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茹岚吉隆坡报导 )10月29日，吉隆坡民众在依斯迈尔公园举行声援一千五百万三退，同时也举行声讨中共集会，让曾受过中共迫害的民众有机会把压抑心中的话倾吐出来，诉苦求安。刚从中国抵达马来西亚的美军，在集会上控诉中共对他一家三代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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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参加声援三退游行(大纪元) |
一个“红色家庭”三代人对中共的控诉
我来自中国大陆，曾经拥有过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令别人羡慕的生活条件。可是仅仅由于与中共当局的政治理念不同，加上过于锋芒毕露的揭发了中共的一些罪恶，竟被害得家破人亡，甚至无法在中国立足。
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我来自典型的“红色家庭”：除了我是共青团员之外，家族中绝大部分的同辈人和所有长辈都是中共党员。外公是红军时代就参加中共的老革命，年仅36岁就做了“解放区”的县长，可以说为共产党夺取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早年的战友和学生中，不乏中共国家机器中的高级干部，其中一位更是身居副总理之职。可是到了中共建政后，因为我外公的某些思想未能“与中央保持一致”，加上我外婆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反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了迫害。我妈妈清楚的记得：文革时，年逾花甲的外公被关牛棚/挨批斗/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外婆被戴上高帽子,挂着破鞋游街示众，眼看自己的父母惨遭非人迫害和侮辱，我大姨和我妈妈还要被红卫兵强迫跳“造反有理舞”。那是何等凄惨的一幅画面！
我父亲同样出身于“革命军人”。曾在新疆边防的高寒地区服役长达15年之久。由于长期身处部队这个“大熔炉”，一度十分虔诚的相信中共的愚民教育。可是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公道可言的社会唤醒了他的迷梦，性格耿直的他开始不时的发表与“主旋律”不相符合的言论，也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祸端。
早在1979年中越两国爆发战争的时候，已经转业回到地方工作的我父亲，就严重质疑这场战争的性质，说是非正义的侵略云云。结果他的领导勃然大怒，指责他“没有党性”，并几乎将他开除公职。
80年代，随着共产党腐败的日益严重和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我父亲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明显。终于在1989年达到了顶峰。
那是在1989年8月，也就是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仅仅2个月，我父亲带着小学刚毕业的我到北京去探亲。年幼的我，亲眼目睹了劫后北京的惨状：烧毁的公共汽车残骸堆在街心花园里，长安街两边的居民楼墙壁上弹洞密布，军队封锁天安门广场，抓紧修补和更换被坦克轧毁的路面和瓷砖。另外，几户亲戚向我们亲口讲述了自己在大屠杀中的恐怖经历和见闻：比如一家街道医院里就抬出了64具尸体，比如戒严部队开枪打死在田间劳作的无辜菜农，比如坦克里的士兵用高射机枪向长安街两旁的居民楼扫射，比如某个电焊工因为其读小学的儿子说“我家有一把枪”（其实是电焊设备）而被军人抓走活活打死…………血淋淋的事实令我们父子不寒而栗，更加深了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识。
在离京返回家乡的长途汽车上，由于压抑已久的情绪的驱使，我父亲义愤填膺的与一名离队的解放军士兵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后来这件事被反映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回到家乡后，我父亲多次在公共场所（包括办公室甚至小区的街道）发表他对天安门大屠杀的抨击。其直接后果，就是他被解除了科长的职务。曾经在部队和地方都极为成功的我父亲，从此丧失了任何升迁的机会。
随着我逐渐长大，由于身受父辈思想的影响，与官方主流政见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我不时在同学中谈起自己对于“六四”的观感，以及其他方面的“亲西方”思想。于是我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多位班主任和校领导都找我谈话，要求我在思想上必须“向党靠拢”。
在我高中毕业前夕，我的班主任和一位姓陈的校领导找到我，明确的告诉我：我必须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报考医科或工科等技术类专业。因为凭着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政见，若报考人文社科类专业，将“毫无前途可言”。我屈从了他们的压力。
进入医科大学读书后，因为不满我的政治倾向和“危险言论”，学院党委的政工干部多次打压我，在申请入党/竞选学干等方面，无理的进行排挤压制。
90年代前半期，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兴起并蓬勃开展。我的舅妈属于最早的一批学员，并成为我家乡的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她把大法书籍和各种音像制品，在亲朋好友中广泛传播。受其影响，我父亲也于1999年迫害开始之后，顶着压力和风险开始修炼法轮功。
作为中共的眼中钉，我舅妈从1999年7月开始，多次被抓捕关进所谓“学习转化”的洗脑班。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发现，数十名大法学员被关在一个露天的院子里，像牲口一般被限制自由，在北方寒冷的冬日中，被强迫在冰冷的石桌石凳上写“悔过书”和“转化心得”。家属们被招去探视的目的，不是为了人道关怀，而是为了让其不忍心看到亲人继续受虐待，而催促他们赶紧放弃信仰，接受“转化”。利用亲情来打压信仰，世上还有比这更残酷和无耻的吗？
我舅妈被关进这种“学习班”，至少有8次之多，直到2005年8月被正式批捕并判刑。
由于长期遭受精神打击和排挤迫害，我父亲于1999年秋天开始病倒，逐渐丧失工作能力。并于2000年2月被确诊患为胰腺癌。我舅妈闻讯后，鼓励我父亲，一定可以凭借着真善忍的信念力量，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她几乎每天都跑到我父亲的病榻前，读《转法轮》给他听，给他播放炼功的录音带和录像带，让他坚持修炼。
奇迹出现了，已被医生宣判死刑的我父亲，脸上开始出现了红润之色，消瘦的身体也逐渐变得胖了起来。
不幸的是，由于我舅妈活动过于频繁，警察和我父亲的单位领导开始出面干涉了。他们禁止我舅妈去探望我父亲，勒令我舅妈工作的大学，加强对她的工作监督，禁止有事没事往外跑，更禁止她秘密的出去弘传大法。
失去了鼓励和指导的我父亲，加上受到“共产党员不得联系法轮功”的劝诫和威胁，炼功被迫停了下来。他的病情也随之急剧恶化，最终于2000年5月22日离开了我们。
我父亲辞世前的最后一晚，身体极度虚弱的他，盘腿坐在病榻上，并向各个方向顶礼膜拜，口中念念有词。他告诉我们，他听到了真理的召唤，要去见佛祖。
我父亲弥留之际，表情和体态都异常安详，面对着家乡的方向，端坐于沙发之上，安然逝去。而据医务人员说，这在医学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胰腺癌本属于癌痛中最剧烈最痛苦的一种。在正常的情况下，患者即使被注射了吗啡，也会忍不住剧痛，拿自己的头撞墙，最终血淋淋的死去，其状惨不忍睹。
然而这一切“正常情况”，在我父亲身上却没有发生。这种奇迹的发生，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法轮大法的力量,真善忍的力量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舅妈的被抓捕过程，也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闹剧，完全是中共自导自演。他们利用一位刑满释放的女流氓，伪装成大法弟子，骗取我舅妈的信任。2005年7月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舅妈说“我有一包东西，暂时寄存在你那里如何？”。一贯乐于助人的我舅妈，当然就答应了。结果到了第三日，610办公室的人带领派出所警察，突然闯入我舅舅家中，将正在午睡的我舅妈抓走，并“准确”的从床下起获一批罪证——100余本《转法轮》和90多本《九评》（还保持着从那个骗子手中拿来时候的原封未动的样子）。同时没收了笔记本电脑和一批音像制品。
他们将我舅妈带到看守所，关进一间有30多个犯人的牢房。那里连草垫子都没有，人直接睡在水泥地板上，炎炎夏日酷热难耐蚊蝇横飞，而且同牢的都是一些妓女、小偷等刑事犯，她们用各种手段殴打折磨她，逼迫她“认罪”，改变信仰。
经过了36天（中国非刑事拘押的最高时限）的非人折磨，我舅妈立场毫不软化。于是他们“判处”我舅妈劳动教养3年（未经法庭审判，未将书面判决送达家属，仅以电话通知）。
进入劳动教养（某省女子监狱）后，我舅妈和1600多名女犯关在一起，被分成4个大队。除了日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年老体衰,甚至劳累过度小便带血者，也不得停止劳动）外，还要忍受精神迫害。比如：
任何人未经队长（管教干部）许可，不许发言，私人间的交谈更是绝对禁止。卧室、餐厅、厕所等所有空间，都安置有摄像头，一旦有人违规交谈，马上就被监视人员用屋角的扬声器警告，继而受到各种惩罚。
任何人未经队长许可，不许往窗外张望。
任何人在非就寝时间，即使回到宿舍，仍然“不得接触床铺”，无论多么疲惫和无聊，都不许哪怕倚靠一下床铺。也不许相互交谈，只能姿势僵硬的呆坐在马扎上。
任何人都要没完没了的写“悔过书”、“学习心得”、“决心书”、“感恩书”…………
有探视的家属询问“表现好的话，能不能减刑？”，管教干部回答说“当然可以！”。
可是世人怎知道怎样才算“表现好”呢？让我来告诉大家：
1．写“悔过书”获得全监狱一等奖一次者，可减刑半天。
2．写“悔过书”获得全省监狱系统一等奖一次者，可减刑一天。
3．参加运动会获得全监狱一等奖一次者，可减刑半天。
4．参加文艺演出获得全监狱一等奖一次者，可减刑半天。
5．获得全监狱年终评比“优秀服刑人员”称号一次者，可减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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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这些“一天”,“半天”的减刑，都是建立在3年~5年的庞大漫长的分母基础上的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和遥不可及！中共就利用这些“优惠政策”，进行所谓的“宽大仁爱的教育改造”！！
以上所述，只是在中国大陆被囚禁被迫害的千万个大法弟子所忍受的炼狱生活的冰山一角。而且着重从中共的柔性洗脑和精神禁锢的角度，对某省女子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形，做了少许介绍和批露。至于司空见惯的体罚和肉体残害，在世界其余媒体已有大量报导，本文不再赘述。
具体到笔者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事的变迁，与中共当局的分歧也日益尖锐。后来本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了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并进入了中央媒体工作。可是由于政见的偏离，在台湾/民运/新疆/西藏/人权等诸多领域（尤其是结阁家庭经历，对于法轮大法的真相进行了宣扬和声援）均与中共当局背道而驰，由此招致了官方的嫉恨，并一再诉诸于打击报复的实际行动。先后经历了学术论文被无端判为舞弊/被迫转换工作部门/强行辞退/电话威胁/警察骚扰/聚众殴打等不公待遇和疯狂迫害。最终为了精神自由和人身安全，毅然从中国大陆出逃，来到海外寻求安身立命之所。
作为一个在中共罪恶政策中沉浮数十载的“红色家族”的第三代人，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向世人讲述中共的残酷和无耻，声讨他们对国民的种种迫害，尤其是其对法轮大法弟子的丧心病狂的镇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