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生前普普通通，死后却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对象的福建黄某某，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到被人谴责的“恐怖份子”，今天，重新审视这件事情的起因和影响，将有利于我们蹒跚的社会自我改进。福州公交车爆炸更像一面镜子，当中映射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剧烈的利益碰撞。
据有关报导，这起案件系自杀性爆炸事件。初步查明自杀人员为，身患晚期肺癌。在我们传统的社会意识中，出于某种特定的思维定势，人们无法通过正常地渠道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这是目前最官方的报导。尽管或许永远无法证实。
我们当然要毫无保留的谴责始作俑者黄某，任何把对平民的暴力作为自己宣泄不满或者引起注意的方式都是罪恶的。但是，黄某的这种个人行为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危机。恐怕不能只看成个人行为。对于事情的成因，据说嫌疑犯还留有一份遗书，里面可能会阐明其犯案动机。但是即使不看，我们也知道其中的大概。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有求生本能，除非到了不死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很显然，黄某觉得死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方式了。他究竟是否真的如官方所提供的让人可以直线联想的材料那样，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因为对社会不满，而制造了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还是另有隐情？显然，我们无法从逻辑上推出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就一定要在公共汽车上制造爆炸，（当然，官方的报导从来从来都是不讲逻辑），全国每年死于晚期癌症的人何其多？为何不见别人制造这种事件？而且在据说在事件发生后半小时，当局就已经查明嫌疑爆炸者的身份和提供癌症患者的身份的材料，这种快速本身就很值得的玩味。
爆炸案的制造者无疑是绝望的，这是他一个人的绝望，一个对生活彻底绝望的人在抛弃自己如蝼蚁一般生命的同时，把和自己一样在社会挣扎一车的人们带进地狱。这是一个悲剧。可以想见，这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一定是饱受生活的欺凌，这种欺凌竟然可以迫使一个正常人放弃自己的生命。
通过爆炸案，黄某将自己的绝望转化成了我们社会的绝望。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某所代表的又是一个阶层的绝望。从这件事情发生后人们的反映来看，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承认了暴力的合理性，只是谴责他找错了对象。假如不是被炸的不是公共汽车，而是某个政府机关，恐怕人们的舆论会一边倒了。这其实才是这个所谓和谐社会和盛世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的表现。黄不是第一个报复社会的人，只是在其他的公众可知或不可知的事件里面选择的报复方式没有这次剧烈罢了。黄也不是会是最后一个。令人恐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暴制暴，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抗争。像以前的浙江大学的周一超、河南的胡文海等。他们都是因为社会本来应有救济渠道不通后，而采取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在毁灭自己和加害者的时候，也一次又一次的传递社会制度不公的信息，只是人们习惯了熟视无睹。这样的伤痛在某些人的人为控制下，被严密的掩盖。或者用种种谎言来掩饰。但是每天还是有无辜的人因此死去。一个的人丧心病狂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表达出来是一个阶级的不满。
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财富和资本被人为的大量地向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集团聚集。在过去人人感到政治上平等的观念被资本的力量无情的毁灭，无论是下层的知识份子、还是普通市民，尤其是失业情况严重的北方城市，还是那些像畜牲一样生活着的农民，作为逐渐形成的新贫阶层，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日渐加剧，普遍丧失了国家主人翁的自我认同。由于腐败贪污的几乎的公开化，人民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并且形成了强烈的不信任。过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又凸显出来，教育、医疗住房无时不刻地提醒人们所谓盛世不过是重复了一万次的谎言。人民不信任当局，当局也不信任人民。自从西安彩票案里面那个刘亮往那高台上一爬，就宣告了司法的破产，那个因为害怕父母交不起巨额择校费的小女孩的自杀，中国的教育也就在那一刻，彻底的破产了。福州的这件事情可能宣告我国的上访申诉制度的彻底破产。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一个阶层，他们的都应该有一个可以正常申诉的渠道，而不是绝望。否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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