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三评高莺莺的沉冤

举国诉说高莺莺

李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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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4日讯】 一、举国诉说高莺莺

为高莺莺我已经于7日、9日写了两篇文章《沉冤难白高莺莺,亡党亡国杞人忧》和《再评高莺莺的沉冤──从偶然性探究必然性》发在网上,其缘起就是一位朋友读了《济南日报》5日的文章《襄樊官场地震引出少女身亡疑案》,愤慨难抑,对我说,“李老师,你爱打抱不平,拿去写点东西,呼吁呼吁。”于是我遵命而写,三天写了两篇。今天,7月10日12时,济南电视台《一家之言》栏目也在诉说高莺莺的不白之冤,主持人推断,在孙楚寅的背后,一定有一条长长的腐败之链,希望早日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以正视听,严惩凶手,早日还高莺莺以清白,还法律以尊严。这说明高莺莺的沉冤已经成了大陆媒体关注的焦点热点。一个平民女子的冤案,引起媒体如此广阔而强烈的连锁反应,是极为少有的事件。

这也是令人惊异欣喜的情况。因为只是《民主与法制》追踪采访,连续刊发文章,才使高莺莺的冤案公之于国人,说明我们的确有一批充满良知的媒体人。他们同情弱者,反对强权。他们要冒着自身的风险,冲破新闻封锁的法网,站在中国社会改革的前端,为社会的进步而呐喊。如果没有这样主持正义的媒体,高莺莺的冤案就会永沉深渊。

二、从阿Q先生到孙楚寅们

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鲁迅笔下的大名鼎鼎的人──阿Q先生。当革命党要开进未庄的风声传到未庄的时候,住在土谷祠里的流浪汉阿Q先生特别兴奋。他喝了两碗空肚酒,壮了壮胆,欣喜欲狂地走到大街上,昂首阔步地高唱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不幸的是后来阿Q先生杀了头,但是他的朋友小D怀抱着这样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投奔了农民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参加了25,000里长征,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小D成了受人景仰的红军老干部。

上述《民主与法制时报》的“二问:高莺莺是跳楼自杀,还是另有死因?”写道:

“高莺莺出事前五天,曾回过一次家,她对父母说,有位市领导老盯着她,要请她吃饭,被她拒绝了。高莺莺还对父母讲过,宾馆里很复杂,但自己绝不会做对不起爹妈的事,有些事情能忍就忍,不能忍的决不忍。

她打算这个月发了工资就回家,不在这里干了。谁料想,纯洁如雪的女儿竟然死于非命!

当地的一位现场目击人告诉记者: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在老河口第二人民医院看到了高莺莺的尸体,第一感觉就是这种情况并非跳楼自杀,一定是被人害的!最明显的标记,就是她的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上衣纽扣少了好几粒,有一粒纽扣居然还扣错了,裤子拉链也没有拉上。这时有人提醒高莺莺的亲人偷偷地拍摄了她的伤情照片。

在采访中,记者再次看到了这些保存完好的照片。照片上的高莺莺,躺着,已经是一具尸体,她面部的眼皮处、手腕、颈部、右耳部均有不同程度的抓伤或黑紫色勒痕。这远非坠楼所能造成。如果是自杀,死者的鞋子、腰带在哪里?上衣扣子为何会扣错?扣子为何会缺失?裤子拉链为何会洞开?”

这个宝石宾馆的七八层是官员们寻欢作乐的场所,有召之即来的三陪小姐,但是,官老爷们的胃口是贪得无厌的。他们看中了这个清纯的姑娘高莺莺。

孙楚寅和他的那班“市领导”同事,大概没有一个人扛过枪、渡过江、打过仗。他们没有过阿Q或小D先生那样的经历,但是,这个中共的革命,是老子打出来的,夺到手的,因此,这批对革命没有过贡献,却又继承了革命权力的接班人,他们的思维仍然跳不出阿Q的“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模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使在襄樊市那一亩二分自留地上,他们也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他们唯一没有料想到的是高莺莺那么倔强难治,连“市领导”喜欢也不领情。

如今的孙楚寅们已经穿上了西服,打上了领带,兜里还揣着大学文凭。阿Q见到他们,老远就会喊一声:“呸,假洋鬼子!”

三、现代版的《窦娥冤》

有媒体把高莺莺的冤死,比作现代版的《窦娥冤》。《窦娥冤》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的名剧。窦娥冤的故事发生在楚州,所以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湖北省襄樊市的女子高莺莺。《窦娥冤》是虚构的戏剧故事,而高莺莺是真实的现实。

笔者手头有一本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关汉卿戏曲选》。郑振铎先生写的“代序”说道:“窦娥为一个恶人所追求,但她勇敢地拒绝了他。他因之设计陷害她。黑暗的法律和不公平的审判,使窦娥无辜地不明不白地被杀害了。但窦娥是至死不屈不服的。她虽然含冤负屈以死,但她却始终坚定地斗争着。她代表了当时无数量的同样的无故被杀害的社会上的小人物们,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民族的不可屈服的坚贞的勇敢的气概。”郑振铎先生说:关汉卿“同情于被压迫、受损害、受侮辱的小人物,而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为之号呼,为之尽量地倾诉着胸中的冤抑之情。”

郑振铎对《窦娥冤》的分析,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那时,正是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自以为自己正是窦娥们的代表,是为了使千万个窦娥翻身解放,不受二遍苦,不吃二茬罪才造反革命,因此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文学研究者郑振铎正是借助关汉卿创作的一系列历史故事,来阐发革命的必要性合理性。

其实,窦娥的冤屈比之高莺莺就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了。记者有这样的记述:

“她叫高莺莺,是宾馆服务员,被嫖客纠缠,奋力反抗。结果,被人从宾馆高楼的窗户里扔出,坠楼而死。……

“为揭开死因,高莺莺的亲人们拒绝在火化尸体的文书上签字,坚决要求重新调查。

“在场的市领导斩钉截铁地回答:

“‘签字,要烧(尸体)!不签字,也要烧!’

“‘那场面,逼得我们没办法。’说着,高莺莺的婶婶泪如雨下
……

“那情景,当地百姓至今难以释怀:凌晨四五点时,朦朦夜色中,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了宝石宾馆,叫嚷声、呵斥声、哭喊声连成一片,惊天动地!老河口市动用了武警与公安的双重力量,从高莺莺亲人中抢出尸体,强行火化了。

“而事后,高莺莺的父母将莺莺生前的贴身内衣,拿到上海某医学院化验,查出在她的内裤上印有精斑。从此,莺莺的父母走上了上访路。其间,因不断遭遇围追堵截,而四处躲藏……”(湖北襄樊官场地震调查:《官腐并发症》2006-01-06《民主与法制时报》)

如果今天的剧作家编一部《莺莺冤》,郑振铎先生再生,他将如何作序?

四、中国社会还缺少什么

高莺莺的死,让我想起了不久之前在火车上和一位美籍华人的谈话。

日前乘坐火车,车上遇到一位已经入籍美国的华人,其实也只有40几岁,比我的儿子大几岁,早去了几年,精明能干,谈吐随和,是属于那种在美国被称为“成功人士”的人物。因为我有儿子在美国,我也去过探亲过两次,虽然我是英语文盲,但毕竟是去见过美国市面的人,也知道那种“成功人士”的自豪和骄傲,所以双方能够比较随意交谈。此公打算等儿子大学毕业之后,还是回来定居。我看得出来,他已经攒了几个钱。那几个钱,在美国算不上富翁,但回到中国来花,就无形升值了好多。我直率地问他:“你觉得中、美两国有什么差别?”他说,“在美国穷人活得有尊严,有法律保护,在中国穷人地位太低,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法律保护,总之是没有尊严,因此穷人还是在美国好。”他特别强调“尊严”二字。我想,他这是经验之谈。没有在美国当过穷人的经历,没有亲身的感受,是说不出这话的。我多少还有一点美国的见闻,因此可以想像得出来,如果此公回中国居住,有权有钱的人都会另眼相待,走进饭店,迎宾小姐马上笑脸相迎,如此等等的服务,在美国都是享受不到的。总之,只要有钱,在中国会得到美国人无法想像的良好服务,也会时时处处感受到金钱的高贵地位和特殊魅力。许多服务在美国不是没有,但是花钱太多,即使有钱也舍不得花。此外,许多地方就是自助式,有钱也买不到服务,例如饭店的斟茶倒酒,对不起,请君自己动手。这自然还不算那些下三栏的服务。

这样的感受是深入骨髓、入木三分的。中国不只是贫富差别的问题。贫富差别的问题美国也存在,但是穷人在美国生活得有尊严,所以他们心安理得,不造反不革命。高莺莺的死亡验证了这个观察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穷人最缺少的是正义与尊严,金钱尚在其次。

(2006-07-10骚扰电话铃声继续不断之中于山东大学附中)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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