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0日讯】 学习班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六
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
——题记
临沂市三区九县在这次运动式的计划生育大行动中，有一个号称“学习班”的东西。今天50岁以上的人对“学习班”这个词应该并不陌生。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简称“学习班”；它一开始是通过反复学习“老五篇”、毛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让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达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但后来演变成了比监狱还恐怖的东西，无数人在里面受到肉体折磨、洗脑和精神摧残，被打死的和自杀的也不胜枚举。它是奥威尔101号房间的中国式克隆，是中国的集中营。
“学习班”这个文革的幽灵在2005年的山东临沂死灰复燃；不过准确地说，这个幽灵一直游荡在全国的计划生育运动中和打击法-轮=功-团体的运动中，从未消散。但临沂的“学习班”却如此切近、如此惨烈，我亲眼看到它给人们留下的肉体伤痕、亲耳听到它的种种恐怖，并从受害人的哭诉中感受到它所带来的精神摧残。这一切让我深感震惊。
抓人是学习班的第一步，在抓人之前，学习班还只是乡镇政府的几个办公室或空房子。通常是四五个计生人员（本文所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负责分片儿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多的时候是30多个，坐着一两辆或三四辆车，在深更半夜、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黎明之前，叫门、别锁、砸门、翻墙、砸玻璃，一拥而入。
沂南县双堠镇的陈庚江讲，“2005年4月19日11点左右，天下着雨，我在家看孩子，听见门哐啷一响，三个人猛地闯了进来，厉声说到：走，镇长有请。……紧接着又进来二三人（其中有韩玉林、徐圣厚），当时慌乱没看清楚，他们一齐包抄过来，猛扑上来，其中一人说，你老实点！把我拉出门外，强行绑架……有拧胳膊的，有按我脖子的，往外死拉。”
沂南县界湖镇东明生村张德路讲：“早晨五点在烙煎饼，妇女主任带着七八个人叫开门，让我女儿（张成爱）上车：他们说：你不上车，抬着也要抬上车！（我女儿）就被抬上车，抓到镇计生办的小屋里。”
费县梁邱镇西后柱子村56岁的门守花在控告信上写到：“（因受二小姑牵连，）今年农历三月初四早晨六点半左右，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计生委一行人手持警棍木棍，突然闯入房间内拳打脚踢，强行押上车，逮到计生委大院的几间闲屋内关押起来。”
梁邱镇西后柱子村的杨培荣写到：“我因女儿的三大伯哥超生而被抓，抓我的时候是夜里，梁邱镇计生委一伙人就闯进了我的家中把我从床上拉下来，连当家人也不叫给说，就把我拉出了门外拳打脚踢，打完了扔到车里，送到梁邱，一天打两回。”
老辈人说，这样的景象，只有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出现过。“他们比鬼子还厉害。”（《临沂市“扎”连十族》）
被抓的人有时候被告知是“去学习”，但他们被押进的这个“计生学习班”却极其独特：没有桌子，没有教材，没有老师，教具是警棍、木棍、橡皮棍，负责用刑的则是受过“保先”教育的“计生人员”和雇来的外地打手。而学费是每人每天100元；有时还得托关系、请喝酒才能放人。
梁邱镇桃花顶村的张建富：“他们把我带到一件黑屋里，用木板、橡皮棍靠打我，把我打昏后再用凉水泼醒，我浑身打颤。他们又问：‘到底说不说，你侄子到底在哪里？’我说真的不知道。他们又把我打昏，用凉水泼醒我后把我押到一件屋里，一共扣押我半个月。”
梁邱镇61岁的张宗华老人：“抓到计生办，进去就被踹倒了，七八个人穿着皮鞋踩我、踢我。眼眶被打淌血了，胳膊也被打破了。我被打得昏过去了。”
梁邱镇44岁的徐长军讲的这种刑讯方法，几乎费县的每个被调查者都遭遇过。“张庆华、范守会、李良儒、刘文富、裴京栋、李天宝6人让我协助找我叔伯兄弟徐长庆，我说行，但不知道在哪儿。于是两个人就把摩托车头盔倒扣在我头上，两个人拧我胳膊，有人从后面用脚踢在我腿弯儿处，有人按我，使我跪在椅子桯上。张庆华说，‘每人打50橡皮棍！’六个人都打了，有的超过了，有的不够50下。张庆华问，打够了吗？他们说够了。张庆华说：‘再让上点儿！’又打。” 徐长军被打得眼圈发黑、晕头转向，第二天被两个人从车库里架出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形，手一松，就摊在地上了。
梁邱镇上阳庄的肖瑞兵（44岁，独身）回忆那时的情况：
“晚上镇计生委的人酒足饭饱醉醺醺地来审讯我，首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把椅子翻过来，四脚朝天，把我按在椅子腿中间，一人按住头，用橡皮棍就打，我与他们辩理，他们就打得更凶狠。并说，打死顶多赔偿埋葬费两万元。他们六七个人一拥而上用橡皮棍往我身上乱打，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昏死过去之后，三个多小时还没有醒来，他们就用一同凉水把我泼醒；泼醒后他们说我装死，又有两个戴头盔的蒙面人用橡皮棍狠狠地毒打，直到再次昏死。”
施暴者用摩托车头盔蒙住受刑人的眼睛，或用强光照着受刑人的眼睛，或蒙住自己的脸，反映了他们犯罪时的心虚：也预示了他们将放纵自己的兽行，因为被打者看不见他们狰狞的面孔。
被费县新庄镇计生办抓去的刘西东说，“关在屋里，打灭灯后，又是这种打法；我不趴，三个人把我按上去打我，椅子歪了，我趴到了地面上，他们就把椅子放在我腰上，两个人踩着椅子，一个人踩着我的脖子，另两个人用橡皮棍抽我，还有一个拿手电筒的。”
学习班的酷刑花样繁多，有让受刑者脱下衣服拿警棍抽的，有抠软肋的，有抽耳光的，有拔头发的，有踩脑袋的，有拿皮鞋打脚面的，有用口袋把人套起来打的，有卷起报纸抽嘴巴的，有拿木棍敲脑袋的，有强迫蹲马步的，有连番审讯不让睡觉的，有不给吃、不给喝的，还有专门的“水牢”——暴力已经日常化了，暴力语言也日常化了；伴随着酷刑的是无时不在的精神威胁和人格侮辱。
张宗华老人说：“他们天天指着鼻子骂你。我们天天哭，加上被打伤了，根本吃不下去饭。”另一个老人讲，“他们不打我们的时候就骂我们，祖宗三代的骂。”而一边打一边说“打死你也就一万元埋葬费（有的说两万）！”也是多数施暴者惯用的一句话。不幸的是，打死人的时候真就按这句话说得办，甚至也一万元也拿不到。计生口号同样充满了赤裸裸的、血淋淋的暴力：费县新桥镇胡家庄村张贴的计生标语是：一孩放、二孩扎、不扎就动法。费县探沂镇石行村张贴的是：对非法生育者坚决从严惩处。其他地方还有“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山东民间流传的计生口号则是：“喝药不抢瓶、上吊就给绳”、“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学习班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构成对人格的极大侮辱：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下坡村58岁的陈百高讲：
“就在哪儿（学习班）押着不让出来，这边(东边)一个大尿罐。这边（西边）一个大尿罐，东边里男的，西边是女的，一个屋里男女60-70口人。唉！女的那边尿都淌到这里，晚上都没法睡觉。简直是……不是人住的地方，拿着人不当人。一个屋子男的女的都关在一起，有时候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有时候60-70 人、有时候40-50人。”
兰山区义堂镇的孟凡芝说：
“关的那天晚上有10-20多人。休息就坐着，白天晚上都在那儿坐着。不能躺也没有地方躺，妇女和劳力（男人）、老的少的都在一个屋里，大便小便都在一个屋里。上厕所也不叫出去。上厕所就在屋里挡了一个小刨花板，就这么高低（大约1米左右）。人在这地方吃饭，那儿就是拉屎茅（距离大约2米）。”
夏家沟村的夏兴荣说：
“四十多口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混合关在一起。到了晚上8点他们就锁门，第二天早上六点开门，这期间不管有什么事一概不管。在这段时间吃饭不敢多吃、喝水也不敢多喝，（因为）一但要解手就麻烦了。人瘦干了，光这一样别说挨打了，光受控制就把人困死。”
梁邱镇的门守花说：“名义上是办的学习班，实际上是打人骂人的‘劳教所’。”村民张宗喜（残疾、单身）也被弄去学习，他在控告信上说：“那里好像是人间地狱。”
文革中的一些学习班实行“三不准”：“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而临沂计生学习班比文革更残忍：不准顶嘴（顶嘴打得更狠）、不许出屋门、晚上不许上厕所、不准送饭（谁送谁也被纠进学习班）。
制造恐怖一开始是为了迫使受刑人找到自己的亲属或邻居，但后来制造恐怖自身成了目的。梁邱镇桃花顶村村民张宗学被打昏、冷水泼醒后，一个领导走过来说： “这叫杀鸡给猴看，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厉害。”有人向我们说：“说实话也打、不说实话也打。”答应找人也打、找到了人也打；清醒时也打、喝醉了也打；交钱也打、不交钱也打；想告状的打，不想告状的也打；反抗的打、不反抗的也打；本乡镇的打、外乡镇的也打；壮小伙子打、老弱病残也打。计生干部成了以施虐为乐的虐待狂，成了打人打红了眼的职业打手。我们的制度一度是左倾竞赛、鼓励残忍，临沂的计生学习班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制度其实远远没有和我们告别。以恐怖为手段的计生工作，如何异化成了以恐怖为目的的计生工作，还有待研究。
到底有多少人被非法拘禁在学习班里？据陈光诚粗略统计，临沂共有1080万人，约有占人口12‰的人被强制结扎，即13万人；被牵连的亲属和邻居每人有3 -30人，以4人计则为52万；被拘押的时间一天到三四十天不等，以三日计则为156万天（约合4300年），每人每天收学习费100元（有的地方在这次运动中没收，有的则多收数倍，但多数为每天100元），按60元计，则为9300多万元。这还是保守的估计。而农民的血汗钱买来的是暴行、屈辱和恐怖。
计生学习班制造的恐怖一直到现在还统治着很多村民。不敢接受我们调查的、不敢去报案的、不敢去法院起诉的、不敢让我们录音和拍照片的，不计其数。恐怖，弥散在山东临沂的各个村子，深入到亲历酷刑折磨和听说学习班故事的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2005-8-22
向人性宣战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七
损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儿媳妇宣布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了。
——题记
很多人用“野蛮”来形容临沂的这次计生运动，我觉得“野蛮”二字远远不能显示其罪恶的程度。这种邪恶超出了违法行政、滥施暴力、疯狂敛财、迫害人权、扼杀自由的范围；它摧毁和企图摧毁的东西是民间社会的伦理基础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对亲情人伦的强调，尽管这与熟人社会的结构有关，但我相信即使在将来工业化、现代化程度很高之后，这种亲情关系仍然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值得嘉许的特色，是中国人心理世界的重要一部分。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即使没有事业上的追求，那么亲情之爱完全可以成为我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可以为了亲人友人的爱和我对他们的爱而活。
临沂计生的株连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株连。一个老党员受害者痛心地对我们说：“古代皇帝株连九族都没干过的事，让共产党给干了。”
房仲霞的家属有22口被株连。先后被抓、被关押、被打、被收学习费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岁）、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亲妹妹（孕妇）、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孙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四姨、婶婶、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被发现就跑不了。这还不是最多的。很多人被抓进去好几天之后，才知道是受了哪个亲戚的牵连。
还不至于此。除了亲戚，邻居也要遭殃。干部们执行的政策是方圆数十米乃至数百米的株连（有的推行十户联保政策，一户出了问题，十家受处罚），连户的长度，有时候说是50米，有时候说是200米或500米，有时候就干脆整个村子连坐，一人有问题，全村见人就抓。（“有问题”是村民的说法，实际上躲起来的、逃跑的人中只有极少数是超生的情况，而且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不能对她们实行强制堕胎；多数是为了躲避被结扎，而按照法律，采取哪一种避孕措施，应该由当事人自愿选择。）最厉害的时候很多村子没有一个人晚上敢呆在家里，连续几夜睡在田地里。堪称是法西斯式的恐怖。费县梁邱镇的门守花写到：“他们由乡镇戈壁们的工作人员临时结合在一起，号称‘计划生育工作组’不分黑白昼夜，随时随刻派车到各村逮人、抢人，一村如有一个外逃户，他们结合本村人的检举，就逮亲戚、逮邻居、逮亲戚的邻居，逮居住房屋150米之内的人，甚至整个村见人就逮，弄得百姓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家家户户不敢开灯，夜里在田间地头睡觉，完全跟抗战时期躲日本鬼子一样。”
探沂镇丰厚村一位叫石明理的老军人，因儿子超生被抓；当兵的军官儿子说情之后，石老汉被放了。于是工作组就去抓他在另一个村的女儿与女婿。女婿爬上房顶从西邻居家房顶上跑了；于是抓走了西邻居季振钢。季家媳妇天天到石老汉家骂；石老汉过意不去，要求替换季振钢。工作组不肯，他在电话里听到季振钢被打的惨叫声。季家媳妇又来骂人了；善良的老汉石明理羞愤中喝下农药自杀。
株连政策破坏了和谐的亲邻关系，是村民诚惶诚恐，怨气丛生。计生人员有时候并不是找不到他们要抓捕的对象，而是故意让亲戚、熟人带路，一来推托自己的责任（“是你侄子带我来抓的，不是我”），二来斩断血缘纽带、破坏亲邻关系、制造仇恨、分化瓦解、阻止村民联合抵抗，以利于他们更有效地开展恐怖工作。费县梁邱镇夏家沟村夏京山的故事典型体现了这点。
三月初八天不亮，计生办七个人把我和我家属（媳妇）抓上车，问我，你二哥在哪？我说，他打工去了，不在家。他们撬开二哥(夏京江)家大门，看没人就出来了；打我一橡皮棍，又让我领着去抓夏京为、夏传云；夏京为被抓。又去夏传邦家，把她的儿媳妇打了，抓了。……三月初是晚上，审问我是否知道二哥去哪了。我说确实不知道。他们就拿橡皮棍打。又让被抓的曹云刚拿橡皮棍打我；我疼得受不了，大喊，范守会（梁邱镇计生干部）打我嘴不让我喊。打完我动不了了，还让我领着去抓人。到夏京发、夏京河家：每人。他们骂：“你妈了个B，哪里没人你往哪儿领！”……凌晨一点左右又去夏京江家，撬开大门，砸开屋门；京江他娘在睡觉。他们骂我：“妈个B，都八九十（岁）了”。出来砸邻居家门，没人；去后院夏传才家，没人，把玻璃全砸碎。又去夏京纯、夏京成家……张庆华（梁邱镇计生干部）这伙人说：再抓一个！我说没人了。他们说：“你妈个B，有的是人！”又下去抓了夏兴代。问我他姐妹家。一人说，他三姐夫杀猪的，不安全。另一人于是说，不去了。……去抓京江的大姐，我认不准门，他们骂：“你妈个B！弄不准。”让我喊门，我弄不准，他们揣我，拿铁棍捅我。出来人，不是京江的姐姐，是邻居，还是把她家男的拽上车了。
费县石板镇板桥村的梁淑合讲：“计生办主任彭京宝嫌审讯没意思，就令我们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彭京宝教着我们怎样打邻居、怎样打亲戚，让我们互相殴打。彭京宝又嫌打得不够标准、不够狠，说我给你们做个示范。”
毫无节制的株连政策已经破坏了血缘亲情和村社的伦理纽带。
60多岁的宋花厚和她65岁的哥哥被抓去后，计生人员强迫亲兄妹二人互打。她说，她哥哥因为被关了18天，花生和羊被偷了，一些家畜饿死了，损失3000 多元。“我哥哥出来之后，生我的气，一直不跟我见面。他说，你拿3000块，否则永远别来。”
费县梁邱镇的夏兴荣说，“损失一千多元是小事，我的二儿媳妇宣布和我断绝父子关系了。她说：‘你要是不领俺的门，俺什么事也没有。我跟你断绝关系，不养你老了。’……儿女不问（不管）我，这笔账我要跟他们（政府）算清。我儿女不问我你得问我，我指望你养老。”
费县石板镇板桥村的裴京兰在被关押期间，计生人员强行让她带路去抓她本家的四奶奶和四姥爷。计生办的人跟他们说是裴京兰让他们去抓的。裴京兰讲，“我四奶奶和四姥爷信了他们的话，都怪我。抓到计生办，我哭得不得了。我给他们跪下说，还怪我吗？四姥爷说不怪了；四奶奶还生气。”
金家沟村的刘西东说：“小叔子（和媳妇）生完二胎回来后，我骂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再不跟我说话了。”
这就是学习班，旨在摧毁乡村社会人伦基础的学习班。它让兄妹失和、父子断交、友人反目、邻里成仇。它使和谐的乡村充满怨恨与隔阂、给纯朴的民风注入剧毒。 30年前张志新被判死刑，她的亲人还被办了家属学习班，让被逼离婚的前夫和未成年的女儿、儿子表示拥护政府判决，与前妻、母亲划清界限。如今，这个文革邪灵又借着计生干部的暴行、借着极权体制的潜在之毒和被极权制度激惹出的人性之恶，继续在中国大地上逛荡。临沂计生人员的暴行不仅仅是普通的犯罪，它已经越过起码的人道底线，是在向人类宣战，向人性自身宣战。
“盯关跟主义”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八
“想干什么明说。”
——题记
我们在临沂调查计生工作，让我们惊讶的实际上有两件事：一件是暴行本身，一件是官方对这件事的反应和对我们的态度。
到陈光诚家的当天，镇里就来人间是我们的举动；我们要去沂南县计生服务站调查，被镇计生办的人挡住，说是镇长要找我们谈话；我们摆脱之后，又被县委宣传部的人尾随。后来我们一分为三，金蝉脱壳，才得以进入县计生服务站。中午，计生服务站的两个干部又试图阻止当事人给我们写授权委托书，被我顶回去之后，又纠缠司机，不让司机走；司机根本不怕他们。
在镇长那见到了沂南县计生局的刘文冰副局长，谈了一会儿，村民对他的谎话官话激烈反驳，他只好匆匆结束了谈话。黄昏时我们从田间小路，赤脚过蒙河，才摆脱监视来到蒙阴县会见当事人。
我们在的那几天，陈光诚家所在的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天天有人看守，十几个到二三十个，两三人一组，明哨暗哨，固定哨流动哨，昼夜值班。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一辆到三辆车尾随，有时候是偷偷跟踪，我们快他也快，我们停，他也找个角落里停下；有时是明着跟随，车离我们很近，明白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任务。
见到陈百高（临沂兰山区夏坡村）时，他刚被大队叫去谈话。一开始不敢跟我们讲，他说：“这个事（计生的事）说什么我也不讲了……小朱宝村的一个村民因检举党委书记，五六天前双腿被打断了。”在兰山区的调查被跟踪者破坏了。一辆警车见到我们立即尾随过来，我们的车赶紧钻小路，七拐八拐，才摆脱了尾巴。
唯一一次住宾馆，他们三十多个人则闯进房间内进行直接威慑。有临沂市的司法局副局长贺法利、沂南县计生局的副局长刘文冰，还有自称是公安局刑警队的人。他们在另一个房间里带走小苏、小刘，对盲人陈光诚动也动手动脚。实际上在我们邻近的其他房间里，已经住进了他们的人，与我们同行的村民能够认出来。宾馆楼下有很多车，很多便衣，形势紧张。那时候我们有点害怕，怕的是他们用流氓手段夺走我们的资料（笔记、录音、照片）；如果那样，就损失太大了。但是又没办法：出去复印，正好被他们逮个正着、也暴露了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后来证明，他们不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资料）；去邮局寄，他们肯定有办法劫走；临沂的计生运动可以证明，公权力想做的事，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天下午的跟踪；一辆金杯车把前后的车牌都用红纸蒙起来，跟踪我们到法院后，把红纸撕下扔在地上，我们出来正好发现了红纸和停在马路斜对面的金杯车，于是把红纸捡起来，拍了照；我们往客运站走，那车也跟随着，到了地方，他们分头下车。有一个女的装作去买菜，后来又装着去买冰棍；站牌下有个男的装着打手机；另一个女的装作等车，周围至少六七个人在盯着我们。这一切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过马路去吃饭，装作买菜的那个女的也跟过来；我放慢脚步，问她，跟踪我们干啥？她说：“没有啊，是找人的。”我问她是哪的，她说是莒南县的。后来又问另一个女的，她说是沂水县的，不认识前面那个女的。可我们明明看到她俩在一起说话。车站处处有监视我们的耳目；小吃部老板说外面有人总往店里盯着我们。实际上，我们邻桌的两个男的就显然是盯梢的；我们就故意说些不软不硬的话给他们听。吃完饭，又在隔壁的店里发现了那两个女的；我们进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显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又走，她们又跟过来，离我们很近，那意思是说：“我们是被你们认出来了，跟踪你们也是上面的任务。”我给了她们一张名片，说有事可以联系。她们承认说是沂南的。我们开玩笑说，跟踪我们又不是你们的本职工作，你们可以拒绝嘛；要不就要加班费。
沂南的计生干部和我们座谈的时候，计生服务站的吴站长最爱说的是：“中国人太多，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无后为大，农民观念落后。” 他还说，“结扎手术，割个小口、打一点药，十分钟就完。”“老百姓认为结扎是一种对身体的伤害，是一种惩罚，从医学上讲，结扎有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 （我问过一个在计生部门工作的朋友，当地较好地实行自愿原则，而自愿选择结扎的一个都没有！）而对胡丙美、徐西凤（沂南县双堠镇村民，有甲亢而被强行结扎，留下后遗症）的痛苦没有丝毫的同情。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是上面下达的生育指标，他们不管群众死活，他们不敢面对细节。
在我的博客专栏上有一个跟贴，有点儿意思：“是不是有人故意要整李群？你们这些狗东西到临沂来过吗？这几年临沂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漂亮了，俺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心里高兴！得罪你们了？想干什么明说。”这位“普通老百姓”的话很耐琢磨：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要整李群”，用官场斗争逻辑看一切问题；“想干什么明说”，难道我们说得不够明确吗？他以为一切行动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位如果真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就看不到那些被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者的痛苦、看不到学习班里的酷刑、看不到株连十族的恐怖？
在《临沂市“扎”连十族》一文中提到，费县探沂镇镇长在费县电视台公然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一位姓皮的朋友打电话给临沂市兰山区司法局，回复是：“计划生育是国策，现在有点粗暴，但是只要不打死，致残，其他不算违法，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计生委的回复是：“这是违法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请当地公检法想办法。”而人大、公检法的路也几乎不通。
在我们回到北京后，临沂官员随后赶来，到中央走关系作工作：他们的工作分两块，一块是要求上面保护他们，不能允许曝光；另一块是给调查者的单位施加压力，让我们少管闲事。我们走后，村里统一开会，要求２４小时值班，要求党员要带头拒绝采访。陈光诚则几乎被软禁，走到哪跟到哪；接受我们调查的村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哄骗、威胁。他们在对我们实行“盯关跟主义”的时候，几乎不计成本。用纳税人的钱、用横征暴敛来的“学习费”来掩盖事实真相、打击维权行动，这是他们“出了事”之后的本能反应。这在反映了他们无耻的同时，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心虚。
2005-8-23
人性不曾屈服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九
他们用爱、用宁静的微笑来恢复被破坏的生活；他们用团结、宽恕和理性来对付恐怖主义。
——题记
高智晟有一篇文章题目起得很好，叫《有谁战胜过人性》。他说，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哪种力量曾战胜过人性的纪录，今后也不会有。临沂的暴力计生运动已经向人性开战；我见到太多的泪水、屈辱、伤痕和死亡，却不曾看到作为整体的人性的屈服。
陈光诚从三岁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本来这个世界已经对他极不公平，应该通过声音和心灵让他感到生活更温暖、更光明、更美好的一面。但他听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个让人揪心的故事，是计生人员砸玻璃和打人的声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们的官话、谎话和骂人话。而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他家的院子里种了无花果、石榴、椿树、柳树、梧桐、滴水观音，养了猫、狗和斑鸠；他知道哪一株月季是黄的，那一株是红的。他自学法律，为残疾人维权，卓有成效；他会操作电脑、传真机、影印机；他会英语，朋友分布在世界各地；他的大脑储存着大量的电话号码、声音和道路，去本村的村民家里根本不用别人陪伴，我们这些明眼人经常由他指路；他家的电话像是一个法律咨询热线；这一次他又路遇不平，临危不惧，决心揭开暴力计生的黑幕。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总是很亲切、很乐观，即使在电话被窃听、行动不自由的时候。那一次他在听到李思怡的故事时痛哭不已；我攥着他的手，安慰他。那天我疲惫不已，他就在车上给我按摩脖子。我想陈光诚在当地的威望，不仅仅在于他的法律知识和行动勇气，也在于他那敏感而丰富的心灵吧。
苏永军是个憨厚的村民，在我们调查时全程陪同。有一天早上，他用铅笔写满了几页纸，说是要散发给更多的村民；我看后深感佩服。文章题目是《扎连十族对不对？》，内容如下：
先看我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九条：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三十九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二）滥用职权、怠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三）索取、收受贿赂的；（四）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第四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三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
还有很多规范计划生育工作的条款，我们不再一一列举，总体而言，公民有选择避孕方法和避孕措施的权利，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强制任何一项避孕措施都是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目前我们这个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已经严重违犯了《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民法》，明显违反了《山东省人口与计划条例》，有关人员已经明显违反了《刑法》，构成了犯罪。
他们这些所谓的政府官员、计划生育人员挖空心思搞国家计划生育拨款、利用这些款项去做伤天害理，违法乱纪之事，这是与人道民主的人类文明主流背道而驰的。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对公民进行非法拘押、殴打、强制流产、强制堕胎、滥施罚款，我们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我们的正当权利，与他们斗争到底。
更多的村民们已经克服了恐惧，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在陈光诚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途径。8月14日早晨在村子里的抗争，使我们整个行程中最过瘾的一次，也是村民最解气的一次：
前一天我们被迫离开宾馆回到陈光诚家已经夜里两点；20个左右的明哨暗哨，在黑暗的角落里监视我们的行动。这些人心里极为阴暗，他们用手电筒往树上晃来晃去，故意把全村的狗逗得直叫，狗不叫了，他们又用这种办法把狗弄叫，使得村民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想跟他们说一说这事。他们两人三人一组，见我们凑过去就像溜走，我们喊住他们质问说：“你们是这个村的吗？”“你们执行什么任务的？”“都来了，有什么不能说的？”他们支支吾吾地溜走了。又到另一拨（后来知道其中有张婷举）人面前：“你们几天来一直吓唬村民故意把狗弄醒，骚扰村民，这太恶劣了！”另一伙人见到我们，赶紧钻进胡同，我们追上问道：“你们是这个村的吗？”他们说是；这时候村子里的很多人都闻声赶到，说：“不是！”村民群情激奋，纷纷指责他们故意把狗弄醒，弄得一宿睡不好觉。我们警告他们：“不管哪一级领导让你们执行任务，你们都不能骚扰村民，今天晚上决不允许把狗弄叫的事发生！”
我们又去跟另外一人“打招呼”，陈更江和徐玉芝认出了是闯进他们家里并动手打人的徐圣厚：“就是他动手打人，还拿了我摇把子现在还没还！”他说：“我没打！”陈更江说：“你在家里按我头，就是你！”郭玉闪拿出录音笔：“你说的话要负责任！”他说：“我没拿摇把子！”我们问：“你是经管站的吧，你有什么理由闯入村民家里？”他不语。我们问他：“你敢不敢承认你现在说的话？”他说敢。陈光诚逼问：“你到底有没有闯进陈更江家里？”昔日气势汹汹的徐圣厚低头不语，极为狼狈。
有两个领导模样的人走来，我们去问，他们说是买树的。还有一些抓人、打人的计生人员被当事人认了出来，村民和我们一道对他们严厉质问。村民们已经克服了恐惧。几个月来，几十年来受计生人员的欺负，一下子发泄了出来；而且有节制、有依据、有策略。一个村民跟我们讲，就算官司赢不了，这次也解了气了！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像那天早晨一样在这帮官僚面前扬眉吐气了。（第二天县计生局的车来接我们，司机讲，他不知道去哪一家，就先到镇政府找人带路，结果没一人敢去。）
不少因受牵连而被关押、被毒打、被罚款的亲戚和邻居一起过来向我们讲述，他们之间没有隔阂和怨怒，因为他们心里面知道谁在挑拨关系、谁在滥施暴力、谁在敛取钱财。他们在亲友或邻居被抓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去替换母亲、替换病人、替换老年人、替换更无辜的人，尽管他们明知道关在里面意味着残酷的毒打和无尽的辱骂。下坡村的陈百高与二儿子二换一换回了儿媳妇；上阳庄肖瑞兵的父亲去替换在里面被打伤的儿子：马下沟村的宋花厚去替换她侄儿，丰厚村的石明理老人要求替换邻居季振钢。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村民对我们都非常友好，第一次见面就没有距离。我们临走时，陈更江的妻子送给我们三人每人一双她绣的鞋垫，设计巧妙，构图精美，做工细致。有这样丰富细腻的心灵，那些对人性宣战的人怎么能得逞？
向人性宣战的株连政策、让亲人互相用刑的暴行（本想用“兽行”，但我还想不出那种野兽会强迫同类亲属互殴）、制造恐怖、仇恨和残忍的计生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农民的纯朴、善良和坚韧，没有破坏朴素好客的民风；人性的光芒并没有被摧毁。他们依然用爱、用宁静的微笑来恢复被破坏的生活；他们用团结、宽恕和理性来对付恐怖主义。他们渴望人道和自由，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2005-8-24
野蛮是如何炼成的？ ——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十
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使我们不被仇恨和恐惧所吞噬？
——题记
在这篇报告里能够记录下的苦难和罪恶，不到我们手中材料的十分之一；我们所调查的物件，不到愿意接受调查者的百分之一，不到全部受害者的千分之一。用罄竹难书已经无法形容：如果写在竹子上的话，恐怕一火车都装不下！我想在这里列出临沂的三区九县：兰山区、罗庄区、河东区、临沭县、费县、苍山县、沂南县、蒙阴县、郯城县、莒南县、沂水县、平邑县，我们不能遗忘临沂各级计生人员的罪行，就像我们不会忘记临沂民众所受的苦难一样。
需要反思的也太多：计划生育政策早有学者提出质疑，它带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溺婴、贩婴等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计生工作中的大规模迫害人权现象历来被国际社会所严厉谴责，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成员被一些国家当作“酷刑犯”禁止入境；全国计生工作中大量存在野蛮执法现象而很少有人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用大规模运动的方式搞计生工作的问题；基层政府的黑社会化问题；乡镇政权的存废问题等等。笔者无力一一展开论述。这里我只提出一个很多读者都会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计生人员如此野蛮？
我在前文中隐约提到了一个维度，那就是人性。对人性的谴责，对罪行的追惩，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没有在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人性中既有天使、也有魔鬼，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一贯认为，若想更清晰地理解人性的具体表现，就要考察具体的约束条件，也就是坚持社会学、经济学和制度进路：是什么东西让临沂的计生人员如此邪恶？
被调查者、陈光诚和与我们座谈的计生干部都提到了临沂市2004年的一个档，这个档是临沂大规模野蛮计生运动的发端和“法律”依据。当我们想看这份档时，计生干部却遮遮掩掩、不予提供；不过在互联网上却很容易搜索到。这份2004年7月9日印发的 (临发〔2004〕18号)《中共临沂市委 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共7000多字，并没有我们想像那样杀气腾腾。（党和政府的档中，杀气腾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多数还是注意文明用语的。）它提到了临沂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原因是，“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一孩生育证的取消、婚姻登记手续的简化、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的实施、经费的减收增支、利益导向力度的加大、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的推行等,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1条）此外，“一些同志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既有无所适从、畏难发愁、被动应付现象，也有满足现状、盲目乐观、松懈麻痹的问题。人口计生工作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第2条）
因此提出了一系列严控指标：“确保全市合法生育率保持在97%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之内。”“到2008年全市实现全面创优。”“把出生人口性别比稳定在正常范围内。”“全市出生缺陷发生率控制在6‰以内。”（第4-6条）为此要采取的措施是，“对违法生育的，要严格按照《人口法》、《条例》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有能力而拒不缴纳的，计生部门要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12条）“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为村计划生育工作第一责任人，村级计划生育‘五职责任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村计生主任、村计生服务员)共同负责本村计划生育工作。（第14条）“推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搞好节育措施落实。坚持‘六是原则’(教育是基础、知情是前提、指导是关键、首选是长效、自主是核心、满意是目标)”，提倡“生育一孩后首选放环、生育二孩后首选结扎”，落实安全、有效的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第17条）
运动式治理需要动员党政各部门的力量，需要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制度”（第26条），计生工作就是“一把手工程”。档里列举了纪检监察、组织人事、财政、民政、公安、卫生、药监、教育、计划生育等部门的工作重点，比如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计生部门社会抚养费征收强制执行申请，采取措施提高执行到位率。”（第19条）（对起诉计生人员违法行政的则只字未提）
档把大量的笔墨放在了对各级领导的考评上，也就是与政绩、与官职的升降紧密地挂上了沟。计生工作不仅仅是一票否决权，干不好要丢饭碗，干得好则官运亨通：
“组织人事部门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年度考察、换届考察内容,作为干部提拔重用、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第19条）
“在市纪委监察局等20个计划生育分工职责部门中,实行‘垂直管理、对口考核、排序通报’的条条抓、抓条条责任制,实行查下评上、部门互评等考核办法,加强履行分工职责考核,奖优罚劣。”（第20条）
“党委、政府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计划生育干部,在干部提拔重用、学习深造、岗位锻炼、评先树优方面,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在推荐选举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要有一定比例的计划生育干部。”（第23条）
“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党委、政府和各计划生育分工职责部门，层层签订《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严格考核奖惩。对完成责任目标、成绩显着的单位和计划生育责任人，予以表彰奖励。对连续五年取得优异成绩的,授予单位‘计划生育特殊贡献奖’，给予‘五职责任人’记功奖励。对工作被动落后的,给予工作警告、黄牌警告；问题严重的实行‘重点管理、一票否决’”。（第27条）
“每年召开人口与计划生育奖惩兑现大会,对先进单位给予表彰奖励,宣布对落后单位的惩处措施。对受到工作警告、黄牌警告和重点管理的单位,限期一个年度内扭转工作被动落后局面，年度内实行月调度、季汇报、半年评估、年终考核的跟踪管理制度。同时,受工作警告的单位,年度内不得当选计生工作先进单位,一年后经考核工作仍被动落后的,给予黄牌警告或纳入重点管理。”（第28条）
“受黄牌警告的单位,已命名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的撤销称号，相应承担五千元的经济责任,计划生育责任人个人负担10%，并不准提拔、不准异地调动，一年内不能扭转被动局面的，纳入重点管理。被重点管理的单位，单位和计划生育责任人向市委、市政府写出书面检讨并由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备案；年度内不能被评为任何先进单位，已命名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的要撤销；计划生育责任人不能被评为任何先进个人，不准提拔、不准晋级、不准异地调动工作，已提拔、调动的要追踪处理;相应承担一万元的经济责任，其中计划生育责任人个人负担10%；一年后工作被动落后转不出重点管理的，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第28条）
“村计生主任落实固定补贴待遇,纳入乡镇财政预算,村级其他计生工作人员的报酬采取定额补助或误工补贴的办法解决。”（第29条）
这有点儿接近了问题的核心。官员希望自己辖区内的人口越少越好，这大概算是一个中国特色吧。为了完成上级的生育指标，为了得到奖励、经费和爬升的机会，为了避免惩罚、避免失去权力，各级官僚——从市委书记、市长到村主任、村妇女主任——以及他们的打手——行动起来了。目的是控制人口，手段是不择手段。
据沂南计生局某局长说，2005年给沂南县的生育指标是11,600人，从今年实际执行的情况来看，差不多可以达到11,000人。完成任务不成问题。他提供的数位是，从今年3月到8月中旬，沂南县总共作了7000例结扎。（以此来推算陈光诚的估算数字，被强制结扎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2‰还是相当吻合的。）为什么一定要强制结扎？学医的沂南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吴站长说，结扎有利于身心健康。而陈光诚则一语道破天机：“让他们永远无法再生孩子！”这就是档里所说的“首选是长效”！我问，假如一个人生了孩子后被强行结扎，配偶和孩子去世了，他/她又和一个初婚的人再婚，怎么保障其生育权？
他们可管不了那么多；在一个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下，完成上级的指令是官员的首选，什么生育权，什么人权，什么苦难，一文不值。不对百姓残忍，就无法通过考核。合法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净增人口数都是硬指标：中央给省、省给市、市给县、县给乡镇，一级压一级，都是签了军令状的（目标管理责任书）。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司法独立的体制下，民众就只有挨刀、挨打、挨骂的份儿了。
在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一位在乡政府干了八年的计生干部坦言：“为推行计划生育，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在中国各地存在数以十万计的计生人员普遍违法犯罪的现象，这也算是一个法学的本土资源吧。私闯民宅、毁坏财产、非法拘禁、绑架勒索、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行堕胎、强制结扎，都是对上负责对下无责的政绩逻辑的产物。山东的孙文广教授在《国策之灾》中写到，“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当然是违法的，操作者应为此受法律惩罚。但是产生这种基层干部侵权、违法活动的行为的重要原因，是上级的不当政策，一胎化的国策。”
因此费县探沂镇镇长在费县电视台可以公然声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因此兰山区司法局可以说，“只要不打死，致残，其他不算违法。”因此计生人员和打手在用刑时可以说：“打死你也就两万元的埋尸费！”（一个熟悉情况的朋友跟我说，县领导开会讲，计生工作中只要不是故意杀人，就没事。）因此可以政府可以花钱雇用打手，给打人凶狠者发奖金。因此高血压的、甲亢的、不能做手术的也被强行结扎。因此还差两个月、一个月甚至还差一天的孕妇被强制堕胎。因此可以牵连九族、牵连全村。
“尽管现实中的极权统治总是搞得十分残忍、恶劣，但从理论上讲，极权统治的本意却是在于要做好事。”（胡平）政府的本意是要控制人口、提高生存质量，可是他们用的手段却是蔑视人权、降低生存质量。（况且在缺乏民主讨论渠道的条件下，制定的国策很多时候并不合适，并不是在“做好事”。）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缺位使这种动力机制屡试不爽。为什么这一次是临沂？既是偶然又是必然。有两种很接近的说法，一个是听一个军人说的，因临沂的计生工作在山东排在最末，在省计生会议上，市里的头头被省领导狠批了一顿；于是立下军令状，要在一年内打个计划生育的翻身仗。网上一个替临沂政府说话的帖子也提到了“受到省里的批评” 这个说法。另一个是说临沂的领导要升官，但因计生工作的问题升不上去。这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因为从上文所揭示的制度逻辑中、从一般的社会经验中可以得出类似结论。这即使不是官场显规则，也是官场潜规则。
受政绩驱使的计生运动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发现了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以罚代法，借国策疯狂敛财。广办“学习班”，大收“学习费”，还有结扎押金、保证金、罚款提成、收受贿赂、贩卖结扎证明和准生证等等敛财手段，带头致富的计生干部被称为“寄生干部”。因此即使没有红头文件的微言大义和上级官僚的恣意纵容，经济利益也会驱使计生人员在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临沂的野蛮计生运动是后极权制度的综合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没有民众的参与、官员的任命和考核不受民众的制约而只听令于上级、行政各部门乃至司法部门受控于党委、法院不独立和地方化（资源和人事权力受地方党政的控制）、农民权利被侵害却没有独立的新闻机构关注和报导（中宣部的禁令）、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共产主义传统、愚民教育带来的观念错位——所有这些制度条件都诱发了人性中最邪恶的部分，造成了临沂计生人员的反人类暴行。野蛮就是这样炼成的。没有宪政法治来限制公权力、约束人性恶的一面，这种野蛮就不会结束。
后记：
在我听临沂乡民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往往被悲伤占据；在我一字一字写下他们的悲剧时，往往充满仇恨。但我必须抓住理性。在这个年代作一个学法律的知识份子，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我想，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使我们不被仇恨和恐惧所吞噬？我们还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这种耻辱和苦难？
我还想说宽恕；宽恕那些非人的暴行，宽恕我们同类的人性之恶，因为施暴者也同时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但我没有资格。在那些被打死的同胞的冤魂面前、在那些被打伤的兄弟面前、在那些被整日辱骂的老人面前、在那些被强行堕胎的姐妹面前、在那些现在还在被关在学习班里、被殴打、被监视、还在流血和流泪的人面前，我有什么资格说“宽恕”？我的文字不是为了宽恕，而是为了控诉。这篇文章兼作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信，文中提到的那些计生人员绝大多数已经违反刑法，构成犯罪。文中没有提到的临沂市181个乡镇的计生人员有多少人涉嫌犯罪，我们也要求一个调查，为了正义。
为了真相。的确，“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大主教）；但是宽恕与和解的前提是真相。在他们掩盖真相、公然说谎、威胁村民、阻碍调查的时候，宽恕又从何谈起？
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相是多么珍贵。生活在真实之中多么珍贵。
感谢陈光诚、郭玉闪、涂毕声、李健、江天勇、李和平、李春富、王振宇、浦志强、高智晟、范亚峰、许志永、萧瀚、蔡楚、夏霖、李雅丽、苏永军、刘乃春、陈更江、徐玉芝、张宗贤、张星水、周洪凌、楚望台、杜兆勇、吴飞、王彦、江登兴等朋友和一切关注此事的人们。
此文献给我的还有三个月就要来到世上的孩子。我每天都和她说话、给她读诗、给她唱歌，我常常听她快节奏而有力的心跳，抚摩她；她轻轻蠕动或隔着肚皮蹬我。她早有了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记忆……我多么希望，她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安全和自由的世界，一个值得爱的世界。
滕彪， 2005-8-25。
注：
1、本文所称计生人员，绝不仅限于计生办、计生委、计生局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包括了分管计生工作的、计生工作组的所有干部，以及被雇参与打砸抢的打手。
2、注本文故事均有当事人录音、照片、控告材料为据。个别人名不知确切写法，以谐音代替。当地村民多用农历，偶尔用公历，均以当事人口述为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