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2日讯】
——两种不同的冷战思维
自前苏联和东欧剧变以来，中国政府把美国在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人权的所有作为，一概指责成是在推行“霸权”和坚持“冷战思维”的表现。今年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论及美、日关于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联合声明和美国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时，又多次使用了冷战思维的说法。在刚刚结束的“人代会”上，外交部长李肇星再一次重复了这一说法。中国政府使用这一说法的前提是将“冷战”定义成已经早已结束了的一个荒谬的时代，“冷战思维”则是早已过时了的荒谬思维，否则中国政府的指责就毫无意义。然而在冷战中，敌对的双方是以意识形态来划分的。两种意识形态代表了两种思维。一方的思维是要把共产专制势力推向全世界。另一方的思维是要捍卫自由，铲除专制。其结果是自由战胜了专制，人类从核阴影下走了出来。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一定要坚持“自由”的“冷战思维”，对专制不能有丝毫的妥协。而对“专制”的“冷战思维”给人类造成的空前灾难，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对那些依然坚持“专制冷战思维”的独裁政权决不姑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战略思维、在全世界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的思维，正是坚持了自由的“冷战思维”。中国政府对“冷战思维”的指责，正反映了他们仍然固守着专制的“冷战思维”，并表示了他们所代表的专制势力对自由阵营的壮大所感到的恐惧。面对中共专制政权的指责，自由阵营的最好回答就是——除恶务尽，将冷战进行到底！
——现代史是由自由与专制的斗争主导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从表面上看，主要是由早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这似乎印证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的论断。但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观察便可清晰地看到自由和专制的斗争始终贯穿其中。虽然两次大战交战双方的阵营并不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民主自由程度来划分的，战争也主要由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引发。但首先选择用武力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都是有实力发动战争国家中自由程度最低的国家。如一战时的奥、德和二战时的德、意、日。而被迫参战的一方却是以英、法、美等已牢固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为主。其中美国是参战国家中民主自由程度最高，涉及自身的领土、资源、市场等国家利益最少，却对战胜这些最专制魔鬼，取得战争胜利贡献最大的国家。
美国的先民们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来到荒漠的北美洲的，虽然在美国历史中也曾有过丑陋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而自由却始终是美国建国的根本和价值观的核心，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自主地走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阴影，使自由的阳光普照北美大地。由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是以阶级仇恨为基础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残暴政权。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在反抗老的压迫者的过程中，无意识的把更多的自由交给了新的压迫者。二战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虽然也能从民族、历史、地缘、国家利益、意识形态诸方面分析其原因，但其最本质的原因则是自由与专制的天然对立，两大阵营之间以冷战的方式进行的较量，从根本上说是自由与专制的较量。如果说冷战前自由与专制的矛盾被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缘、民族等因素所掩盖不易看清的话，在冷战中这一矛盾则起着清晰可辨的主导作用。
首先，在冷战中对立的双方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志来划分的。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阵营都是建立了牢固的民主制度，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则都是实行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国家。西方阵营中各国的政治制度设计虽不尽相同，但都有民主代议、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充分的言论自由、对少数意见者的保护等这些基本因素。反观东方阵营虽然也都有类似民主国家的制度外壳，但各国的执政党却无一例外的凌驾于国家之上，最终都形成了党的领袖个人独裁或领袖集体独裁的体制。
冷战初期，共产势力在亚洲的成功扩张并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结盟， 加之苏联迅速的核武装，东方集团取得了一定优势，保持着进攻的式态。甚至利用古巴革命将触角伸到了美国的家门口 。为了遏制共产势力的扩张，美国除了努力巩固与自由国家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外，尽可能地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其中也包括一些不以美国为敌的专制国家，如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和南美的一些军事独裁政权等。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无奈但又是必须的选择。而左棍们总是以此为证据来说明美国的自由是多么虚伪。此一说法至今仍大有市场。苏联垮台后，美国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其他形形色色的二流独裁政权，美国用行动有力的驳斥了左派们有关美国虚伪的说法。其实，即便是这些实行各式各样专制制度的西方阵营在冷战时期的准盟国，其国民所享有自由的程度，也都普遍高于共产专制国家的人民。起码在经济生活领域有着高得多的自由度。就如储安平比较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所说的那样：“自由，一个是多少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有没有的问题。”。即便是今天，美国的实力也没达到可以和所有专制政权同时对立的程度。在打击的目标上依然会有轻重缓急的区别，邪恶轴心的说法正是这一区别的结果。
在冷战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遏制政策逐渐显现出成效。70年代共产势力还在南越取得进展，80年代则在阿富汗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以雷根总统提出“星球大战”为标志，西方阵营在这场冷战中已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但最终导致共产势力大溃败的主要原因却并非来自外部的围堵，而是共产制度本身的致命缺欠所决定的。人是天生向往自由的生物，只有在充分自由的状态下，人的创造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而共产集权制度是人类历史上除奴隶制度以外剥夺人民自由最彻底的制度。它极大地阻碍了人们才智的发展，使社会逐渐丧失了创造力，导致社会发展失去了动力。而民主制度是有史以来，使社会成员享有最充分自由的一种制度。它保证了西方阵营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创新上始终保持着优势。两种制度的优劣从战后东、西德和南、北朝鲜在发展中产生的巨大差距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国民党在台湾也曾长期实行权威统治，但社会的自由度却高于大陆。就是这多出的这一点点自由，竟使得台湾把大陆远远的甩到了后面。大陆自毛泽东死后所发生的变化也说明了自由是多么重要，邓小平仅在在经济方面给了人民一些自由，中国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不但是生命个体的本能需要，也是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崇倡和拥有自由才导致了西方阵营在冷战中的胜利，而东方阵营的失败则正是因为蔑视和缺少自由所致。
——狭义冷战和广义冷战
中国和西方近代史学界都把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民主化看作冷战时代的终结，并都已将“冷战时代”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因此才有了“后冷战时期”的说法。然而客观考察国际关系的现实，人们不难发现主导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虽然有所削弱却并未消失，而且依然在当前国际关系的架构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目前世界范围的冷战史研究都是以二战后的苏美关系为核心而展开的。由于冷战中两大对抗集团的国家级机密的纷纷解密，为学者们提供了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大量的可供研究的课题。在方兴未艾的冷战史研究热潮中，多数学者是以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种种理论为指导进行各自的研究的。研究的重心则是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和苏联主导的华约在欧洲对抗形势的形成和变化，而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则处于从属地位。笔者以为在核均势下，以意识形态划分的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为内容的冷战，仅是狭义上的冷战 。以此为研究范围的冷战史学，应当称其为狭义冷战史学。由于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民主化，狭义下的冷战已随之结束。但世界并未进入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时代。主导世界冲突的主因依然是自由和专制的对立。冷战时期对立的双方同属大基督教文化圈就说明自由和专制的对立远大于文化上的冲突。战后，民主制度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都有成功的范例（以色列、土耳其、日本、台湾、印度…）的事实说明民主制度是可以和任何文化相容的。如果非要把文化因素扯进来，也只能说明专制在某些文化土壤中更易存活，民主在其中扎根相对困难一些罢了。专制以不同的包装在中国一直延续到今天，只能说明中国人寻求民主的道路更加曲折。而民主制度在同一文化圈内的台湾、日本、南韩的成功则给了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希望。既然同为人类，必有共同的人性。不同文化之间共通的部分必然大于差异的部分。如对善与恶、美与丑的评判标准，不同文化基本是趋于一致的。这是不同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基础。而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由最基本的人性衍生出的人类共通的文化因数之上的，同时它也是保护文化差异部分的一种最好的制度设计，日本的民主制度是美国人设计并强制推行的，但在这一制度下，日本的传统文化并未丢失，这与在中共专制下，中华传统文化所受到的摧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美国社会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的民族，各种文化都能在其中生存和发展，这也是民主能相融于各种文化的一个的证明。这说明民主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是具有普世性的。普京总统前些日子在与布希总统会见时就曾强调，俄罗斯民主的要素与西方是完全一致的，俄国并不追求俄罗斯式的民主。这与中共总是强调所谓的“中国特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色”其实只是独裁者用以掩盖“独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以民族主义为掩盖专制政权所拒绝的决不是不同的文化，而是会威胁其专制的民主制度。狭义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威胁。由于恐怖组织普遍具有的伊斯兰文化背景，从表像上似乎证实了亨廷顿的预言的文明冲突时代的到来。但所有支援恐怖活动或本身就从事恐怖活动的那些政权，无一不是实行专制的邪恶政权。表像下的实质依然是专制。反恐斗争本质上依然是自由于专制的斗争。自二战结束后，自由和专制两大势力在没有发生世界范围热战的半个多世纪中的全面对抗，我们可称之为广义上的冷战。由于以中国为首的共产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在伊斯兰世界，自由与专制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因而广义上的冷战还远未结束。虽然在较量中自由的势力已明显处于优势，并可预见其最终的胜利，但最终胜利能否早日到来，则取决于自由阵营能否团结一致和能否对专制势力毫不妥协。
——中共是当今专制势力最大和最顽固的堡垒
冷战初期，中国曾是苏联阵营的坚定盟友。二战后的第一场局部国际热战（朝鲜战争）中，是中共充当了先锋。当波兰、匈牙利发生争取自由的运动时，中共都坚决地站在了镇压者苏共的一边。是毛泽东的野心和赫鲁雪夫对史达林的批判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这是毛泽东看到史达林被移棺焚尸的下场后，为维护自己独裁地位和争取共产运动领袖地位的本能反映。中苏之争也被称为意识形态之争，因为当时苏共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了一些自由化倾向，而毛的意识形态在共产的外表下实则是更为落后帝王专制。单就意识形态而言，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是自由世界更加危险的敌人。专制在中国的“文革”中被发展到了极致。万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国力贫弱，在输出革命上心有余、力不足。除了扶植了一些类似恐怖组织的“毛派游击队”外，“打倒各国反动派”基本上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是苏联的足以和美国相抗衡军事实力 ;使得美国在中苏分裂后，依然把华约集团当作遏制的首要目标，并巧妙的利用了中苏的对立，加速了华约集团的崩溃。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帝国的崩溃，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人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胜利无论多么辉煌，它还只是局部的胜利。专制势力仍在许多地方肆虐 ，人类要达到彻底铲除专制争取自由在全球胜利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由在东欧的胜利是较为彻底的，除了一些局部的反复，人们已经无需担心专制势力全面卷土重来。但在亚洲，以中国为首的共产专制势力虽也受到强烈冲击，却并未被击溃。中国和越南先后利用改革，拯救了各自濒于崩溃的经济。并迅速用民族主义取代了失去了共产主义后的意识形态的空间 ，使共产专制势力以新的面貌在这两国存活了下来。而北朝鲜则因更加残暴的专制统治和中国在经济上的输血也得以苟延残喘。自由阵营曾乐观的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自由经济成分的增加必然会触动专制社会的基础，并引发政治制度向民主化方向的改进。以此为前提，自由阵营改变
了全面围堵的冷战策略，改以将中国和越南的经济改革纳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方式来促使其放弃专制，汇入民主的大潮。但现实却残酷地否定了这一乐观的想法。实行共产专制制度的国家无一列外，都会形成一个依附在权力上的特权阶层。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去触动这一特权阶层，单方面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大部分被垄断着权力阶层所获取。这一现象在中国的价格改革初期实行双轨制时、国有企业改制和土地开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特权阶层为了保住用不公正方式占有的利益不被清算，会更加强化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非但没有导向民主化的可能，反而会加速国家权力的法西斯化。对舆论的垄断、一党专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优越论等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才有的现象不都已是中国的现实吗？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狭隘民族主义的高涨，共产集权式的法西斯的阴霾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两次世界大战除珍珠港外美国本土都没有直接遭受到战火，因而“911”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空前的。对于美国把国际恐怖主义当成首要的打击目标人们无可厚非。但共产集权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并没有消失。以中国的人口、幅员和不断膨胀的国力，加之意识形态的一脉相承，中共早已取代了前苏联成为了专制势力最强大的堡垒。恐怖主义如没有国家政权的支援终究难成气候。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建设是对国际恐怖主义最有力的打击。中东民主化的发展，使得以专制的伊斯兰国家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将难以为继、逐渐式微，中共专制政权对自由世界的潜在威胁将逐渐凸现出来。一个有着核武装的超级集权大国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将远甚于零敲碎打的恐怖主义。自由阵营最后决战的对手必然是中共，如对此缺乏清醒地认识，必将重蹈二战前欧洲绥靖主义的覆辙。法、德对中共的姑息使历史已经开始重演，但令人庆幸的是：一个更加强大了的美国对此有着清醒地认识并履行着自己的责任。自由阵营如能团结在美国的周围， 一致坚持“冷战思维”将冷战进行到底，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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