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6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教皇约汉保罗二世(港台译作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怅然离世，使全世界的信徒都沉浸在悲痛中，这些天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在为他祈祷。中国北京的天主教徒们连日来在各个教堂举行弥撒，为教皇祈祷。今天记者采访了北京天主教徒郭雁鸣先生。
郭雁鸣先生出生在一个几代人都笃信天主教的家庭中。为了忠实自己的信仰，他吃了无数的苦。1957年反右期间，18岁的他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牢6年，文革时下放河北农村劳动改造，后又去东北，1980年回到北京。现年66岁的他，因为没有退休金，没有任何福利待遇，所以为了生计还不得不继续工作，他说：我一生中都在遭受宗教迫害中。
记者问：教皇保罗二世去世了，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在举行仪式纪念他，为他祈祷。很多国家降半旗致哀。您是否能谈一谈北京的天主教徒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感想，北京的教徒们都举行了一些什么活动？这些活动有没有受到当局的控制？
郭雁鸣先生：从礼拜天早上神父宣布为教皇祈祷，到现在各个教堂都在为教皇举行追思弥撒。我去的是宣武门教堂。举行追思弥撒那天，人很多，教堂全天开放，教堂里挤满了人。平时弥撒是7点15分开始，但那天晚了，因为要等从大兴来的中国神学院的神父和修道生。当时还有很多国外的记者、香港的记者等，都在现场采访。
在弥撒中对教皇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为世界和平反战争反暴力做了很多工作。监控也许会有的。但作为教徒，我们不怕这个，我们本身行的正做的正，也不牵扯政治问题，他看不看都没有关系，他能看到我们更好，这些真实的东西可能还能感化他们。
教皇生前曾经多次表示过要访问中国，因梵帝冈一直没有跟中国建交，很可惜教皇一直没能来中国。这是很遗憾的。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讲政治比较多，共产党是无神论的。跟梵帝冈没有外交关系。 当然教会不单纯是一个外交的问题，它还要参与很多世界的事务，所有全球的信徒都是教会的羊群。教皇绝不会要这个“羊群”扔那个“羊群”的，教皇不会这样做的。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神父的职责？
答。神父是管理教徒的人，终身不结婚，把自己整个生命一生都献给教会的人。
记者：什么是弥撒，它本身的含义、意义是什么？
郭雁鸣先生：弥撒的意思就是一种圣祭，祭献的意思。耶稣受难时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做弥撒就等于是重新祭献耶稣，把耶稣祭献给天主的这样一种仪式。弥撒两个分部分，一个是宣读圣经、讲道，二是祭献。内容有不同，庆礼的，有追思的。我每天都去教堂做弥撒。
记者：教皇去世后，世界各地都在广泛报导，是个大消息，可是中国好像很少报导，寥寥数语。
郭雁鸣先生：是，我看了很多报纸，比较正规的报纸报导是寥寥数语，《华夏时报》报导的比较多，占了一整版，介绍了保罗二世的生平事迹，介绍选举教皇等。
记者：被中国政府称为“地下教会”是怎样的教会，他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郭雁鸣先生：地下教会是中国政府一直打压的，就是在天主教会里成立了一个政治机构，叫“天主教爱国会”，实际上“天主教爱国会”就是政府的一个御用的工具，为了统治教会，干预教会事物的，那么地下教会就是不承认、不服从这个爱国会，反对它的。所以他们就会打击不服从这个“爱国会”的这些人。实际上教会爱国会他们说是桥梁，实际在过去起的并不是这样的作用，他实际上是监督迫害教会的。不光是天主教、基督教徒也同样受到同样的迫害。
解放初期成立的时候它最早叫“三自革新委员会”，1957年革新委员会起不到作用，都是教会的混混，影响很坏，57年就成立了“爱国会”，把一些神父主教都给拉进来了，教友都得听神父的，这是他们策略的改变。
记者：感觉这个三自革新委员会到爱国会都是凌驾于教会之上的。
郭雁鸣先生：对。还有什么佛教学会，伊斯兰学会都是一个性质的。
记者：就在全世界教徒为教皇祈祷的时候，中国政府逮捕了几名河北省的天主教神父，中共一贯对外宣称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您是不是就您的经历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这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未来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郭雁鸣先生：我认为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是外松内紧。因为中国是无神主义。无神论是执政党，肯定害怕有神论，中国人处于信仰危机中，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人民都失去信仰，整个中国人的信仰基本是空虚的，心灵是空虚的，如果教会的位置太高，当人们都认识到宗教能带给人的是什么后。。。
其实这对他们是好事，社会道德都会有很多进步，但对于执政党而言，他们总是人为的考虑一些问题，这就是观点不同吧。现在社会风气日益下降，因为人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约束，没有心灵寄托，就法律而言，逮着就算犯罪，逮不着就不算。法律不能改变人心，不能使人向善，也不能社会风气变好。而宗教有这个力量。至于抓人这个事情我还不知道。
谈到自己的遭遇与被迫害的经历，郭雁鸣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香港有致上海神父的一封信，梵帝冈非则（音）通讯社有一篇通讯，都谈到爱国会是过去革新委员会的换汤不换药，当地政府也印发了学习文件，我们就把这个文件翻印了，发给教徒，说是给教徒看看，就是为了这个，当时我们5人被捕，我那个时候才18岁。我是最大，还有一个是16岁，他刚考上东北音专，没去成，判了八年徒刑，后来又发到东北，没多久就病死了。
1957年反右时，我就是反对他们这个爱国会，被他们给打成反革命了，判决书上写的是：对党和政府仇视，反动思想根深蒂固，都是一些政治空帽子。57年到63年，蹲了六年监狱，63-69年由强迫劳改就业，69年以后下放农村变成农民，农村也搞阶级斗争，我永远是活靶子，也没有机会成家，后来我离开那里，到东北投靠亲属去了，到东北后才算脱离政治迫害，因为自己有技术进了社办厂，39岁成了家，结了婚。
我是1980年回到北京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两个孩子，孩子不能在农村，一定要到北京去受教育。回到北京我的父母家，住在一个8平米的小棚子里。可是我们家四口人的户口到1989年才给上，过去那些年我们都是黑户口。黑人。下放农村时候，户口被销掉了。没有我们的户口。到处打工，这样艰难的熬过来了。没有退休金、没有养老金。我就是靠打零工过来的，现在儿女大了，还好一些了。因为我有信仰，有天主的护佑。
对于自己的冤屈，我也多次反映过。宗教局回答是。现在也没有给你戴帽子，过去错就错了嘛，现在已经改变了，那是时代的错误。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郭雁鸣先生：不客气。(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