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被“荣誉感”谋杀的“负面报导”

【大纪元1月29日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媒体上还可以看到曝光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事件；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或《新闻调查》也可以“访谈”和“调查”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事件。
　　　　
当然，这些曝光和调查的阻力也是常人难以想像和理解的。于是，便有了那些排着队上电视台走门子、说情，不惜金钱和精力要将批评
　　　　
报导用或硬或软的方式扼杀于播出之前。中央电视台尚且面临如此压力，省市县级媒体的境遇则可想而知了。写批评报导的记者所面临的压力则更是不难想像。
　　
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为什么批评报导的出笼会面临如此强大的阻力？究其原因，大致如下：一、当事人怕把事情的影响闹大。因为在许多地方，违纪事件的处理与事件造成影响的大小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样一件违纪案，如果知道的人少一些，再做一些“勾兑”工作，必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之亦然。
　　　　
故而，始有张金柱、邓评比之类人物，在受到法律制裁之后，不自省其罪，反认为是被媒体所害之类荒谬逻辑。
　　　　
上面一条原因，是符合逻辑的，任何一个当事人都可能去做的；而另一条，也即是本文专门想谈及的，许多人身上莫名其妙的“荣誉感”使然。
　　　　
有许多动用物质财力去讲情或阻止媒体发布批评性报导的人，其实本人与被批评者并无瓜葛，更谈不上受了什么好处。单单只是为了所谓的“荣誉感”。譬如，某县工商管理人员执法时将菜农打成重伤，这本来是个别工商人员素质低下的表现，即使工商局内部对此也是绝不能容忍的。但当一听说媒体要曝光此事，局长一下子慌了神，立刻出马做工作。县长一听有本县曝光新闻，也马上出动，如果再不能解决，便会动用更高一级的关系，直到将稿件扼杀为止。如此一来，便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仿佛一个爱惹事的孩子在外面闯了祸，别人告上门来，反倒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拦在门外，老拳相向。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样，媒体的尴尬便出现了，曝光某省某市某乡的某个电管站的收款员贪污公款事件，极可能变成某省某市某县某乡联合捍卫本地“名誉”的一场“圣战”。其方式不外乎拒绝接受采访，威胁证人，订立攻守同盟，或找更大的领导对电视台施压，或利用法律手段，以批评报导中某个用字或标点错误，将记者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
　　　　
还有一些地方，宣传部门几乎每天都在讲“宣传纪律”，这个纪律，是本地领导们根据“地方保护主义”原则订立的“地方保护主义”牌的宣传纪律。内容无非是批评报导必须由被批评单位和个人签字盖章。（相当于把意见箱挂在被提意见者脖子上，看谁不要命敢来？）；上级新闻单位来采访必须通过当地宣传部门（这样才好有思想准备，使扼杀工作不至于被动）。不唯如此，言论稿件切不可惹得人对号入座，最好每天批评街上乱扔纸屑的市民或太阳黑子不按规律爆炸。副刊类稿件亦不可犯讳，别说大事，就连小事也不行。譬如，烟叶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地区，最好少写吸烟有害健康之类。而啤酒生产大县，便要小心啤酒可以增大肚子之类卫生知识了。
　　　　
其实，这些珍惜“荣誉”的行为，恰恰是对荣誉的践踏和侮辱。无怪乎许多人对新闻媒体失望，笔者当年搞电视采访时，常面对这样的尴尬，每当举起摄像机拍批评类新闻时，便有人劝：“记者同志，别忙活了，反正也播不出来。”而往往他们的预言总会不幸实现。这使人痛心且难过，试想想，在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攻坚阶段的九十年代末期，百姓眼中，一个小小的弄垮企业的厂长或乱打人的村长都受到层层保护，成为享受曝光豁免权的“特区”，那谁还敢往后面想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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