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
甄铧先生此文，写于去年（2006年）的“六四”纪念日当天，是后来由一位朋友转给我的。此前，我并不认识甄先生。据该朋友介绍，甄先生在上世纪49年前就是一位新闻记者，1956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新闻专业。因此，说起来他还应该是我的一位学长。不久后，我通过这位朋友与甄先生取得了联系，知道他已经80高龄了，虽已离休在家，仍念念不忘民情国事。此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从电话里我感觉到他是一位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又有很高学养的老人。但是，他撰写的这篇文章在国内的报刊上不可能发表，只能在亲朋好友之间传阅。我读此文很受感动，于是征得他的同意，决定推荐给海外媒体发表。我告诉他，海外媒体国内看到的人会少一些，但通过“出口转内销”，总比内部传阅看的人要多。
由甄先生此文，我联想到其他一些事情。如今，离上个世纪的“六四”已经十八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共当局对“六四”事件实行强制性的遗忘政策。这个政策很有成效，既然能做到在几乎所有的报刊、书藉、影视上让“六四”事件销声匿迹。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一些良知之士不断发出“拒绝遗忘”的呼声。在“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也曾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即：“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我们认为，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该诅咒的，但要改变它则需要作持久的努力。面对这样一个制度，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真相”。“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与良知。我们热切地希望，所有海内外同胞都加入到“说真话”的行列中来，使得大家都能够自豪地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
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尽管时间已过去了十八年，但当年的那场大屠杀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一笔勾销。我个人每年都会接到很多电话，收到很多信件，不仅有来自海外的，也有好多来自国内的。从这些电话和信件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六四”这一页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对于很多同胞来说，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我之所以愿意把甄先生的这篇文章介绍给大家，不仅因为甄先生是一位资深的老报人，还因为他是一位保持着人性光辉的老共产党人。我始终认为，今天的共产党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在这个党内，不乏具有独立见解、愿意讲真话的良知之士。他们同样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2007年5月
甄铧：何须“怕谈以往”？——“六四”那天谈“六四”
“六四”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那场民族的劫难永远是刻骨铭心的。
老友重聚，正值“六四”，这是巧合。从1989年到今天，17年了。《红灯记》中李奶奶有唱词：“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怕什么？怕有什么用！李奶奶怕谈，还是谈了，大谈特谈了。她是“痛说革命家史”。
历史已经铸成，只有面对，抹掉不可能，装作没有发生，是麻木、矫情。怕讲，是胆怯心虚吗？当然，认识肯定不一样，因地位、经历、品格而异。袁木、陈希同是一个说法，冰心、巴金又是一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
起码可以不加评论，谈一点见闻吧。
这件事的突发性和悲壮气氛令人惊诧。
1989年的5、6月份，我在深圳。许多事，时间一长，都忘了，但有的事在历史长河的浪涛中突现出来，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5月下旬，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南油”公司的大厅里看到香港报纸，邓说：“难免要流血的！”我大为惊恐！数日后，香港几家电视台，几位熟悉的主持人都到了天安门广场，节目全部打乱了，银幕上几乎是全部被北京的政治风云所覆盖。最惹人心悬的是“危城告急”，不断展示北京那方形的地图，及时反映部队在城郊进行部署的情况。各大军区的部队先后到达，形成两个包围圈。人数最少的大概是广州军区两个师。民航停了，空运过去。在报上杨尚昆说：“调动部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不解。后来知道是老实话，因为北京军区的秦某露出一句话来：“我不做历史的罪人！”于是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武汉部署各大军区发兵赶赴北京。首都危城告急，形成相互制约之势，谁也别想轻举妄动。
立足深圳，那些天看到海内外的动向有几个“前所未有”：
一是香港的报纸，从来分为左中右，调子不一样，这时是一个声音了。以我们自己的《文汇报》、《大公报》为例。“六四”都开了天窗，这时报刊史上罕见的。抗日战争中，发生皖南事变，重庆《新华日报》开过天窗。周恩来在“社论”地位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其他似不曾再发生过此类事。这次《文汇报》在社论位置，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大公报》在同样位置刊出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同声一哭！”感情色彩之浓烈，立场之鲜明，无以复加。
二是两岸同胞，平时只在学术会上碰头，政治性活动，是互不参加的，这一次两岸同胞同时进行抗议活动，发出了一个声音。
三是各大洲海外华人，相约在同一时间游行示威，如此规模声势前所未有。
四是那天夜里，各国领导人似都通宵不眠，反应之强烈，前所未有。电视充分发挥了传媒的能量。老布什站出来，他说：“我绝不想说不利中美友好的话，而事情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大街上（指长安街，他在北京工作时，住建国门外，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在长安街往返进行晨练），我不相信，坦克车能阻挡人民前进的步伐！”撤切尔夫人在伦敦，拍桌子，叫起来。作为首相有点失态了……
我借住在报社的宿舍里，住一小间，另两间大些，都是编辑、记者，厅是公用的，有电视、沙发，通宵是沸腾的气氛，有激愤的吼声，粗俗的咒骂，文人不文，宣泄心中的愤慨！一个同志跳到桌子上，用毛笔在雪白的墙上画起了漫画。画一个猪头，但一望而知是李某，圆圆的脸、胖乎乎。报社不乏美术人才。一天去蛇口报看望一位朋友，不料仍是沸腾的氛围，办公室全乱了套，在准备集体去游行示威。后来听说这报社的负责人紧急出逃。在6月7日，北京的硝烟早已散去，上海等城市早平静了。深圳却在中心广场举行全市的声讨控诉大会，主席台正中出现“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大标语。我在窗口向下看去，时在九点多（十点开会），西边的人流，北边的人流汇合起来向南走，声势壮大，占了中心大街快车道的全部路面。没有单位的伫列，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组织性是罕见的。这种画面在深圳怕是空前绝后，我拍下了这个镜头。
八月份回到南通，一位负责同志说：“五年之后，大家的心情才可能平静下来。”
渐渐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弟弟讲他的经历：
他是大学教授，住北京城西主干道一侧的小区里。他说：“傍晚搀着小孩走在路边，忽有枪声，分明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中间倒下去，我叫小孩抱着树不要动，跑过去看看，翻一翻倒在那里的人，这时一股血喷涌出来，人已经死了。我们赶紧回家。第二天，又出来，只在附近看看，听说四个大学生，被迎面前进中的部队枪杀，接着坦克过来，碾成了肉饼、血饼。我去看，发现只有四个手指幸存在坦克履带之外，还完整的留在那里，叫人惊心动魄！我当时想，应该用照相机拍下来，可是没有相机。拍，说不定也会惹事。”
“又一天，在五棵松、木樨地一带，有些医院门前熙熙攘攘。有着白衣的医护人员，示意我进去看看。我走到院子里，看自行车棚下堆着许多尸体……。另一个街上，一辆公交车横在路中间，在窗外用绳子吊着一个人，裤子也脱掉了，成何体统！头上戴着军帽。老百姓诉说他的罪恶……说是有两个老太太，曾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开枪……”
果然，时间一年年过去，“六四”渐远。近些年，偶然听到人民大学丁子霖，为孩子被打死，联络一些死难家属，申请一个说法。这是被世人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呼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性——母爱的起码反映，难免引起海内人士的同情。试想，如果这点声音也没有，真的是中华民族之耻！
忽又冒出一个蒋彦永，前在“非典”事中率先斗胆捅出真情，成为美国一杂志的封面人物，被誉为中国的道德形象。接着又上书，实是网上的公开信，呼吁为“六四”正名。其论据有二：一是，我不过是一个外科医生，即抢救伤员六、七十人，当然他说得具体；二是，杨尚昆是他的病人。杨是参与调兵遣将的。最后杨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犯的最大错误是六四。” 杨说他自己“来不及纠正这个错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时间一年年过去，“遗忘政策”使所有媒体绝不再谈此事。当年六七百“人民日报”的同志集会游行，前列的横幅上写着：“让我们说真话！”现在没有声音了。文化部长王蒙披着绶带上街，现在没有声音了。冰心老人乘一小汽车，在车上挂着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巴金说学生是做我们“五四运动”中应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们先后去世了。镇压学生最积极的陈希同已作为大贪污犯在服刑。当然，他不过是一个代表。其实“六四”为他们创造了可肆无忌惮的乐园。人说，只是他在政治舞台上还嫩了一点。
余杰有篇文章中说，中国生活在耻辱中，认为幸亏有天安门母亲和蒋彦永医生发出微弱的声音，给中国留下点面子。
我在数百页的《天朔大运河勘察设计报告》的最后几页上，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首长指示。邓说：“六四没有给我们带来荣誉，我们要切切实实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以挽回影响，重塑我们的形象。天朔大运河就是一件这样重要的工作。”听说他在临终前，在家里还有一番话：“回顾我的一生，有三件事感到遗憾。”第三即谈到“六四”。可见他是难以忘怀的。此类事，照例是“出口转内销”，不可全信。但不可全不信。听说这在外边起了正面作用。
我们理智地想一想，申请平反是对党的信任和爱护，而实际上，无所不在的“社会道德法庭”，早已为“六四”正名，否则何须“怕谈”。既然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每年“六四”开个庆祝大会不好吗！
──转自《人与人权》07年6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