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3日讯】今天终于等到国旗为死者而降、全国哀悼，奥运火炬也停止传递三天，这与此前对众多的死难者不闻不问相比，毕竟是对死者的一种哀荣，对生者的一种安慰，也算是一点小小的进步。没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国家便是个不值一文的空壳，国旗为恶性事件事死难的国民之死而降，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希望这次哀悼的规格不会成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将此事作为悼念死难者可以援用的成例，教育政府官员把尊重民众生命当作题中应有之议来抓，切不可等闲视之。
其实，政府微不足道的进步，民众都看在眼里，比如震级由七点八级调为八级，非但无损你作为政府的形象，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可以给你带来有错能纠的加分(当然要避免利用“科学”来推脱校舍倒塌的责任)。再者，地震之后，高层反应较快，媒体的报导相对宽松——当然是外松内紧，暗中依旧统一定调，或者枪毙稍有异议的稿子 ——这些都是可以审慎地予以肯定的。当然这是与六十年来他们僵化强硬的统治思路相比而得出的看法，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政府，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有不少可供改进的地方，甚至差得太远，这是毋庸讳言的事。
进而言之，政府在救灾中若有表现相对较好的一面，那是他们的份内事，不值得太多表扬，更不可以通过自办传媒进行自我圣化自我表扬。若是做得不好的部分，则是应受各方的监督与批评。六十年来我们非常规死掉的人多到不可细数的程度，单拿唐山大地震死难的 24万人来说，这些人死了后产生的教训有多少能在今天的抗震救灾中起到了真正的作用，这些都是值深得检讨的。要言之，我们前面非正常死去的人，不能有效地成为后来的人免于不死或者少死的教训，那么这个“投入”与“产出”就太不成比例了。也就是说，我们有无穷无尽地非正常死亡的惨痛教训，但从未有将惨痛教训，化为后来人免于因相同原因而非正常死亡的救命丹，这说明不仅我们在制度上保障上有重大缺陷，就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好好利用历史的“治病”作用，都没能有效的利用，这实在是值得政府深加反省的事。
政府反省以及民众对它的问责，是件值得仔细思考的事，一俟抗震救灾结束，就应该把其间的责任釐定清楚，以便给死者一个比较清晰的交待，给活着的民众一个诚实不期的说法。这里单就我所见的与抗震救灾有关的小事，从中所照鉴出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警醒与批评，以小见大，看出其间问题之一斑。
一：灾后心理救援
5 月12日地震当天中午，我被剧烈的摇晃震醒，内人亦在另一房间抱着尚未及两岁的内侄女，处于高度的惊惶之中。彼时房屋嘎吱乱响，门窗抖动，内侄女王嘉荷未哭一声，赓即我们飞也似逃离所住之八楼住宅，去外面低矮空旷的住地寻找住宿之处。在这个过程中，王嘉荷也未有什么异常的表现，还是一味地与她的姐姐、我的女儿小苒嬉哈打闹，一派天真未凿之气，感染着众多出来避震的人。
晚间因与流沙河先生一家一同避灾，一起吃饭一同栖于一室，见到王嘉荷这样的开心打闹，沙河先生因而回忆起同年，他随大人们半夜如何躲警报。他家本住离成都有几十公里的金堂街上，已属较为偏僻，但日机对成都的轰炸还是人心惶惶。半夜跑到乡下，歇于乱坟山之中，周旋于坟墓之间，大人们每叹其苦，但他总是与小孩们追逐嬉戏，视为难得的野趣与放松。大人痛苦不堪，心忧何时才是尽头，但小孩却是另有世界，生活在他们未谙世事的天真之中。大人与小孩对待灾难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小孩因有大人的庇护，把灾难带来的直接损失和心理创伤降到比较低的程度，因之，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似乎很能“苦中”作乐。沙河先生说，看到她这样的状态，你就觉得哪怕在大震中，悲观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类总是一边备受痛苦的折磨，但总也有欢愉的种子常生不灭。因发生地震那前两日的余震不断，每有震动，大人们总是心有余悸，但嘉荷却未有丝毫之感觉。我们总在想，一个尚未及两岁的稚童，对于生活环境出现的变故，总不至于像有思考之成人那般如此敏感，所以我们也看着她如花一样的笑脸便多了一份喜悦，并从灾难中逐渐放下心来。
但事实我们这些对婴儿心理学没有研究的人的判断，是不可靠的。过了两天，我们因为要拿东西，将其抱回家，第一家看到她到我们楼下，即不可肯上楼。即便要上楼，也一定要人抱着才肯上楼。她此前是喜欢证明自己很能干且能上楼的，于是爬楼成就了她的快感。到了家中，她更是不肯下地，而且除了她姑妈和我抱之外，连姐姐抱她，她都感到没有安全感，不要她抱。她反复说的是，我怕，我怕。以后每次回来从楼下开始，她就要抱，到家中也是一如既往，如是多次，至今未有丝毫的改变。近来成都余震之中，成人的心情也并不安定，加之此时家中并无全职保姆，所以弄得我们疲惫不堪，而无法从更为细致地角度去观照她的心理变化。后来通过看许多灾难心理救援的文章，才知道一个表达能力尚不完整的人，并不表明她的内心没有足够的想法与体验，这一点能轻易忽略过去。因此，我们最终确定让嘉荷的父母来接她到远离地震的南国去居住一段时间，平复因地震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害怕，用无忧无虑的生活让她慢慢忘掉她曾经历的恐怖时刻。
事实上不只小孩如此，我们大人何尝不如此，随着几千次的余震，有些余震甚至非常厉害，你说有多少人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呢？从生命的坚韧程度看，与大自然的毁灭力量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那种动辄以“人定胜天”相号召的说辞，其实只是一种不得体的谵妄。就在我写这文章的时候，依旧在经受着余震的考验，任何一点桌椅的震动，都会使我产生地震的幻觉。这正是恐惧带来的杯弓蛇影的心理效应，我没有必要佯装坚强而不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我宁愿承认自己的胆小，也要说出相关之事实。这说明灾后的心理问题是一个普通现象，急待有心理救援方面的志愿者前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心理重建。成都市区只是震感强烈，并没有大的破坏，其心理上的损伤尚且如此难以平复，何况那些地处震中，死里逃生的众多灾民呢？而心理上的重建与内心的平复，是一个慢长的过程，不要想一蹴而就，不要急欲求成。
事实上不只是人有心理上的恐惧，就连我邻居刘兄的狗狗布朗，在经历过这场地震后，都有一定的忧郁症状。震前，刘兄每天下去遛狗的时刻，它都欢快无比，且乐意归笼。但自从经历过次地震后，它欢快的叫声少了，说起出去遛一遛就迫不及待，而说着要让它回家，则万分的不愿意。而我家大大咧咧的狄更斯虽然没有布朗那么“小气”，但似乎也多了些狂躁，明显增加了一定的攻击性。从心理学上看，攻击性有许多时候，是恐惧状态下的一种自我保护。这说明凡是真正有生命的动物，在大自然恐惧性的摧毁面前，都有心理上受到惊吓而脆弱的问题，需要得到缓冲与治疗，它与生理上的需求同等重要，这是一个全社会不容忽视的震灾内容，
二：检讨学校问题
据各方面的数据统计，这次地震中学校倒塌达7000间，而政府的办公楼之倒塌可能就是学校倒塌房间的十分之一，这是个令人非常刺眼的现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倒塌，涉及当事人更多，其倒塌的危害性甚于其它建筑物。当然这不是说其它建筑物因建筑标准不达标、因腐败而成豆腐渣工程，就是可以原谅的。而是说，学校这种涉及到社会诸多方面利益的房屋坍塌，实在是罪行尤重。地震烈度强大当然是个理由，但这理由并不充分，除了民房倒塌数量因波及民众基数较大而数量较多外，恐怕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建筑物倒塌超过学校。为什么说地震烈度大的理由尚不充分呢？北川及绵阳地区由企业家刘家捐建的六年学校都没有什么损失，尤其是拯救了483 位学生的龙汉学校，固然老师们在其间居功至伟，但没有坚固的教室，不可做到真正的“一个都不少”，剧烈的震动，而这企业捐建的这几年学样都未垮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切实地按工程建筑标准做事，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灾难带来的不测后果。
学校的倒塌还不是学校在灾后值得检讨的全部内容，我们当然知道有的老师为了救学生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这样的老师让我们心生敬意。但也学校老师只为自己求生而不顾及学生的，他们虽不是主流，但也不可隐瞒。还好，我女儿的学校的校长与老师们，他们的应急能力与关爱之心，都还是足够的。地震后不到二十分钟，我赶到他们学校，他们全校已全部集中在操场上，老师按班级在管理并且给相对激动的学生以安慰。我女儿告知我他们学校的校长在组织疏散学生，而老师们则是让学生们安全后才最后一个走。成都市的震动之剧烈是成都历史从未有过的，所以成都的有关政府部门对市区的学校房屋进行了检查，还是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因地震而造成的危险建筑，于是他们以就进的方式将相对危险的学校转移到安全的学校上课。因为小女所在天涯石小学的校房面积大，新校房与旧校旁边合二为一，于是小女们就提前搬到搬到新教室上课，以便旧教室腾空出来，让给附近的昭忠祠小学暂用。但学校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取得家长们的支持，还是将家长们召集到新教室作了一个清晰的说明，同时让大家知晓教室并无异味。我认为像这样的细节，还是体现出学校对孩子较为仔细的人性关怀。
但这并不说这里面就无可以检讨的内容，成都市区的学校在震中有多少变成了危房，我手中当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这些数据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该在传媒上公开公布，以便家长与学生都有相关的知情权。从这地震来看“政府公开条例”的实施，肯定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且不说初震有无瞒报的行为，就是较强余震的提前报导，都没比较公开的说法，让民众每日对于余震都处于惊惶状态。与其让民众处于惊惶状态，毋宁让他们知晓更多的信息，以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事实上，信息的公开不会带来人心的骚动与惶惑不安，相反是信息的不公开才会带来恐惧的蔓延。绵阳地区的校舍倒塌与汶川、都江堰等地都非常之多，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灾后应该依法查处，绝不懈怠，否则无法给民众一个满意的交待。而成都的震级也就达到六级，但出现了不少危房学校，这说明学校房屋的抗震度还是很成问题的。只是这次成都的震级相对较少，比较幸运而已，希望政府部门不要因了这幸运忽略了将来建学校、医院等公共性质的房屋，以及开发商在建私人房屋时，其抗震度的提升，否则将遗祸非浅。昭忠祠是成都市中区的小学，其拨款经费上应该不成问题，但不知房屋质量为何不是人们所期望那般牢固，也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合国家规定的抗震标准。
三：捐献财物的焦虑
大震发生后，作为颇受惊吓的成都市民，从余震不断、惊魂未定中稍微调整过来，便思谋着要去捐款捐物，去献血去当志愿者，奔赴灾区第一线参与救助。成都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对地震灾难的实际救助，其热情之高，令我感动。在成都生活二十五年来，只有八九年学潮时的捐助积极性，可以与之媲美。
但在捐助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有疑问，这些财物通过红十字、慈善机构、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能否顺利地不被拔毛地送达到灾民手中，我们并没有信任。因为无论是中国的政府部门还是民间机构，其救灾物资的发放及款项使用，都缺少相应的透明度，也缺少第三方的评估与监督，所以在民众中的公信力逐年降低。此种贪墨所带来的公信力的降低，极大地挫伤了社会互相救助的热情。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真正监督的困难，我们整个社会正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之中，不在制度上变革，只系于人之道德上所谓诚信，出了有忽悠外，根本起不到为社会树立诚信标竿的作用。诚信不靠树一个道德高标，而是要建立一个不诚信，你会陷入“自绝于人民”的社会。如此一来，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以及投入与产出的衡度，必然使一个自觉讲诚信。
由于对政府部门以及政府所主导的慈善机构不信任，同时也对一些没有自己朋友的民间组织的不信任，所以在地震后，不少朋友给我电话、发短信、写邮件等，希望我开个专用账号，买些物资来救灾。我自知能力与精力都有限，但愿意从中撮合一些我所认识的民间机构，让大家可以较为放心地往那里捐献财物。如“四川5．12民间援助服务中心”，由十几家民间机构与非政府组合而成，因为其间有我所认识二十年的朋友田军女士在其间参与领导和协调工作，所以我将天涯、网易等大型社区网站的网友的财物，悉数介绍到他们那里，希望能尽快发挥高效与救急的作用。同时有些网友想个人捐献财物，那么我也专门介绍成都比较有名的家庭秋雨之福团契，因为这团契里面的人大多是我的亲朋好友，我比较知晓他们的实情，对他们此前在日常生活中救弱扶危所做的工作，也比较认可。我就此事专门与秋雨之福团契的王怡兄谈过，我们不仅要把每一分钱真正用到灾民头上（账目管理以及到去灾区均由教会方面出钱，或者义工自己掏腰包，将捐款者的钱百分之百用在灾民头上），而且要公开账目明细表，让捐款者真正放心。目下中国所缺的东西甚多，但更缺的是，一个人或者机构的公信力，若要建立中国有公信力的机构，应该从我辈做起。灾后重建是个慢长的过程，而且中国的民间力量要自此有长足的进步，必须点滴做起，踏实透明，持之以恒，否则无法为中国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成都大慈寺路十七号就是成都市红十字会所在地，由于离我家比较近，接连看到他们通宵工作，异常辛苦，令人感奋。小女曾与她同学当面去捐财物，她回来告知我，场面比较混乱，而且登记由于人手不够也相对较马虎。在救灾之急的情形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没有捐献财物的造册，或者财物的一个来源及去向的明细公布，怎么让捐财物者放心呢？另外，到红十字的志愿者中初中生不少，这种热情可嘉，应该鼓励，但似乎也有只是到那里鼓掌拍手者。换言之，我们应该在救灾的过程中，少来形式主义的作秀，同时做到细致快捷，公开透明，无论灾情怎么重大，也要在事后给民众一个真正让人信服的说法。否则救了身体之灾，却在心灵上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这种此得而彼失是很不划算的。
2008年5月18日至20日于成都
（冉按：本来要写一下喜欢无耻市恩的政府以及泪如雨下的余秋雨先生，无奈今天事多，于是贴一篇给“反华”媒体《开放》杂志（已刊于该刊第六期）所写的旧文上来，以便大家看看我在一个月前的一些“预测”。2008年6月13日7：33分于成都）
──转自冉云飞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