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0日讯】“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元素之一，这点是无庸置疑的。中国第一部论述“天地之大法”的文献《尚书》，就确定了“食为政首”。与吾族大贤孔孟相比，西方文化的先哲，几乎都不曾费过心思去谈“食”的问题。这种源头的差异，越到后来，相去越遥远，那是必然的。如今中餐馆遍布欧美，说成是“文明的互补”已属客气，窃以为，乃是“征服”与“被征服”的一种历史进程。
一、忙时多吃，闲时少吃
我有一个大胆的论断，中国人所以对吃如此情有独钟，最根本的因由在于:这个民族自降生以来，吃的问题实际上从未根本解决。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有过一段著名的谈话，毛为了证明战争并不可怕和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他援引东汉末年至三国纷争的战乱岁月，那阵只是刀枪剑戟的冷兵器时代，中国人就死了几千万!亲王觉得不可思议，毛说这是真的，可是中国不是还存在吗?她的文明不是还向前发展吗?毛的论断与此前他说不怕原子弹，地球上死了几亿人还有几十亿的奇特思维是如出一辙的。
但是，毛对自己“革命教宗”的光辉思想有着太过强烈的自恋情结，援引历史典籍之时难免顾其一点，不及其余。实际上东汉末年暴跌的人口数字，并非都是大混战的刀下亡魂，主要还是政治秩序荡然无存，人民流离失所，加上旱灾蝗灾频仍，大饥荒如野火一般蔓延，不可收拾。也就是“食”的链条断裂了。这种恐怖图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重现，决非偶然。中国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的生态结构相当脆弱，据有文字以来的记录，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共发生大旱灾1056次，近代著名的“丁戊奇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二亿，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致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至于水灾，自初民时代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仅说长江，汉代至清代两千年，洪祸多达200余次，平均十年一遇;暴烈不羁的黄河就更不必提了。
由此也可领悟，何以中国的先贤把吃的问题看得那么重，并在《四书》中将不让百姓挨饿奉为一种治国的准则。可叹的是，这一基本的政治理想迄今仍未彻底实现。新中国建政以来年，其中旱年(以农田受灾面积四亿亩以上计算)就占了16年;水患的情形本来稍好些，1952年、1954年的两次大洪祸之后，中国的江河除去局部的泛滥，已有三十年没发过大水了，但自1992年的华东大水灾起，其后几年华南、东北又是黄水汤汤，“人或为鱼鳖”。要宣称温饱已解决了，目下诚是不假，但才眨眨眼，粮食供求又告紧，“谁来养活中国“的讨论众说纷纭。如果一个国家三天两头老去为农业伤脑筋，那么它的温饱问题还是不能说已功德完满。先朝的“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乾盛世”，钱粮充盈，百姓安居乐业，纵有天灾，也周转得过来。然而，一旦政治失衡，人祸施虐，饥饿的梦魇又重临神州。关于这点，现时的执政党最有体会，在其治下发生的那起大饥荒，无论深度、广度而论，都是中国历史上至为惨烈的。
毛泽东固然在“大跃进”中有“粮食太多了怎么办? ”的昏话，但也有过“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训诲，这还比较象人话，诚然它是来自民间的持家之道，毛毕竟是农家子弟，于谚语上的文化遗传还是有的。然而，这些沉淀于底层的人生经验，到底宣泄了中国人对饥饿的“原恐惧”，它既然是一种恒定的东西，就会对国人的观念行为有着强大和深远的影响，对“吃”的文化追求的内驱力，盖源于此。
二、吃他娘，穿他娘
民间谚语的节俭操守，在饥饿的原恐惧面前颇易变形。它会演化为有得吃时“不吃白不吃”，其价值取向臻至极致就是—-“吃得是福”!
在基督教文明中，贪吃是一种罪过，甚至要下地狱(见但丁《神曲》)。而中国人的传统话语中，几乎没有对饕餮的批评与贬抑。一个人能吃，首先就是优点;如食量偏少，他的能力便会受到当然的怀疑。一般的能吃只是“好一条汉子”而已，倘在非常在环境下，泰山崩于前而“吃”不变，这才是英雄本色。樊侩在生死悬于一线的鸿门宴上，席地而坐，剁肉于盾牌之上，豪饮于寇仇之前，其狼吞虎咽的吃相，连霸王项羽也啧啧称为:“壮士! ”不过，樊侩比起其主子还要差一大截，刘邦鼎镬在前，生父已被烹成肉羹，他尤能面不改容地分一杯羹来享用，这种从泼皮行径中提炼出来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真是光照千秋!
“吃”的仪式化、神圣化以及世俗化，早就植根于华夏文化之中。中国人的节日庆典、送旧迎新、红白喜事、团聚告别……无一不是以“吃”来总结并达到仪式的高潮。北朝的花木兰从军归来，槽头的畜牲便要遭殃了，因为家族团聚的仪式不是献花与拥吻，而是“磨刀霍霍向猪羊”。关于吃之亲和作用，《礼记》中就已提到:“酒食所以合欢也”。既然要合欢亲和，自然要在席间高谈阔论，吆五喝六，勾肩搭背，将进酒，杯莫停，乃至各饭桌间乱蹿，以完成感情的交流和编织良性互动的人际网路。古人训诲“食不言，寝不语”，这种仅具养生意义的“大防”早已被突破。只有陈凯歌的成名电影《黄土地》，才追寻出西北高原腹地之中的农人尚存古风，他们在婚宴上吃得是那样严肃静穆、专注投入，真是令人感动。何谓神圣?这就是了。虽然，无声的大典总是与国情不合，所以末了还须有一把嗓子献上尖锐高亢的陕北民歌，大家于是有了些活气与欢颜—-不过这是“吃”的余兴节目了。
说来，中国人没得吃时是那样凄苦无助，有得吃时尽兴地大啖特啖，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农业社会的饕餮行为，顶多暴殄天物而已，还吃不出个巧夺天工来。近代商业社会的萌芽，卒令“食文化”注入了另一条河床。那就是雅致与奢华之风并举。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描写商人蒋兴哥之妻室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两人用膳却摆出了16碗荤素菜色与果品。嘉靖年间，一文人感慨地写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唯大宝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铣蛤三四物，亦岁中不过一二次也。今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明《四友齐丛说》)。明人讲养生术、房中术、饮食之道，也讲排场。而明朝的官吏俸禄又是历朝最低的，故无官不贪。奸臣固然贪，如严嵩日享珍肴百味，从酒具到尿壶都是金银制品;忠臣也不能免俗，张居正及戚继光都是巨富，均好吃喝，嗜品世间珍奇。家养大群南北厨役也是始于明朝，宦海诸公仅海瑞一人清贫自守。然海公是蛮夷化外的海南人，又是回族，于“吃喝风”上浸淫未久，更兼戒律多多，故无“口舌”是非，成全了他的一世英名。
明亡在一个“吃”字上，并非虚言。因为阔人吃撑了，穷人却没得吃，便要造反。此时恰可看到，人民对饥饿的原恐惧不但能左右文化之道统，也能左右中国历史的流向。“吃他娘，穿他娘”成了时代最强音，闯王大军所到之处，无不开仓抢粮，“忙时多吃”、“战时吃干”。义军将官更是狂吃豪饮，将官绅的油水榨骨抽髓。打下北京，数十万饿怕了的乌合之众就象蝗虫一样忙于“吃他娘，穿他娘”去了。于是，江山才易手，顷刻又覆亡。
一个“吃”字，好生了得。
三、吃得是福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者，国民性格也。
清朝人于“食”与“色”上都没闲着。中国的菜系及菜式创新不断发展，文学巨著《红楼梦》中饮食描写频率每隔一二章回就出现一次，肴品争奇斗巧，绝不重复。清朝的厨子不再是奴仆，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成都“姑姑筵”酒家的名联“可怜五十年读书，还是当厨子;做得廿二省味道，也要些功夫。”其间虽有几丝自嘲，亦仅惭愧没戴上儒生的头巾罢了。其实也无所谓，清人不兴头巾，秀才举人与贩夫走卒一律在脑后托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做大厨做到那份上，上街遛达，衣着恐要比读书人光鲜得多。不过，这一厢是食文化日新月异，那一厢是人均粮产年年下跌。清朝的运数本来并不差，鲜有全国范围的大饥荒，但清朝人于房事上太过勤勉，人口持续暴增，粮产的提高完全被兴旺的人丁所淹没。前期不懈拓疆，后期不停割地。总之，这个庞大的农业社会的生态平衡愈见脆弱。
至中共建政，本来对“吃”之问题极为关注—-试问谁来治国竟敢偏废这一根本?毛氏以“人民公社”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古老的民生问题。我们不妨在张艺谋的电影《活着》里重温公社食堂的“大锅饭”情景，真是熙熙攘攘、喜逐颜开。讽刺的是，人民公社至80年代初才寿终正寝，大食堂的解体却要早得多，在大部分乡村，在饥荒尚未出现时就已散伙了。原因无它，大锅饭对传统家庭伦理的革命，偏又焕发了另一种古而有之的心理定式，那正是“不吃白不吃”、“吃他娘，穿他娘”的国民潜意识。再富庶的地区也无法支撑这种蝗虫式的大吃大嚼。闲时尚且吃干，到饥荒时稀也没得吃了，只好去啃树皮草根，聊以活命。
现时中国官场十羊九牧的冗员制，实难“精简”下来，但中共干部的薪俸却要比明代还低。70年代以前，大贪污是罕有的，一穷二白的社会也无余钱去让他们贪。于是有的只是“多吃多占”，这正是“四清运动”要查处的问题。其实那些小有瑕疵的基层干部，多吃固然是为了吃，多占也主要是为了吃。时至今日，官场墨吏不止于“吃”，还要“贪”。如说无官不贪，未免得罪了凤毛麟角的廉洁奉公者，但当下的官场吃与贪都已太过邪乎，这是眼见事实。在那么多的赃官未得到惩处之时，以下这位地方父母官的际遇实在有点儿“冤枉”—-珠江三角洲某市的市长率队进京，他觉得什么大馆子都吃遍了，就是没吃过钓鱼台国宾馆的“御厨”手艺。以前要尝御膳委实不易，皇帝偶尔赐予爱卿的御膳，固是龙恩浩荡，但那不是隔夜菜就是例牌菜，象征性的一个食盒儿罢了，下臣在殿侧诚惶诚恐，汗不敢出，既不便真吃，也吃不出好来。除非你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饕餮大侠洪七公，能飞檐走壁，盗食御膳如探囊取物，这才能食髓知味。幸而如今有钱便万事不难，该市长施施然地享用过钓鱼台的御膳，结账万余银，然后走人。岂料东窗事发，被中纪委查出来便丢了官。其实这位市长政绩还是过得去的，如果他另有劣迹，贪而且嫖，一定会被料落出来数罪并罚，显见得也无大恶，只不过寡人有疾—-嘴馋好吃，终于在一饱口福后栽了跟斗。
然而，吃风大盛，世披靡矣，总是不可阻挡。故此，中国食文化愈见博大精微，历数明、清、民国，尤以近廿年发展最快。从官场士林到草泽民间，一概“吃得是福”。城镇百姓不但用于“食”的生活支出占第一位，接下来用于应酬(主要还是吃)的便是第二位。他们毕竟花的是自家的钱银，而今全国公款吃喝的费用已超过一年千亿人民币。前几年有警世者惊呼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座大庆油田”，据《人民日报》公布(1995年)的全国500家最大企业排名榜，大庆油田高踞首位，资产是358.8亿元。换言之，时下的吃喝风所吞噬的公款已近一年吃掉三座大庆油田!
当官的趁着脑壳还顶戴着花翎时得赶快吃，直吃得社稷大厦将倾，更是要只争朝夕，等到天下翻覆，要吃也没得吃了，所以还是一句话—-吃得是福!
(写于1995年)
转自‘关天茶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