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9日讯】是的，也许我看到的事实远不是全面和客观的，但是，我的确看到了一些事实。在这以前，这些事实我是无从知晓的。1990年的秋天，根据一本对新入校的大学生进行必要政治思想教育的小册子，我了解到，公元1989年，在北京发生了可能要否定某个政党领导地位的斗争。作为夺取国家统治权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在该党出动自己的军队强行恢复领导秩序的过程中，有206人被杀，其中有36位大学生──我曾经反复品味“206”和“36”这两个数字，它们是很抽象的符号，很难说明什么。不过，这两个数字所蕴含的血腥味偶尔会撞击我的心灵，让我恐惧与不安：“谁让你们阴谋夺权呢？谁让你们袭击解放军战士呢？”遇到这种情况，我每每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直到对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事实了解越来越多以后，我逐渐开始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可以存在，并且事实上已经存在着全体人员能够平等、和平竞争国家公职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的地方。当然，在这种地方，基本实现了国家属于其全体组成人员所共有，而对个人自由与人权的尊重，使这种“共有”能够得到良好的保证。
随着这种“不相信”的情感与日俱增，我逐渐开始这样判断，“206”可能仍旧是一个虚假的资料，是有意识地编造出来的。真实的数字到底是多少也许并不重要，但是我迫切需要了解，毕竟每一个数字都曾经是一个和我一样鲜活的生命，曾经和我一样渴望着知识，挚爱着这片土地，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青春。在这本书中，我仍旧没有能够找到答案，但是，我读到了它记载的一则新闻：
“6月4日早晨6时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第一家以中国官方电台的名义向全世界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由此，向全世界正式透露了北京的局势。用英语播音的文稿大意如下：‘请记住1989年6月3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他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不知道我这会儿该说什么。我实在是无话可说。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绝大部分人也的的确确自觉自愿地举起了拳头，加入了少先队，加入了共青团。但是，的的确确有数以千计的弟兄姐妹们在北京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里，被“人民子弟兵”屠杀。我真地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当晚，在木墀地附近的22号楼、24号两幢部长楼中，共有三人在楼上被子弹击中致死。”──如果我们一直是在被愚弄，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直在被愚弄。任何时候，愚弄所有人的人，在这片土地上，都只有那么几个。问题是，一个所有的人都被愚弄着的民族，为什么这种愚弄还能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好不容易熬到愚弄人的那几个人死了以后，接下来的几个曾经也被愚弄着的人又会毫不客气地开始新的愚弄──看不到尽头在他妈的哪里，我们的民族果真遭到过诅咒吗？！
我从来不赞成一些聪明人的聪明做法，并且我对自己的这一态度从来不隐讳，那就是我从来不赞成“要求党和政府给这场大屠杀‘平反’”。我认为，政府、党委也是人构成的，是的，是人，是中国人，我不认为那些人都是些人面禽兽。起码在我所接触的范围内，那些人都有相当程度的文化，待人接物礼貌谦虚，文质彬彬。我也有亲朋好友在政府或者党委部门任职，而他们之所以选择了在那里面任职，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如语言、社会交际等方面有着比别的人更出众的能力，他们比较适合去担任社会公职。如果是他们，是他们变成了魔鬼，肆意地吞噬了本民族的精灵，砸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而他们又不能认罪，不能忏悔，不能乞求亡魂的宽恕，他们就是不可原谅的！“平反”这两个字不仅仅让我感到可耻，更让我感到恶心。在这里，我不想再隐讳我对于坚定抱持着“平反”信念的人们的看法。我认为，要求“平反”的人，从其灵魂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精神阳痿症患者，他们能够分清善恶，但在任何“恶”不高兴的时候，都会屈服于“恶”，主动地为“恶”让道；一类是沾染了很深魔性的人，他们从骨髓里甚至妄图利用亡魂的哭泣所产生的力量；一类是灵魂空白者，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水面上的落叶般随波逐流。
对于这场屠杀的全部事实真相，对于死去的人，除了彻底的调查、彻底的赔偿、彻底的依法惩办罪犯，我不明白“平反”到底是什么含义？难道“平反”也是中国特色吗？如果是，请将它抛到垃圾堆里去。
另外，这本书从笔法上非常“高妙”。作为在这个大陆上生活了将近29年的人，也许我能够理解作者的苦衷：既要把一些事实告诉人们，又得为自己的人身安危考虑。但是即便在这种“可以理解”的前提下，我也并不赞成作者的做法，那就是对于一些重要资料的有意识的过滤和筛选。兹举一、二例如下：
◆其一，“根据政治局常委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决定，命令于6月3日零时──即6月2日晚）一部分尚在郊外的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市区，继续向警戒目标开进。”随后，“2日午夜近11时，在木墀地发生一辆武警部队的三菱吉普车行车途中，突然冲上人行道的重大车祸，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不到10分钟，多辆警车迅速赶到，员警立即以绳索将人群和肇事车辆隔开，并将死伤者都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肇事者被警车带走。警车将肇事者带走后，不少市民议论纷纷，说这里面有文章。有人说，这辆车没有牌照怎么可以自由行驶？员警不待勘明肇事经过，就将肇事者带离现场也不合交通事故处理规则？肯定是戒严部队要进城了。于是，一些市民不顾员警阻拦从肇事的车厢中翻出军装、地图、报话机，证明他们是军人伪装成平民。这一异常现象使在场的人们意识到，军队正在化装进城，真正的戒严就要来临了。这一消息迅速从木墀地传开。”──这直接成了戒严部队和群众形成对抗状态的导火索。而随后人们发现，“几小批戒严部队化妆进城”，并立即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其二，“3日下午1时许，在六部口的马路中间，截留着一辆大客车，这是一辆满载枪和弹药的军车。周围聚集着几千人。几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车顶上，不时向人们打着Ｖ型手势。客车的顶上放着一挺机枪，这几名青年不时用带刺刀的步枪挑着钢盔向人们展示。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试图多次解围均不能成功。”
以上两段文字所表现的各种事件的“巧合”程度，以及违背起码的军事常识的地方，在这里已经不需要多加讨论。以该书作者了解资料的保密程度和详实程度，我个人认为，这也许是作者故意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决策细节，如有意挑起军民暴力冲突的事件是谁决策的、是怎样部署和执行的？至于后来作者所谈到的，“据多方面调查证实，整个清场过程，戒严部队在广场上没有枪杀过一个人，也没有发生过坦克碾人的事。”──在当时那种疯狂的情况下，木墀地、珠市口、六部口等地都有大量群众被杀，这种所谓的事实，还能有谁相信呢？
我无意再去看该书的《后记》，我努力地合起这本血淋淋的书卷，但我无法合起良心。作为个人，我无缘参加那场运动。在知道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后，我一直试图逃避。我熟悉我的民族，一方面稚嫩、脆弱，一方面古老、庞大。这种特点既让它的躯体难以承受自由的博大双翼，又让它对于自由翅芽在肩头的成长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罪人总能逃脱惩罚，而恶始终占据着上风──不知抛弃了我们的上帝，是否还给我们留有忏悔的机会？如果我有罪，我也只剩下大喊：上帝啊，降天火来！
2006-01-16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