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特稿）香山碧云寺是元明时期就建立的佛教古寺，庙里和台湾的一般佛寺一样摆放着佛像。但是这里既见不着和尚，也看不到比丘尼；没有人烧香，也没有人拜拜，只有游客三三两两穿梭其中。
到了北京另一座著名的佛教寺庙雍和宫，也是一样。看不到僧尼，唯一不同的是来自世界各地游客增添人气，香炉里有人烧香，看起来有一点香火鼎盛的味道，即便如此，离真正寺庙的感觉还是有一段距离。
经受打压宗教不盛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国佛教出家僧尼有二十万人，但其中十二万人是西藏佛教系统；也就是说，在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出家人数比例是少之又少，要看到他们当然是不大容易。
佛教如此，基督教、天主教也是一样。中国官方数据说，中国现有基督徒约一千万人、天主教徒约四百万人，就算官方数据属实，在十三亿人口里，教徒的人数也是少数。
在北京的大街上，不要说碰到僧尼、神职人员，就连教徒都很难遇见，随便找个人来问，多半是不信神的。连一位在碧云寺神殿里的工作人员，都告诉记者他不信神明，得知记者来自台湾，他说，“可能你们那边是因为海岛需要出海捕渔，才要拜观音菩萨吧！我们在内陆没什么需要。”
中国大部分的人是无神论、不信宗教，主要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中共更把宗教认为是帝国主义利用侵略中国的工具，和封建剥削阶级进行压迫和统治的工具，加以打压，到了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宗教几乎是完全停止活动。
六十六岁的天主教徒杨女士一九九八年才领洗入教。她早在上小学的年代就曾接触到教会的人，还拿到耶稣的照片，但被学校里的同学、干部看到，就质问她“你怎么信这个呢？”批评她迷信，要她把照片撕了。
她说，中国民众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太深，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把迷信和信仰打成一团，如果“迷信”，就是和党对立。她表示，现在的孩子，如果父母是共产党干部，信教还是很困难，父母这一关就过不了。
有一个孩子信了教，被父母发现后，禁止他进教堂，还要把宗教的书都给烧掉。
就读大学二十岁的刘同学站在大部分是中老年教徒的天主堂里很显眼，是少见的年轻教徒，他表示去年圣诞节才领洗入教。他说，家里只有他一人信教，父母不支持但也不会反对，有些同学会觉得他信教很奇怪，但大多数的同学理解，现在的人思想比较开放，已经可以接受别人信教的行为。
除非同学问起刘同学有关天主教的事情，否则他通常不会主动向同学谈起天主教，在中国是不能真正公开传教，只能以私人、私下的家庭聚会来传教。
一九七九年起，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成长，也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不少人因此重获信仰宗教的机会。
五十多岁信基督教的王女士说，文化大革命时，教堂都关门，一九八二年她参加的这所教堂才恢复活动，她的家族三十多人，一半都信基督教；公公、婆婆、丈夫、孩子、弟妹都信教。
她说，平常她到单位去上班不会说基督教的事，不过平时都会办家庭聚会传福音，虽然没办法大规模公开传教，较不容易传，信教的人还是慢慢多起来。
一名年轻的基督教会牧师说，一九八九年时他在学校听到传福音，决定信教，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对他另眼相看，他还曾受到威胁觉得很难受；在艰难状况下，最后坚持下来，从神学院毕业，当了牧师。
他认为，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得多，随着社会开放，大家慢慢可以接受别人有宗教信仰，可以公开宣称自己信基督教，不必再像以前一样，信教要偷偷摸摸。
农村比城市风行
走访北京著名教堂之一的崇文门教堂，一楼大堂在周日早上已经坐满一大屋子的人，门口竖起牌示，请教友到地下室去，走进低矮的地下室，同样是挤满了人，守着眼前的几部电视，看楼上的神职人员布道。
据牧师统计，这一堂课来了一千五百人。一名郭姓女大学生在朋友的邀请下第一次到崇文门教堂，她说，过去都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她不会轻易决定现在要不要信教，不过在教堂里她确实感觉到心灵都安静下来。
北京一名学者向记者分析，改革开放后，信教的人增多，农村里信教的人数增长尤其快，据说在一些农村的教会，老百姓都听教会领袖的话，教会领袖比共产党的干部还威风。
他说，农村宗教信仰扩散快速，和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巨大经济落差不无关系，农村日子苦，寻求宗教信仰慰藉，共产党管不了农村的事，久而久之，等到信教的人多起来，现在更是没办法管。
不只是农村，连城市下岗工人的社区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他说，法轮功的信仰兴起，就是因为一些人没钱看病，认为练功会让身体好。
然而中国的宗教未来的发展还是面临到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共产党担心宗教组织的发展会危及中共组织的权威。
在北京，基本上不允许随便兴建新的教堂或寺庙，现在北京市的很多教堂、寺庙几乎都是百年的古迹。学者说，宗教是组织的活动，要有一所教堂，让所有人能聚在一起，由神职人员带领进行宗教活动，进行宗教的仪式，形成宗教信仰，光是一个人要独立信教是很困难的。
其次，宗教信仰只在社会下层流动，缺乏社会上层菁英的引导。他说，中共最怕社会组织，虽然说是宗教自由，不管个人信仰宗教，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菁英阶级，没有人敢信教，怕领导、同僚会排挤，就算是想信教，也不敢去参加活动。
“就我所知，我的同事没有人信”，这名大学教授很肯定地说。
中共的宗教政策，明确指出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要宣传无神论，还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不允许境外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干预中国宗教事务。
中国的所谓“宗教自由”在一大堆的前提下，宗教自由很有限，外国传教士不能到中国传教，天主教的主教也要由中国自行任命，不接受梵蒂冈教廷的指派。
外国的教会无法参与协助，也造成中国的宗教发展缓慢。一名天主教徒看着北京天主教东堂外张贴的海报，海报内容主要是邀请教友参加到欧洲的旅行团，行程包括到梵蒂冈朝圣。
她说，她特别想要去，这辈子不去看看会很遗憾，但是“没有建交，不知道他们会对咱们怎么样？”
从这名教徒的反应，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天主教会“自养、自治、自传”等三自爱国运动下，虽然同信天主教，却存在着一道陌生和隔阂。
在世界自由的国家，宗教是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无神论的人占少数，在中国经历几十年对宗教生活的打压，恰好是完全相反，信教的人占少数。
从这些宗教自由的国家来到北京，对于没有宗教如何解决心灵慰藉有点难以理解。开计程车的中年司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什么都不信，有事只能靠自己，如果有什么难关，就是自己倒楣，除了认了，还能怎么办？”
经历二十几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现在中国只是走到“吃饱”的这个阶段，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发展。
中国还是中共一党领导，政治体制还是专制体制，在经济蓬勃的外观下，没有民主、自由，是容易被人遗忘的现实。
外界一直期盼中国因为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富裕后，会逐步影响中国的体制，使中国逐渐走向自由。这是一种假设，假设是否成立未可知。
再者，太多的自由在等待机会，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新闻自由，通通都在等待实现，在经济快速发展、WTO全球化的框架下，是比较看得到经济自由实现的时间表，但牵涉到中共统治基础的其他自由，很多人都不看好会很快获得解放，在这等待开放的“自由”长列中，宗教自由何时能轮得到，谁也不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