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4日讯】最近辞世的何家栋先生，生前有篇重要文章“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序”（2001年着，载《观察》网站），把“一二‧九”运动划分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思想阶段，把胡乔木作为这个阶段涌现的且在八、九十年代发生大影响的思想家来定位。笔者拜读余英时先生《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发现其中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考证和论述与何先生对“一二‧九”运动的看法迥然相异，颇引人深思。
何家栋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代人：
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
……与“五‧四”一代思想纷呈、流派林立的情况不同，“一二‧九”一代的思想相当一致。由于时代的原因，虽然如费孝通、钱钟书这样的一流学者产生于党外的
学术殿堂，多数具有思想家气质和抱负的知识份子都汇聚到了中共党内。……“一二‧九”一代的阅读面是相当狭窄的，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党义”读物，而是《铁流》、《毁灭》、《母亲》这样的苏联文学译著和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简易读物，虽然“党义”读物与后者之间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一二‧九”一代的思想追求包括三个主要目标：对外是独立自主、伸张国权，对内是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在政治民主的轨道上实现国家统一。由于中日战争、国共对立的残酷性，由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二‧九”一代在延安整风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这样，也就延后了“一二‧九”一代思想家的产生。
划分历史，各有标杆。对于“一二‧九”运动，何家栋明显地以中共党文化的标杆思维与论述历史。“多数具有思想家气质和抱负的知识份子都汇聚到了中共党内。”这同历史事实相违了，是典型的党文化的语言。其实这里“多数”的计算本身就是根据共产党的历史标准，早把众多异己知识人都排斥在外。他既能看到问题“‘一二‧九’一代的阅读面是相当狭窄的，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党义’读物，而是《铁流》、《毁灭》、《母亲》这样的苏联文学译著和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简易读物……”却仍然坚持把受这些遵命文学和马列主义普及简易读物熏陶影响者视为思想家，把这个阶段定位为一个思想阶段。他甚至能很清醒地指出“‘一二‧九’一代在延安整风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这就是说，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定位，何家栋是从中共党史的立场，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分析来思维来总结的。我们应该理解何家栋作为受“一二‧九”运动影响而参加革命者，对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天然地抱有亲切感认同感回归感；但无可讳言，这也是他作为中共的一员，始终对这个党怀有深厚感情的一大原因。这也正是何家栋在论述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时会把“一二‧九”运动作为一个思想阶段来定位的根本所在。
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完全在中共操控下发生的。在中共党史上，它是很重要的一页，何家栋视它为一个思想阶段与党史对它的定位是一致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抗日史上，国共两党对它则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在学人眼里，它又是另一番景象。历史学家余英时在《重寻胡适历程》中对“一二‧九”运动的考证和论述，作为局外人与局内人何家栋的看法相映成趣，太能说明问题了。恕我大段引文如下：
……1935年的“一二‧九”在一个关键的方面，断然不同于1919年的五四。正如傅斯年（1896－1950）在1946年时所作的回忆：“五四与今天的学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动的，五四的那天上午，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傅乐成，1969：62－63）然而，就1935年“一二‧九”学生示威运动而言，今天我们知道，一切新启蒙运动，它也是由共产党地下基层组织细密策划与执行的。根据北方局党书记高文华（活跃于1930年代）的第一手记述：“学生动乱在‘一二‧九’运动中达到高潮。我们在北方局里支持且领导了此一爱国运动。赵升阳、柯庆施、陈伯达等同志为党中央的领导。公开场合的直接领导人，则包括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党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高文华，1982：187；叶永烈，1990：102）。此外，1935年，在“一二‧九”示威运动中被描述为“中国的圣女贞德”的学生领袖陆璀（活跃于1930年代），在她纪念这一事件六十周年宣传文集中，公开承认，她那时在地下党组织的直接指挥下工作（陆璀，1995：7、19）。明显地，被巧妙策划来相互奥援的这两场运动——“一二‧九”与新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不免让人联想到狭义的五四（1919年的学生示威运动）与广义的五四（胡适于新潮社所谓的“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但是“一二‧九”与新启蒙运动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北方局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因此说前者是“1919年学生运动的目标直接延续和实现”，而后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重寻胡适历程》247－2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余先生作为局外人很客气，对将“一二‧九”和“五‧四”相提并论，委婉地批评说“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是什么意义也没有，“一二‧九”与“五‧四”二者扯不上。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事功，若捣鬼，尚且成不了，遑论思想！思想何能靠捣鬼形成、确立？！驻南斯拉夫中国使馆被美国飞弹炸毁后，大陆“愤青”们在中共的纵容指使下游行示威、砸美国大使馆领事馆的种种；追溯上去，文革时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种种，以及遵命抗美排日反苏斥俄援越帮柬支埃及要巴拿马……——这“我们也可以说不！”的种种，其声势可以浩大到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其地域范围可以遍及北京上海几十个几百个大中城市以至全中国，其时间跨度延续到五十七年后，较之“一二‧九”运动，规模宏大到几十倍几百倍，但能把这一切操控的捣鬼的大动作看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留历史的有价值的思想阶段吗？
请再看余英时对“一二‧九”的细节考证，以见操控捣鬼的事实。
“一二‧九”是刘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一大杰作。当时中共为了解脱在陕北的困境，决定发动全国舆论以促成中日战争的及早爆发，学生们沸腾的爱国热忱，自然首先成为这一新策略的突破点。因此潜伏在清华、燕大和北大的地下党员及其组织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关于这一点，当年的参与者已公开站出来，作了及其坦率的交代。（1）……萧公权先生回忆当时清华的情况，恰可与北大相印证。他说：赤色阴谋家事先已指使党徒和同路人渗入清华。教职员和学生当中有多少人有心或无意地参与阴谋，为外人无从知道。我想为数不会很多，用有组织的少数去控制无组织的多数，只需要屈指可数的几个活动分子便行了。（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页107）。
萧先生虽不知内情，推理则十分精确。所以12月9日以后，北大的学生终于北卷入了运动之中。同一天的《日记》接着记下午三点后的情形，说：
“从长安（饭店）出来，过王府井大街，见有学生一队，似是游行到此。车过东安门大街，见最后一部分打着北京大学旗子，约有三四十人。他们见我的车子，都纷纷私语。
我赶到第二院，见着郑秘书长（天挺），始知游行队伍到第一院门口站了十五分钟，高喊“欢迎北大同学参加”的口号。有几十个同学忍不住了，出去加入游行。
我回到家中，得郑秘书长电话，知游行队伍已散了。
晚上居仁堂打电话来，邀各校校长开会商议学生游行事。（中略）秦德纯市长报告，今天高桥武官去市府抗议，说今天学生游行，是有背景，主谋人是蒋梦麟与胡适。……”
胡适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孟真说我近日脾气不好！其实我这几天的失望比前二十天更大。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
今天城内各校传说日本兵到清华，打伤了几个学生，死了一个。城外各校则传说师大前天死了一个女生，并说死在协和医院！城里造城外的谣言，城外造城里的谣言！可怜！”
城里城外互造谣言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自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实况，因《胡适日记》而保存下来，但胡适的理解则完全错误。他限于五四运动的经验，以为学运的领袖都是公开站出来领导，如傅斯年、罗加伦、段锡朋、罗隆基等皆是明证。
“一二‧九”没有五四型的学生领袖，是因为它的“领袖”是“真人不露相”的地下组织。“城里城外”互造“谣言”以保持运动的热度不下降，其实正是出于“领袖”的暗中策划。“一二‧九”在北大的最后高潮发生在12月31日下午蒋梦麟校长所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根据胡适贴存的剪报，这次到会的学生有六百人，空气十分紧张。
下面是《胡适日记》关于这次大会的简单记述：
十点梦麟电话邀去谈话。各校长都到。昨天北大学生代表会议议决二事：1、南下请愿，2、反对提前放假。我们今天议决，由北大校长下午召开学生会，看结果如何，再定政策。（中略）
三点赶到北大三院，刚开会。梦麟先生先报告，次请我说话。我刚起立，即有几个学生江之源等大声“嘘”我，我从容把大衣脱下，上台讲话。说了半点钟，我提议请校长测验公意，以二事付表决：1、一月四日提前放假，2、如不放假，一月四日复课。江之源等又大呼噪，说这是谈话会，不是学生会。我告诉他们：这是最大的全体学生会，我们要问问全体学生的意见。如果多数学生不赞成昨天的代表会议决议，代表应该反省，应该复议他们的决议。如果少数人把持不许同学多数有个表示的机会，这种把持是不会持久的，将来必要被打到的。我请梦麟把问题写在黑板上，先表决：
1、四日提前放假，无人举手。
2、不赞成提前（放）假，约有七八十人举手。
次表决四日复课：
举手者一零一人
次表决不复课
举手者七八人。有人喊，“不要表决！”那几只手又放下了。结果是零。……
另外一封署名“学生友仁”……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摘引最有关的一段。他是这样说的：
近因时局转变，我们有第一次的议决案——罢课三天表示点真正民意——我当然极端赞成。第二次的无限期罢课议决案发表出来，我们有几位同学负责向学生会建议，告诉他们对于这样大的难题，应当召开全体大会，让大家有充分讨论的机会，然后举行全体总投票（因大会总有不到者）。不料我们所得着的答复：“不识时务，胆大妄为。”闷了二十多天……那天召开谈话会，我当然是赞成复课的一员。不过看到少数藏在群众中做那种不露面的流氓（实在无以名之），用极卑鄙的手段威吓别人，而有些同学也就被吓唬住了，不敢举手。……
……这封信更是稀有的史料，不但具体地指出北大少数学生代表如何不尊重多数同学的意见，如何蛮横地把持着所谓“学生会”，而且还揭发了那次全体大会举手投票时台下学生的活动实况——这是胡适在台上绝对觉察不到的。原来那天举手的人数仅有一百人上下，是因为少数“藏在群众中……的流氓”用种种“极卑鄙的手段”把本想举手的学生们威胁住了。这封信完全证实了上引萧公权先生的观察：“用有组织的少数去控制无组织的多数，只需要屈指可数的几个‘活动分子’便行了。”
【《重寻胡适历程》39、40、42－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何家栋也许未看见过或不知道余英时说的这些情况，也许他知道的更详细更透底。无论知道或不知道，何家栋对“一二‧九”运动的看法与余英时是如此地相异，是绝不可能一致的。相同的一件事，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看法和结论会截然相反，这在史学研究中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余英时和何家栋的不同看法孰客观孰公正孰能作为历史留下来，也是毋庸置疑的。
何家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革命母亲夏娘娘》、《王若飞在狱中》、《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刘志丹》等等诸多革命书籍脍炙人口、风靡一时，配合着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浸润、异化了好几代人的思想和心灵。何家栋对党的忠诚不亚于刘宾雁，对党的贡献大于刘宾雁，可这个党还是把他打入了另册。何家栋在炼狱里所受的煎熬甚于刘宾雁，他的两个儿子都被这个党折磨死了。
晚年的何家栋醒悟了。何家栋说：这个党，不是他们的。我们的党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党（大意）。这比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似乎进了一步，就差另立党中央了。但是仍然未能最后走出忠党的老路。海外有魏碑者，有相似而更明确的思路。魏碑在“有关刘宾雁、共产党与其他”一文中说：
于是我觉得共产党的精英们，应该明智写出一个“共产党再宣言”之类的东西，在其中肯定自己当初的高尚理想和历史功绩，然后明确宣布自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和平退出历史舞台，然后改变名称，大幅修改党章，分步骤还政于民。当然在89/64之后，这个可能性对于中共自身已经微乎其微，但对刘宾雁、苏绍智、王若水这样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共产党的正统自居，径自来做这个宣言，这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盛行了大半个世纪的世界性运动的结束和转变，也应该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关于这个想法，我最想告诉和讨论的对象当然是刘宾雁，但其后几年我好像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机会。记得清的是91年前后在普林斯顿，我碰到机会当面跟苏绍智讲过，他当时很感兴趣，说日后找我详谈，但不知何故，日后不了了之。
【刘宾雁纪念文集》312页（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何家栋逝世后，何夫人陈蓓说：
“尽管如此，老伴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依然无怨无悔，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有一次对看护他的子女喃喃说道：‘我爱你们啊，但是，这能比得上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党吗？’这样炽烈如火的深情，这样九死不悔的挚爱，真是可用一片丹心可对天来形容的。”【陈蓓：又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新世纪网站06年11月20日特稿）】。
如果说，这是未亡人在大陆那个环境里可能多少有点言不由衷的应付场面的敷衍话，那么何家栋有自编文集传世，陈蓓说：
“老伴的《文集》中的所表述的观点，基本上都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充溢着对社会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表达出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陈蓓：又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新世纪网站06年11月20日特稿）】。这应该是真实的反应。
何家栋的这一信马爱党忠党的局限从陈子明的以下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何的老搭档王勉思在湖南少儿社当社长，就张罗着把《我的一家》、《赵一曼》等书署上何家栋的名字出版，一是为他正名，二是为他的“平反”增加一点份量。但被老何拒绝了。他说：“不出名也就少丢人。”“其实我并不怎么看重我写的东西，总以为自己还可以写得更好些。过去的都不值一提。工人出版社现在重印《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要署我的名字，都为我所拒绝。《中国的保尔》电视剧请我当顾问，我把聘书退回，他们不收。我说：只要你们别署我的名字，也别说我提过意见，你们怎么编都行，我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他们才放心了。既不想求名，也不想得利。过眼云烟，何足挂齿。我怀疑今天宣传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前人的功绩能掩盖后人的罪行吗？”
【陈子明：怀念何家栋。载《北京之春》2006年12月号】
何家栋的淡泊、高风十分难得，令人由衷地钦佩叹服。但一句“前人的功绩能掩盖后人的罪行吗？”也毫无歧义地说明了他的思想局限。
说到底，何家栋诸先贤最终没能走出忠党的窠臼。无论对这个党的罪孽如何痛恨，这种恨，总也脱不出越不了“恨铁不成钢”的雷池。这同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为什么？他们的根本局限在哪儿？就是因为他们始终纠缠在这么个怪圈中：这个党的理论主义思想原本是好的对的正确的益世的完美的，被毛泽东篡改了歪曲了糟蹋了变质了，应该寻求恢复原本正确的党的理论主义思想。列宁主义不对，斯大林是暴君，毛泽东思想反动，但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的还是好的。这是他们坚决坚持的底线。他们对毛泽东离心，但对党不离德。他们将毛泽东和共产党剥离，以便自慰与证实忠党是对的，是忠主义忠思想忠道统而非忠领袖个人崇拜。于是，“第二种忠诚”的发现和存在应运而生。一句话，他们没有完全走出来。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思想！哪怕是如胡适认准了的泊来思想，他们也未确立。这不仅是何家栋诸先贤的局限，也是当今全体中国知识人的局限。正如热爱敬重何家栋刘宾雁诸先贤如笔者的知识人拳拳恺恺竭尽心智往积极方面诠释“第二种忠诚”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异曲同工的局限！知识人总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党文化的樊篱内思维、跳跃。
马克思主义本身无论正误，在前苏联、在东欧、在东南亚、在北韩、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尤其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已注定了是罪孽、是为祸人类的大罪孽。那么，去争辩、证实原教旨、人道、科学、进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地不同于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阉割歪曲变种了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学术上有益的探讨罢了，于历史事实、于已被荼毒的各民族、被残害的亿万生灵则已毫无用处了！难道要将无比正确的原教旨、人道、科学、进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再来一番“交学费”式的实践以证实争辩的输赢么？以试验人类社会的更加美好么？！
以何家栋诸先贤之优秀，一置身其中，就不由自主地受到党文化的影响制约，这恐怕只能是人类人性的局限才能予以解释的。
这个荼毒人类的党，不仅依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诸党魁耀武，也恃仗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刘宾雁、何家栋……诸先贤以及包括笔者在内芸芸众生曾经的或会继续着的无怨无悔忠心耿耿扬威，而得以延续延宕。说到底，我们这个民族、16亿中国人，都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早就有见及此。知识人却一直在徘徊、彷徨，被党文化的厚皮蒙蔽粘附，在忠文化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一代代地更换核心，一次次地换汤不换药。知识人却总是一次不落地抱有希望——幻灭——再希望……。中国上世纪后一半的思想史，实际上是除了毛泽东思想再无其它思想的思想史。如此，没有自己的思想，是绝无可能脱离党文化的厚皮、走出因循忠文化的深渊！@
06、12、31于马德里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