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6日讯】如果说广东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火车头，那么珠江三角洲地区，正是这个火车头的发动机。然而最近一年以来，这个中国经济高速运转的发动机在运作上出现了故障。 以往带动珠江三角洲发展的加工型企业，正在蜂拥迁离这一区域，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的情况。珠三角的经济成长率急剧下滑。以往的加工型经济，在拉动中国经济十多年之后开始气喘如牛，广东将面临一波不可抗拒的经济转型。然而，过去的优势往往会成为今后的劣势，所谓福兮祸所附。危机和机会永远并存。广东如何摆脱过去经验的束缚，重新寻找到自身在中国以至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定位，不仅对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至为重要，对香港也将是攸关兴衰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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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珠三角企业迁移关闭潮
文 ◎梁珍、吴雪儿
一向被认为成本低、人工低的大陆，又被称为世界工厂，成为不少港商、台商争相投资的地方。但近年来，中共政权不断的政策出台，使很多在大陆投资的企业面临突然其来的困境，业界人士估计，曾经是第一线发展地带的广东珠三角一带，将有上万家企业面临迁移关闭潮。
土地紧张、房价高企、人工增加、能源匮乏、企业转型、环保等问题，使得珠江三角洲不少本土企业主动或被动外迁。
二零零六年之后，不断出笼的中共宏观政策，包括加工贸易新政，新增一千八百多种禁止及限制类出口产品目录，银行保证金实转管理，新〈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每次调整，对深圳的外资企业都带来不小的“打击”。
作为深圳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的“主力军”，港资企业成了此次政策调整的“重灾区”。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预言：未来两年，数万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面临倒闭的中小企业
谢先生，是一九七九年首批进入大陆开厂的香港老板，目前在深圳拥有一家大约三千多平方米的制衣厂，经过了十几年的风光日子，现在不断感叹生意难做，他的企业从开始赚钱到零六年开始每年亏一百多万。
二零零六年后，谢先生这样的来料加工企业明显感到难挨，深圳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政策针对来料加工企业，包括税收政策、〈劳工合同法〉的制定，很多同行都纷纷倒闭或者迁移。据业界粗略的估计，广东省内大约有三万家中小型加工企业面临生存危机，要么迁移到外地，要么倒闭关门。
谢先生举例说，来料加工行业都面临着重税。现在的税收政策是每一万元出口额减去进口额的净值就要征收六百元的税项，即刻令谢先生感觉难以生存。
同时变化的还有，深圳政府部门对他们这类行业的态度。谢先生说，现在政府只欢迎高新企业，对他们则是处处给小鞋穿，各部门都收紧政策，动辄就要罚钱，和以往座上宾的态度相差甚远。新的〈劳动合同法〉出笼后，对他们这类的港商更是雪上加霜。
元月一日正式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对辞退工人有更严格的福利赔偿制度。‘做一年给工人十三个月人工，做十年养一世，小资本家怎么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一直犹豫不决的谢先生在法律出台后，已经下定决心关门。
被问到为何不将企业迁移？已经在大陆拚搏了十多年的谢先生说：“除了经营困难外，感受到更多的是心力交瘁。”他说，要培养人才很困难，他也没有精力和资金再去重新经营，而且即使迁移到内地其他城市，也只是暂时的缓解，很快又会出现当初在广东投资的困境。他准备今年开始逐步缩小工厂规模，最后将工厂关闭。
不再留恋珠三角
港商如此，对大陆本土企业来说，没有外资企业优惠，生存更要及早做出应变。
“这一波迁移关闭潮，我们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前几年就已经迁出珠三角一带。”阭俊军，是广东番禺百德火机实业有限公司老总之一，在番禺接受我们的越洋电话采访时，庆幸当初当机立断的做了迁移的选择。
百德火机实业是全国大型一次性打火机制造企业。阭俊军在二零零零年选择将工厂迁出珠三角，迁到广西、江西等地，零三年还迁移到泰国等地。番禺原本两、三千人的大工厂，现在只留了两三百人作为设计和管理的部门。他说，打火机属危险品行业，在广东连续出了几宗烟花爆竹爆炸事件后，珠江三角洲一带就不准做打火机了：“我们本来打算在附近珠江三角洲外围，比如三水、花都等地做，但看到形势不好，就把眼光放远一些，将工厂拉到江西、广西等地。”
江西、广西在环保方面的条例还停留在广东省八十年代的水准，阭俊军的行业得以在第二线城市生存，但未来随着各地环保指标的不断提高，他是否能继续经营下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其他行业都很难在珠江三角洲生存，因为你不搬的话，你的同行搬，都有影响。”阭俊军指，现在珠三角一带的企业营商环境已经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这里仿佛已经成了萨斯传染病，谁还留在当地，就有被传染淘汰的危险。
他预测：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能留下的只是一些高科技企业和走私为主的企业，加工制造业基本上已经没有前途。
条条政策催人命
“企业转型当然是最理想结果，但政策紧箍咒越收越窄，重压下毫无喘息之机的企业很难获得转型空隙。”在深圳加工贸易协会会长陈永汉看来，此次加工贸易新政带来了以港资、台资企业为主体的外资企业的巨大反弹，其原因更多来自于政策环境变化的累积效应压垮了留住这部分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家想走的打算，其实并不是在这个政策出台后才有的。”
实际上，近一两年以来，中共宏观政策频频出手，每次调整，对珠三角一带的港、台商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早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共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及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一三九号档》──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两周后又发布《一四五号档》──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除了取消多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并将是次及此前已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海关更即时全面停办禁止类商品的合同备案手续。
“港商即刻感觉到压力，有港商直言是过桥抽板。”香港一位商业投资专家如是说。上万港商在珠三角经营的加工厂则面临结业、广东五十万工人则面临失业、每年一千六百亿的加工贸易亦受到冲击。
一惯低调的香港商界即刻引起反弹，担心引发结业潮和撤资潮。近五十家香港商会抱成一团，通过各种途径，联合向中央有关部门表达港企意见，要求给予港商一些宽限期。至十月，问题得以稍微缓解，最后中共拍板以十月二十日划线，之前的来料加工业可以继续，但之后再不发牌。
本以为躲过一轮裁并潮的港商，二零零七年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去年三月十六日，新版〈企业所得税法〉，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此前可提供给外资企业的15%税收优惠被新法规定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后25%的税率所取代。
四月五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颁布二零零七年第十七号公告，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新增了一百八十四种商品，自四月二十六日起执行。商务部同时表示，对加工贸易商品加以限制的禁止目录开始动态调整，每年年初公布一次。这意味着加工贸易政策开始进入快速调整周期。
六月十八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从七月一日开始，取消五五三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进一步降低二二六八项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税率，此次调整涉及的商品范围，关系到海关税的在全部商品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 37%。而此前，已有多项商品经历了数次进出口关税税率的提高。
对于加工贸易企业在全部企业中所占比例高达六成的深圳来说，上述一系列的调整，早已经让大批从事加工进出口的港、台资企业感到“喘不过气来”。“打击简直是一个接一个，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两种选择，要不转型，要不转移。”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发现转型无望后，开始纷纷选择转移。
难以承受的高成本
对于珠江三角洲爆发的企业迁移关闭潮，现居美国的中国政经专家草庵居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珠三角企业成本上升，企业不得不向外迁移。
他将原因归于六点，包括：
一、人民币升值。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外资企业主要是来料加工，依赖进出口，人民币升值对他们的冲击很大，产品价格相对提高，而且人民币升值面临很不确定的状况，中共政权在去年一直讲人民币升值不超过4%，最多放宽到7％，但最近公布的是11.6%，而且升值压力还在继续。一般计算，出口产品的利润大约是在5 到10％之间，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话，会变得毫无利润可言，企业就想找一个赚钱的地方；
二、工人工资上升。虽然过去几年，珠江三角洲一带工人工资上涨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新〈劳动合同法〉出笼后，对员工的保护相对增多。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佘继标就曾经预测成本上升三成左右。有港商更打算最近去北京向中央反映；
三、广东电力短缺。由于中国整个电力是垄断的，同样的情况下，广东电力就要比江浙一带贵几倍，这个压力就上来了；
四、广东最近出台了一些环保政策，特别是污染严重的企业已经消失，有的迁移到大陆甚至东南亚一带，他们会找一些能够容忍污染的地方。
五、广东企业是集体产业，不像浙江、长江三角洲，技术附加值比较高。
六、广东一带形成独立王国，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比其他地方更严重一些。这对整个企业有影响。
对于二零零六年后中共连续推出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密集性让很多商人都感到措手不及。草庵居士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独裁和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外汇汇率制度，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完全失控，中共政权非常担心，因为马上面临奥运会，如果不控制，整个经济就崩溃了。中共必须要进行宏观调控，否则共产党会垮台。
港台商成替罪羊
而在这一波外企撤并潮中，受影响的主要是港、台商，以及一些大陆民营企业，但欧美企业和中共国营企业却没有受到影响，草庵居士认为，因为中共的大企业以及官方机构，他们在中国掌握决策权，大企业和官方勾结，宏调的影响对他们相对比较低，而欧美企业因为背靠欧美国家，中共要考虑国际影响，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转移到对他们政策影响不大的，比如从海外投资的港、台商，拿他们作替罪羊，把矛盾和问题转移到他们身上。
有制造行业人士表示，中共在几年前已经利用“每年一政策”的手法，旨在最终取缔“来料加工”工厂，作为应付中美贸易顺差问题。很多时候，“来料加工”合同，中间都涉及港、台商，因此，很自然地也成了中共政权“忽然改策”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美国费城爵硕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现时广东一带的营商环境每次中共突然出现一个条例，很多厂商马上就要倒闭或搬家，没有一个酝酿期，都没有咨询或给企业一个调整的机会，一般政府不会出台专门打击工商企业的政策，中共的做法含政治性的味道，这种随意性长期下去会对经济环境造成打击，逐渐使投资者失去信心。
他说，如果是正常的迁移，广东的一些企业升级了，转向生产更高价值的产品，把低价劳动力产品的生产往大陆内地迁移，广东的企业变成了高科技，整体经济还会上长：“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政策匆匆出台，把低科技的企业快速转移到内陆去，企业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技术发展起来，企业就变得空洞化，就这样搬迁，一开始可能还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工人的熟练水准可能也未到位。”
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
珠江三角洲、广东都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火车头一旦停止运转的话，中国的经济就会下来，马上失业率会上升，加上社会现在普遍存在的维权人士，可以引发社会不满的高涨，更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如近期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由香港各大专院校关注中国工人生活的学生和教师所组成的非牟利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注意到，此合同法未推出前，就已经有很多厂家解雇厂内工龄长的员工，逃避在合同法生效时，遵守规定让这些工龄长的员工变成工厂长工的责任。
新〈劳动合同法〉引起的劳资矛盾进一步升级，可以从去年十一月份，中国民间团体“深圳打工者之家”的负责人黄庆南被斩至重伤事件窥见一斑。据说，黄庆南遇袭，与其团体就最新的合同法积极教育工人自身权益，惹来有关方面的不满所致。
港商的出路和前景
对于港商的出路和前景，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发表的评论中指出，香港传统的中小型企业正面临全面性的转型危机，或许港商企业可转移至内陆，以维持原来的生产经营模式。但是转移至内陆后，交通和迁厂费用都会侵蚀港商企业日益微薄的加工利润。而全国划一的环保、土地、工资政策，不可能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差别对待。
要使香港中小企业转型，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人才、技术、经验和不同的经营方式、企业文化，但实际愿意转型的港商是很少的。他预言，香港在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连带服务他们的在港中小企业，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倒闭潮。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情况。
草庵居士则认为，虽然转型是一个因素，但正常的运作，实际上产业升级只是一部分要升级，部分要发展和扩展，而不是中共的一刀割式的划线。
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港商要主动站出来，大力的向中共呼吁、对其施加压力，要有政治参与的想法，否则决策权一直掌握在中共政权手里，而没有他们发言的地方。‘相对中共来说，港商的利益比中共本身利益差很多，香港商会必须要参与政治，否则你依附中共，中共很难会正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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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企业外迁五大因素
文 ◎ 季达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速度，在进入二零零零年之后的几年中迅速下降。以东莞市为例，这个经济连续二十年以20%速度增长的城市，二零零六年首次下降到19%，而二零零七年将进一步下降到15%左右。
东莞市曾经是港台资金投资的最热门城市，香港和台湾的玩具、制鞋行业，大量进入这个城市，使东莞一度号称世界鞋都、玩具之都。但从二零零七年开始，加工厂开始外移。根据亚洲鞋业协会的估计，去年东莞大约有超过一千家制鞋企业关闭或者迁移到外地。东莞皮革制鞋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实际上所影响到的企业更多，因为一个大中型的制造厂商迁离或者关闭，会影响到下游三到五家小企业和数十家手工工作坊的外包生产，再加上和原材料相关的运输和粗加工部门，影响不可谓不大。
其实不仅仅是东莞，珠江三角洲地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被迫迁离之后，本地经济增长依靠什么支撑？是广东省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广东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具体到珠江三角洲的情况来看，主要原因有劳动力成本上升，经营成本上升，税赋增加，人民币升值和海外市场近乎饱和等五大因素。
人为压低人工难持久
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大量涌入珠江三角洲，绝大部分是来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劳动力成本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九零年代初期，一个外来民工的工资大约300人民币，但到了二零零五年，只增加到大约500到600左右，而同期珠三角的GDP大约增加了10倍左右。
按照广东省统计局的资料，广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均超过60%，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四年在60%至50%之间，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三年在50%至40%间波动，二零零四年以来不足40%，二零零六年为38.7%。世界上健康经济体的数字，大约在50%至60%之间，因此从一九九五年以后，广东省工资偏低的情况就已经出现，而在最近两年最为严重。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低工资制度是依靠企业和地方政府协作人为压低的结果。大量外省劳工进入广东，既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也缺乏集体议价的手段和权利，工资被长期压制在低水准。而地方政府愿意压低工资水准，因为这些在本地劳动者并没有任何“本地居民权”，根本就不在地方政府的考虑范围之内，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可以通过权力从经营者那里获得利润，更可以因为产值高涨而获得上级的青睐。
大约从二零零四年开始，珠三角开始出现所谓的“民工荒”。低廉的工资和高涨的生活成本，迫使大量外地民工另择他地，他们和当地经济的飞速成长形成鲜明的对照，也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二零零二年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现在是690元，五年上涨了50%多，而实际上，现在珠三角工人的工资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大约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不等，但即便如此，企业招工依然困难。
广东省一位人大代表提出，省内工资的增长幅度，应该和广东经济增长同步，使民众得以普遍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如果这种提案通过，广东省每年必须为省内劳动者增加10%以上的工资。虽然提案未必获得通过，但由此可以看出长期低价劳工的政策和制度，未来将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经营成本上升无可避免
对于珠三角的企业来说，经营的压力还来自于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水电费用、厂房租金等等。这个制造业重地最近几年除了“劳工荒”之外、还遇到“电荒”、“油荒”，以及土地、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
比如服装厂需要铜矿，其原材料铜从二零零四年年初的每吨二万多元，一路飙升到现在的六万多元一公顿，上涨了三倍多。其他有色金属的价格全部在近两年出现大幅上涨。仅在二零零六年里，加工企业涉及金属材料最多的铜、铝、锌、铅、锡、镍六种金属，现货价格分别上涨了58%、15%、107%、48%、18%和 145%。而由于石油价格持续上升，相关的塑胶产品价格也出现上涨，对低端的加工企业构成沉重压力。房地产市场价格的猛涨，也是企业面对的压力之一，包括房租厂租，仓储价格的上升，都压抑了企业盈利。
税收增长
最直接的影响，是原来外资企业17%的增值税变为统一的24%。除此之外，其他税种也在不确定之中，时常变化，令企业无所适从。而整体来说，企业税务负担逐步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根据广东省统计部门的数据，一九九四年以来广东财政总收入由当年的569.38亿元增加至二零零六年的5,122.25亿元，增长8倍，GDP只从一九九四年的4,619.02亿元，增加到二零零六年的26,204.47亿元，增长4.7倍。很明显，与GDP的增速相比较，财政收入增速明显快得多。
广东的专家介绍说，GDP大致是由国家税收、企业利润、职工工资和设备折旧这四个因素构成。这几年广东每年的GDP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而在这四个因素中，国税和地方税增速都在20%以上，二零零七国税增长超过30%。反过来说，政府税收的大幅度增加，其实是通过积压企业盈利和工人工资获得的。
人民币升值
最近三年，人民币兑美元从8.3兑1美元，一路上升到目前的7.25，升值13%左右。由于珠三角企业大量以出口为主，用美元结算，而增加的成本则是人民币，因此人民币升值等于企业损失了盈利。
二零零七年广东实现进出口总值6,340.5亿美元，换算成为人民币为45,968亿元，而当年省内GDP预测值为25,969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广东省进出口总值为GDP的1.7倍以上。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广东省经济外贸依存度为170%，作为比较，美国大约是24%，全中国约为60%。
按照美国国会的计算，人民币兑美元低估程度为40%。而根据专家估计，人民币每增值5%，中国的GDP大约会损失1.5%的增长率。同样的计算落实到广东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肯定大得多。由此也可以看出，东莞去年经济增长从20%下降到14%，确实和人民币的升值相关。
国际贸易环境压力加大
二零零七年，国际经济贸易最受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产品的大量召回事件。从玩具、食品、服装、儿童产品、节日饰品，一直到食品添加剂和宠物罐头。英国《卫报》最新的报导说，仅仅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英国便“召回”了150万件圣诞挂饰。中国制造的标牌，从以前低质量低价格的标志，变成了不安全的代名词。
美国《纽约时报》较早前引述一份官方的报告说，美国境内的假冒货品，有六成来自中国大陆，5%来自香港。报导说，如果加上由中国转口的货品，来自中国的假冒和伪劣商品，可能占美国境内假冒伪劣商品的八成。
信誉丧失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对依靠大量接受海外订单生存的珠三角企业，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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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经济转型的困境
文 ◎ 何汉青
如果说广东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火车头，那么珠江三角洲地区，正是这个火车头的发动机。在全中国年GDP超过三千亿人民币的十三个城市中，广东占据了四个，广州和深圳排名最前列，东莞和佛山也在其中。而有可能在近年内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广东城市，还有珠海和中山。这一点，其他任何省份都无法相比。
然而近来珠三角经济出现转型，被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各路学者、专家也纷纷发表高论，还开出了很多处方。笔者这里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珠三角的转型。
世界经济运行的层次效应
从一八七零年到一九七零年这一百年间，西方经济的工业变革完成了从机械化到电气化，从电气化到自动化的工业变革。从一九七零年至今，世界经济又经历着资讯化、绿色化的产业变革。每次变革，当地经济都要转向发展新经济类型，以便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同时旧经济类型产业要向较不发达的地区转移。这就出现了经济运行的层次性。
如果把一个地方的经济体看作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比如美国的纽约、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中国的珠三角等，如果把它们看作一个人，我们就能找到他们的相同之处。
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黄种人有白种人等，但是，他们的血液系统却有着相同的结构和规律。从这个角度去看各个经济体的运行规律，就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之处，把别处的经验为我所用。经济运行系统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就像是一个人的血液系统，换句话说，全球每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规律是有迹可循，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例如，温哥华的经济运行规律与珠三角的经济运行规律是相同的。
经济运行中的输血功能和造血功能
从源头上说，欧洲的工业技术创新，造就了西方工业国家经济的蓬勃。其后，由于成本、环保等因素，他们的经济发生转型，从工业制造向高技术和服务业转变，原来的工业型经济就要向其他地区转移。
这种转移就激发了香港、台湾等地经济的腾飞。对于这些地区来说，这种转移就像是一种输血功能，大量新鲜血液输入，为这些经济体注入了活力。于此同时，外来的经济活动又激发了当地的经济创造力，当地经济产生了造血功能。这样，输血功能和造血功能共同作用，令香港、台湾等地的经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八十年代后，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要出现转型，向较不发达的地区转移，中国大陆未赶上上一波世界工业浪潮，这次总算把一只脚泡进去了，珠三角成为这次经济转型的最大受益者。
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珠三角经济得益于开放之先，但一开始就显得有点跌跌撞撞的。首先遭遇的是从供血不良到血液逼暴血管的境况。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珠三角被当作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试点，等于在一个铁桶上开了一个口子，把国内其他省份的资金都引向了广东。
由于这些资金是被高息或官家子弟吃回扣而吸引来的，因此主要是投向了房地产，那时的圈地运动已经到了疯狂阶段。
记得九十年代初的广东惠州市，笔者有一个朋友揽到一笔资金，在一段规划中的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路段，透过关系买下了一块地，加上买通关节的费用，当时的地价大约是三十万元人民币一亩。那块地在半年时间内，价格翻了一倍，平均每星期涨价一万多元一亩。要知道那里还是一片农地，什么都没有，只是在卖一个预期。那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如果能拿到三百块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笔者那时已经有令人羡慕的工作，薪水大约三百五十块）。可想而知这种疯狂的程度。不过两年后，我这位朋友赚到的上千万，连同借贷的几百万本金，全部蒸发，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后话。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广东人应该对这段历史还有一点印象，当时房地产市场有一句口号：“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据保守估算，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有超过两百六十亿的热钱涌入惠州。而在整个珠三角，据信全国大约40％的现金都流向了那里，以致很多内地银行没有现金，央行见势不妙，才猛然收紧银行政策，大量非法或灰色资金被迫抽离，房地产资金链断裂，引发了大量烂尾楼，好多年都没有缓过来。这次教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深思，反而给当权阶层、与权力有关联的阶层一个很好的权钱交易的示范，也成为珠三角经济造血功能不足的一个主因。
所幸的是，其时恰逢港、澳、台产业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涌入珠三角。那时笔者时不时地从广州坐车到深圳出差，看到一家家工厂在公路两旁冒起。几年下来，广深公路两旁就见不到农田了。不过，可惜的是东莞市“鱼米之乡”的美誉从此消失。
经济运行与权力架构冲突阻碍珠三角
最近几百年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其经济活动主要根基于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的自由。而经济运行的规律本身就像液体流动一样是自由流动的。作为一个权力机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应该是宏观的引导而不是直接插手和侵蚀。
香港早在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就已经进入珠三角地区，但是大多倒闭收场。笔者记得那时很多企业是以合资、合作企业的方式出现，这种方式把当地的经济力量纳进了经济运行的轨道上，本来是非常有利于当地经济力量的成长，为以后的经济创新和转型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中方的运作模式还是行政指导的方式，而西方的模式是自由经济运行的模式，两者之间就必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八十年代后珠三角的外来企业大多数是来料加工的形式，这种方式导致原材料、产品销售、资金运作、管理等都在外面，因为没有了行政命令因素的羁绊，这种运作模式在珠三角成功落地，成为经济主流，珠三角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加工厂。
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出现这样的局面还情有可原，但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蜕变成了“政府经济”或“官僚经济”，政府在中国大陆不是一只“无形的手”，而是一只有形的手！它直接插手经济，它可以调动所在范围和地方的一切资源，却可以不为这一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风险和损失负责。笔者引用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二零零七年给胡温的公开信上的说法：“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在官僚们的兴趣点上会突飞猛进；在他们的兴趣之外，则艰难求生，如众多的民营企业；而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则是破坏和倒退！”
当地政府的“兴趣点”在哪里呢？是在那些政绩工程上、在那些有回扣的经济活动中、在亲戚朋友的生意上。笔者记得在九十年代初，坊间流传着时任顺德市市长的黎子流先生的一句名言：“只要经济搞上去了，我们的干部拿一点、吃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
说实在的，与内陆地区的官员相比，珠三角的官员们还是比较务实和有创新精神的，他们也确实干了不少实事。但是，在这种没有制约的权力架构中，要求他们像西方国家民选官员那样，真正关注民众的利益，那也是太苛求了，他们关注的只能是如何把外商拉进来，把政绩快速搞起来，积累稳住官位和向上爬升的资本，然后赚自己的钱。
珠三角三大官商经济模式
所以，在这样的机制下，笔者总结当地政府的自主经济主要在三块：房地产、娱乐业和灰色进出口贸易。
房地产业一直是地方官员们主要的兴趣点，九十年代初，不少地方利用廉价的土地建起了各种工业区，靠向外商出租厂房，为当地政府赚了不少钱，当地人也靠这些租金过了不错的生活。例如在广州市郊的红星乡，村民们人均每个月能领取到大约四百元的租金收入，成为小有名气的富裕乡。
不过，土地毕竟是有限的，这样的租金经济是没有发展后劲的，再加上由于对权力的监督形同虚设，官员们私下转卖土地肥私的事件越来越多，导致了今天官民冲突的频频发生。另一方面，当时因为钱来得容易，不少村民特别是年轻人变成了富裕的游民一族，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吃喝嫖赌的事渐渐风行。
娱乐业也是地方官员的另一兴趣点。因为外来人口增多，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兴起，酒店、歌厅、娱乐城遍地开花。网上传言，前深圳市市委书记张高丽调到天津市当市委书记后，在一次市党校发表高论，说：“一个城市、地区是否繁荣，有六个指标：股市、高楼大厦、轿车数、舞厅酒吧、博彩业、会展场所，缺一不成。”
笔者认为其可信程度很高。从经济的角度看，娱乐业可以划归为服务业，但是，珠三角的娱乐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业，直截了当的说是色情业，它在珠三角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不过，笔者从未见到任何一个经济体把色情业划进经济竞争力的范畴。它会把一个经济体的人文环境毁掉，最终毁掉的不仅仅是经济。
另一个官员的兴趣点就是灰色进出口贸易。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广州番禺市有一个闻名全国的电器批发市场，这个名叫“番发”的市场不大，只有大约两个足球场大小，但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那里一个大约十五平方米的铺面，高峰时的转让价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在那时三百元月工资的打工一族眼里，那可是天文数字。
这个市场出名的原因，是因为那里的电器从国外进口，但是几乎是免税的。究其原因，问题出在进出口环节上。不只是在番禺，在整个珠三角，只要有港口或海关的地方，就有这种灰色进出口贸易，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跨部门的利益链，链上的受益者包括当地政府、海关、商检、边检、工商、税务及其关系户等。时至今日，这种贸易仍然大行其道。
举例来说，一家公司要进口废铜线，海关有可能会要求提供商检证书，证明其含铜量，商检到现场抽样，然后出具证书，海关凭含量打税，一切都是符合手续的。但是，按95％的含铜量打税还是25％的含铜量打税，个中的奥妙读者自己都可以想像得到。笔者不想把它说成是走私，因为这种事在全球的进出口环节上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把戏。
因为这种手法钱来的容易，失败的成本也不高，就算露了馅，出了事，大多数都能由各方官员摆平，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珠三角经济运行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是难以为继的，毕竟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东西，现在中国政府对此抓得越来越严，各利益方在手法上也不像以前那样胆大妄为，变得更为小心谨慎，对经济的影响度也就弱化了。
珠三角没有真正形成竞争力
经济体的竞争力很多时候体现在自主创新的能力上，也就是本土的创业能力，笔者称之为“硬性”竞争力，也就是一个经济体的造血功能。
目前珠三角也在提倡自主创新，但是由于权力结构的特殊性，珠三角并没有真正鼓励本土创业。因为这样做所花费的时间要很长，精力的投入要很大，而且政府的职能要从“官”转移到服务上，所以也就不在官员们的兴趣点上。自主创新要再次依赖外部的帮助实现转型，而目前看不到外资存在帮助珠三角经济实现转型的动力。
珠三角不但对本地人的创业不重视，对外地人的关心也就更少了，特别是对待打工者阶层，更是漠视，没有形成一个“软性”竞争力。
什么是“软性”竞争力，这里举一个微软的例子。微软于二零零七年九月在温哥华成立一个新的研发中心，微软加拿大公司总裁索尔根（Phil Sorgen）就表示，微软决定选址温哥华作为它新的软体发展中心，是看中了温哥华吸引顶级科技人才的能力。索尔根说：“温哥华是一个拥有不同族裔的国际性的门户城市，包容性使得在这里寻找最好的科技人才成为可能。”
他说，现在的优秀雇员选择供职的公司，已经不仅仅是考虑收入因素了，是否能得到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是否能够得到教育机会以及娱乐等，都是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温哥华具备这一切。而且温哥华所提供的环境我们相信是我们的员工所喜爱的工作以及生活环境。温哥华这个地理的优势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到顶级人才。”
这种“软性”竞争力是一种吸引人才聚集的过程。反观珠三角，政府不但没有构建这种“软性”竞争力，反而在破坏着这种人文环境。如打工大学生孙志刚被关押在广州收容所时被打死的事件，工人与企业主有纠纷时，企业主与当地政府联手，甚至透过黑社会，强行打压，这样的新闻常常出现于报端。
珠三角经济成功转型的出路何在
珠三角经济成功转型的出路在哪里？目前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发表了很多高论。比如有的大陆学者认为，珠三角经济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透过“泛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
本人不敢苟同，“政治稳定”其实是维持现有官僚体制的另一种蒙人的说法而已。当经济改革到了一定阶段，政治改革的停滞就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这已经成为共识，目前珠三角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捆绑”，而是进一步“松绑”。
一位智者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中共有多大的本事、有多了不起，中国今日的经济繁荣，是中国人的勤劳、智慧的结晶，中共只是把套在中国人脖子上的绳子松开了一些而已。
珠三角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一部分当地的民众（包括外省过来创业的）通过自己创业，形成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建立起了自己的竞争力，在深圳，据估算大约有40％的企业已经转型为高科技企业，在中山、顺德和南海等地，当地人设计或来样生产的小家电、小五金产品在出口和内销上，都占了不小的份额。
这个群体在这次的经济转型中，也先知先觉，主动出击，几年以来他们把研发、资金等的根留在珠三角，加工厂部分则北移发展。笔者在这里对他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他们是真正的精英。
诚然，自由经济体系不是万能的，自由经济体系下的经济转型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纵观前苏联、东欧等专制体制下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哪个有真正成功的经验，相信中国也不会例外，如果中国能尽早结束一党专制，早日实现真正的自由经济，笔者相信，凭籍着珠三角人的聪明才智和现有的经济基础，再结合外国的成功经验，珠三角经济的成功转型将得以早日实现。◇
（本文作者为原广东省经贸官员）
──转自第55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