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6日讯】蒋绥敏，一九五七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二十三岁技术员右派分子，改正后入党，担任党的纪检委员；一九九二年退休后，长期担任北京市地质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
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三十多位当年的右派分子为“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的聚会上，蒋绥敏说：“当时我被大会批斗，还要我下跪。我说除非把我的头割下来，结果成了极右份子，被送到新疆劳改。”如此刚烈，使我肃然起敬，邀他来我家长谈，深感其十分正直朴实。他的谈话如下：
一九三四年，我在浙江省余姚市乌诸镇出生，三代贫民；十三岁时到上海谋生，小学没有毕业，靠半工半读，学了文化。一九五二年，北京市永茂建筑设计公司招收三十名建工练习生，我从上海考入该单位（后改名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是打工仔。
一九五七年时，我因为非常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而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整风而向党交心，我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政治风云突变，我被大会批斗，还要我下跪。我说除非把我的头割下来，结果成了极右份子，被送到北京北苑（劳改）农场劳改六年，又被送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劳改多年。
一九六六年，团河农场号召我们支边，说是到了新疆就可成为普通劳动者，政治上不再受歧视，我和不少难友积极报名，被敲锣打鼓欢送，每人戴着大红花上了火车，经四天到达吐鲁番下车时，却被荷枪实弹的一个连的军人包围，才知被欺骗愚弄了，又被武装押送乘车五天，来到南疆西部麦盖提县边上的戈壁滩，编入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五十四团八队（劳改队）。
在那里修渠建坝，每天要挖七个立方米的土方，吃不饱又挨冻，与其累饿致死，不如逃跑，却被人告密，我被捆绑吊打后，戴着手铐在地窖里关押了一年多。我终于找到了逃跑的机会，乘解手之际跳入河里，差一点被开枪击毙。我游到对岸，钻进树林，用石头砸开手铐逃跑了。由于不会偷又不会抢，讨饭又拉不下面子，沿途忍饥挨饿，被公安局抓住而被收容；又从收容站逃跑，被抓进乌鲁木齐新疆建设兵团大狱。农三师来人把我押解回去，在途中我被临时关押在公安局收容站的牢房里，晚上我戴着手铐挖地洞逃脱，骑兵的马队追捕而来，被我躲过后，横穿戈壁滩、塔克拉玛干，几经死里逃生，最后在库尔勒地区轮台县革湖公社隐姓埋名地生存下来。
直至一九七九年，我听说中央的反右政策有变，我才敢向北京的原单位寄信，他们立即来人，把我接回北京，右派分子被改正。
之后，我努力工作，爱打抱不平，被千余名职工选为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又被动员加入共产党，担任本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八七年我被群众高票推选为选区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由于我努力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掌握了头头们的不少经济问题的材料，单位领导担心我被做大后将对其构成威胁，就在背后搞鬼，以我曾是右派分子为由，用非法手段把我的人大代表候选人撤下，不让我参加选举。由于我们是职工众多的大单位，人大的每次换届，都能产生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这回就没有了。
在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党的十七召开之时，我作为具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向党中央呼吁：
一、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派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的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我国的民主与法治的进程。
二、党中央要以适当方式，郑重宣布反右派运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错误的政治运动。不能让我们的共和国史上留下所谓“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这样自欺欺人的历史笑柄。
三、对于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广大右派分子及其死难者的家人，发还其20余年的工资并赔偿损失，使我们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迟来的公正，以安度晚年。
我酷爱读书，收集了许多关于反右和文革的禁书，我崇拜李慎之（原右派分子）、李锐（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经常自费把他俩的书（禁书）和其它好书复印上百本，送给青年人，多年下来已达千余本。我总想为促进社会进步做点什么，现在中共党员里有一半是不相信党的了。如今我开始撰写回忆录《死里逃生》。
强项戌边罚刚遒，廿年劳改惨割头。
中华正气毁罄尽，不坏美真不罢休。（黄河清题诗）
（原载开放杂志2007年5月号，又作补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