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报导)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继续在体制内外引起深入的讨论。如果说中国应当采纳一些社会学家的建议，以户籍登记制取代现行的户籍审核批示制，那么将“固定住所”和“固定收入”作为户籍登记的条件是否合理？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思路？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和网路杂志《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就这些问题作了一场讨论；本台记者杨家岱主持了他们的讨论。
记者：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会的会长陆学艺，他主张取消这个户口“审批制”代之以户口登记制。他说登记只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固定的住所；另一个是要有合法的收入来源。对于陆学艺会长的主张，您们两位先生怎么看？
伍凡：户口问题是中国二元化社会的一个结果。从1954年开始到现在50多年了，现在这套制度已经行不通了，不合于人的流动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现在它要采取《登记制》的办法，我觉得也是不公平。你要有住房，如果我没有住房，我就不能住在城里吗？如果住在亲戚朋友家里，我可以不可以住进去呢，这是第一。
第二、固定收入，这又是一个限制。什么叫固定收入？所谓的固定收入是不是要吃官饭，才叫固定收入，那么做生意的人怎么保证他有固定收入呢？以住房和经济来源来依据，我觉得是歧视。
记者：据我所知，在美国要拿绿卡也有一些条件，这个情况和中国户口改革里的《登记制》有没有可比性？
伍凡：在美国申请绿卡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固定收入，难民进来哪有固定收入？
记者：冉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
冉伯恭：中国的这个的问题，和其他欧美国家不同的。主要是它的流动人口数量太大，且流动速度太快，因为这两种原因，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究竟怎么样解决这问题，我想理论上来说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可以正式来固定住所、固定收入。
理论上这个办法这么做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做起来很困难，比方说一个这么多人口，他可以找到人事透过人事关系找到固定住所，也可以透过人事关系找到工作，但是今天有工作明天不见得有工作，明天两个条件就没有了，这还是一个问题。
记者：这个户籍制度改革的前提或者说是个障碍，目前实际上是社会福利包括养老保险、教育、医疗各各方面的待遇。这些方面的待遇、福利是由地方财政都得解决的，数千到万，地方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做不到就是说这个户籍和福利脱勾，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者就说户籍制度改革急不起来，不能急于求成，您们两位赞成不赞成？
伍凡：我持保留态度。什么叫急不起来，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得起来。这个制度不是说你没有钱就不能执行这个制度，而是你把这个钱搞到哪里去了？不能说因为没有钱就不做这个事，那你永远做不来。
记者：地方财政比较紧缺情况下，中央财政能不能帮忙？
冉伯恭：中国国家这么大，很多事情都要做，事情有先后的问题。花一亿美金修理国家大剧院、故宫，当然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军备问题甚至是太空的项目，是这些重要还是农民生活重要。假如是农民生活重要，把这些项目取消可以把钱移过来，改善农民生活。有研究机关报导：说现在中国80％的农民都没有医疗保险。
记者：既然冉教授已经提到农民的近况，我们再捉住这个问题再谈几句。这个户籍改革和国家发展，总体思路有人说应当向三农和落后地区倾斜，增加农村和相对落后地区户口的吸引力，这种终极思路是不是可取？
伍凡：我觉得中国这五、六十年来，它最大的失误不是把农民的整个水平提高，而是一直在压抑、剥削和掠夺农民、农业和农村，这是一个很大财富的根源被它们破坏掉了。现在回过头来说我没有钱来支援你们，问题在于你在我身上剥夺了那么多东西，我怎么能富的起来，我怎么按照你的条件去买房子住到城里呢？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北京一些个直辖市、省会城市，交通技术设施一时跟不上，这些大城市确实有保持一个合理的规模和这个管理效率的问题，一方面要做这个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这种考虑成为阻挡户籍改革的借口，所以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平衡？
冉伯恭：中国各大城市都有人口中短期计划，有这个计划比没有这个计划好，但是适应起来困难，大量农民剩余人口流到城市去，他要生活、他要找工作，这是没法控制，所以我想各城市的人口计划都是意义不太大、效率不会很高。
记者：伍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像北京、上海、广州大城市怎么办？
伍凡：你完完全全控制是没有用，你控制不住的。因为现在老百姓不像过去，要拿条子才能上火车，现在不是这样，这个比以前松的多。现在关键是要你怎么样把农村提高起来以后，他自己就不来了；农村不提高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