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能够远离金融危机侵袭的可能；然而，民主政体能够在经济危机中存活，专制体制却很少能够全身而退。
如此一来，显然民主对于经济是较为有利的体制。民主也许无助于经济成长，却能够帮助克服重重障碍；就像是种种不确定性之减压阀一般运作着。
有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如此富有，而其他国家却如此贫穷？而为什么这些国家这么长久以来都不曾改变他们的财富状况？
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西欧能够从十三世纪开始崛起，而其他文明却逐步衰落？对一名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在于了解贫穷，因为一直以来，贫穷就是人类共同的命运选题。
不如把时间用来探索造成西欧进步的原因，并且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探究造成西欧如此柔软身段的可能条件。最近两个世纪以来，不论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到马克思（Karl Marx），或是从巴师夏（Frédérique Bastiat）到韦伯（Max Weber），他们都在这个主题上做出了种种假设，包括：气候、地理、封建制度、文化、宗教、政治。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能够用来揭开经济成长奇迹的最简单的关键。为了要持续发展，是否必须像意大利人或是荷兰人那样住在港口？
是否要像日本人那样摧毁封建制度？是否要像德国人那样当个新教徒？又或者像韩国人那样提倡儒学？
然而，瑞士并非海洋国家；意大利并不奉行新教；新加坡位于热带。每一种假设都会出现与该假设相互矛盾的例子。
这一个在理论方面的追寻并非没有任何实用结果，因为每一种理论都是具有影响性的；这些理论总是能够引起政治辩论，并且最终让负责经济发展的各个政府以及国际机构做出选择。
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自从1944年创设以来，便一直不断针对各个时期最盛行的理论调整贷款策略；随着解释经济成长的各种说明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种种解决方案纷纷出炉，世界银行也一再调整其政策。
在一九六○年代，世界银行得要资助“有利于建设”的设备；这些设备最终因为锈蚀而消失无踪。在一九八○年代，公家机构民营化以及平衡公共支出似乎成了灵丹妙药；但是这颗仙丹妙药似乎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功效。
随后，一个良好的管理、若干透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以及清廉的机关，似乎摇身一变，成了发展进步的关键，同时必须承认这些是可以透过外力来达成的。紧接着，中国的例子又颠覆了这个法则：在预期必要之体制形成之前，进步已经产生了。
国际援助会是可行的解决方案吗？拥护者们认为援助的金额仍不足，一但援助的金额提高，进步也会随之而来。
其他人则反驳，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接受援助而获得进步。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假设，也是最后一个：进步跟体制是息息相关的。
财富来自远方
外来的援助没有用。那么良好的管理呢？这样的说法毫无根据。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又如何呢？如果各个国家并未配置有进步所不可或缺的体制，那么就算有再好的政策也无法带来什么希望。
什么是理想的体制呢？一个正直的政府，一个可靠的司法机关，若干独立于政治压力之外的银行与企业，对口头承诺与契约的尊重。
前述这些与当地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多重面貌体制，不论存在与否，都该是一切进步之根基；这就是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公认，经济成长的唯一存在的西方模式。
欧洲的现代经济是和体制一起诞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二者是一起诞生于欧洲的；就历史观点而言，它们的出现早于政府。
各个银行以及各贸易同业行会于十三世纪便出现在意大利，而当时政府还不存在，稳定的政治力量也还没出现。美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殖民者设立了各种贸易金融体制，因为他们以前在大不列颠、德意志、荷兰等地便已经习惯该体制。除了欧洲以外，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时引进了西方的体制；韩国、新加坡、泰国以及印尼则在二十世纪时跟进，也都确实取得进步。
印度直接承袭了英国人遗留下来的体制，而中国人则是将西方经验直接移植。只剩下那些既贫穷，又没有建立体制的国家仍被排除在进步之外；为什么这些国家要拒绝建立前述的体制，他们为何如此坚定否决这样的体制？
两位从事此一领域的研究先驱，提出了两个立场相左的解释。其中一位是史丹佛大学教授格雷夫（Avner Greif），他先后在以色列以及美国接受教育，对他而言，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价值，将会决定是否选择出好的体制。
另外一位是亚美尼亚裔土耳其人艾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对他而言，殖民者的遗产以及阶级斗争会将国家引领向好的或是坏的体制。
在这两个假设里，双方有志一同认为历史是发展进步的一个沉重包袱；财富和贫穷一样，都来自于远方，格雷夫如是说。
格雷夫将经济成长的历史与地理起源设定在十二世纪的地中海。意大利各大城，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透过国际贸易将东地中海与中亚连结在一起，并且掀起中世纪经济革命：这也是未来欧洲繁荣的源头，一直到六个世纪之后，英国（大不列颠）的工业革命，才终止了此一经济模式的继续繁荣与继续现代化。
在工业化之前，存在着可以让资本累积的贸易行为，并且也诞生了资产阶级企业经营者的社群。
就此一商业革命的角度而言，该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些意大利城镇会成为此一商业游戏的主宰，为什么他们能够取得并且持续保有利益，而他们在当时的东方贸易伙伴却必须活在贫穷的阴影底下？
从相关于热那亚人以及马格里布人（译注：maghrébin指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人）这两个地中海贸易主角的档案资料中，格雷夫指出前者的力量以及其之所以能够持久不衰的原因，来自于他们创造出现代经济所需体制之大部分的天分，此一体制的组成至今仍然存在：银行、汇票、信用状、股份有限公司。
而且，透过至今仍保存在开罗犹太人密库（Genizah）的档案，也有可能轻松地更进一步认识马格里布人的习惯做法，就像我们知道热那亚人的做法那样。
究竟这些马格里布人是何方神圣呢？“来自西方的族群”，这是一支信奉犹太教，同时保有阿拉伯传统的民族，由来自于巴格达的商旅所组成，后来定居在北非，即俗称的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最后才选择以开罗作为根据地；这些商旅的季节性移动很幸运地在历代伊斯兰王朝里被记录保存了下来。
热那亚人和马格里布人同样都擅长交涉；都是积极勇敢而兴旺繁荣的民族。但是他们成功的根基却大不相同：马格里布人的网络是将家庭、社群串连在一起，是个人口头式的信诺关系。
这种关系的本质十分脆弱：一旦关系破裂，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来追讨损失赔偿。相反地，在热那亚，交易行为是以个人对个人的形式进行，而不是在社群之间进行；所有的交易都诉诸白纸黑字的合约，借贷对象也不取决于家世出身，而是以其实际担保财物为依据。
热那亚人一次次的冒险壮举，都不是以家族企业形式进行，而是以行会形式；股份有限公司会分摊应负的风险。
至于马格里布人，他们所要面对的经济风险则会闭锁在家族之内，从而限制住了他们的企图心。
为了要让人我之间有法可循，热那亚人于是创造出了政治力量，不是太强意大利的各地的模式，随后更扩及欧洲各地，直到现代国家政府出现为止。热那亚的经济模式通过了时间的考验；另外一种经济模式则注定会消失。
马格里布人很久以前即消逝融入阿拉伯世界的犹太社群里面；热那亚人则逐步同化全意大利人。
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马格里布人没有采行热那亚人的优良体制？格雷夫表示，显然是因为热那亚人的体制相抵触于马格里布人的道德价值、世界观以及信仰。 @(待续)
摘编自 《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总体检》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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