新娘子一个人扔在新房中，自已躲进他办公的库房里呆了一夜，1972年大批人马从五七干校撤回北京后，大家都在积极从事科研任务，他却在机关门口的草坪上开出约10平米的农地，继续五七干校的劳作。可他疏于管理，野草丛生，别人问他，一个五七战士怎么把地 种成这样﹖他理直气壮地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后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中共“九大”也成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再后来，邓小平掌权，否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搞的批孔运动也宣告破产。“学义”改“向九”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又坚决地把“刘向九”改回了“刘学义”，还是那样不厌其烦地见人就说“我已经改名字啦，我叫刘学义啦﹗”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风范。
共产党实行一教统天下，用毛泽东思想给全国人民洗脑，还要把毛的一套冠以“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与其相对的则贴上“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反动的”等另类标签，而且成为套话和党八股，讲话、写文章必依此规矩。更可怕的是，谁若读错了，就是政治问题，命运将是很悲惨的。因此，每读此类文章，大家都很紧张，可是越紧张越要出错，我们小资源研究室的赵楚年就是这样。本来她是不错的广播员，就因为每读到此类关键词语就卡壳，打背，结果被取消了资格。谁知却莫名其妙地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那时，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绝对服从，时兴把毛主席的语录称为“最高指示”，大家都把有针对性的语录抄写下来，作为座右铭，语录上面还要写上“最高指示”，以警示自己和他人。赵楚年竟然认认真真地、十分慎重地写了个“最低指示”立在了办公桌上，你说她不是神经病吗﹖﹗好长时间她还若无其事，直到工人阶级宣传队派保卫处的人把“最低指示”取走，她才瘫在座位上，幸亏她丈夫是当红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才免遭劫难。
蒋兆安是当兵的出身，在四野跟随林彪争战过。六十年代初，共产党一些转业军人来中国科学院这座知识份子堆里掺砂子，他就来到我们单位做后勤工作。自幼纯朴老实的蒋兆安，早被共产党洗脑，共产党邪灵完全溶入了他的血液和细胞。党叫想啥，他想啥，党叫干啥就干啥﹗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政治形势变化频繁，有些事他根本也想不明白，但是有“三忠于”，“四无限”的教规戒律，林彪又被指定为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蒋兆安的邪性越来越硬。谁知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大家都拍手称快，他却一下子像换了人个。整个一个“六神无主”，掉了魂的样子。没过几年，毛主席也病入膏肓，眼看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可是中国的事还没有头绪，也不知让谁来主宰。老蒋听人议论﹕开国元帅已所剩无几，而且没有一个挺得起来的。邓小平本来可被托孤，却自己表态“永不翻案”，国家总理华国锋老实厚道，主席也信任，但生性愚钝，难敌四人帮的权术和笔杆子。唯有四人帮跃跃欲试，批林批孔，批周批邓，打这整那，不可一世，可是不得人心，四个人没一个好东西，都不是省油的灯，谁当政也是个败家子。这可愁坏了蒋兆安，“毛主席死了谁当家﹖”，连走路、吃饭都在自言自语地嘀咕，别人看来， “蒋兆安杞人忧天，多管闲事”。蒋兆安却是非常认真严肃，开始问别人﹕“毛主席死了谁当家﹖”后来自己嘟囔，再后来有人没人，做事休息，总是这么一句“毛主席死了谁当家﹖”，后来的再后来，什么事情也不会做了，连吃饭走路都成了问题，只剩下这么一句“毛主席死了谁当家﹖”。再再后来，华国锋接了班，四人帮被要倒，邓小平彻底翻了案，又打倒了华国锋，共产党魁首换了好几茬，蒋兆安还在念叨“毛主席死了谁当家﹖”这真是对共产邪灵的血泪控诉﹗也是念给中共的丧门经—共产邪教已是后继无人，早该寿终正寝了﹗
李宝庆
2005年1月10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