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那亚这样一个风行基督教以及个人主义的社会里，家庭地位的角色不是那么显着，比较内敛。
这是欧洲人普遍的传统，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习惯，然后又经过基督教教义进一步加强教育；罪恶以及救赎都是个人的事情。
将人和人连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而是优良的契约，婚约就是一开始的最佳明证。
在基督教世界里，女性是宣誓加入婚姻；理论上，女性不是被迫嫁人的。在东方社会里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承袭马格里布犹太人的阿拉伯世界。
对于马格里布人而言，个人是无法自绝于社群之外而生存的。远离社群的个体往往同时就失去了个人与经济信用；所以没有人能够在家族之外自行营生。
妇女呢？她们没有法理上的地位，属于丈夫所有，是家族的财产。根据格雷夫的观察，光是妇女的地位就足以呈现出西方（基督教以及个人主义）与东方（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群体主义）的明显差异。
如此一来可以看出，在西方，文化如何走向法理、走向契约、走向股份有限公司。格雷夫又说，可以预期的是，西方体制包括政府在内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用以取代家族或是部落社群的；这种构筑在个体之间的理性结合，取代了血缘关系。
在东方人的世界里（过去的马格里布人或是今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这样的体制则没有生存空间，因为与其宗教文化互相矛盾。
这些马格里布犹太人自认是必须对上帝负责的子民；被上帝选中的并非特定某一个犹太人，而是全体犹太民族。
同样地，在伊斯兰精神里面，穆斯林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也必须连带保证整个社群的正当行为；伊斯兰精神就像过去的马格里布犹太人一样，都是主张群体主义。
个体主义社会与群体主义社会的分类，促使格雷夫一下子从十三世纪跳到现代。近东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地区之所以迟迟未能大幅进步，难道不是因为进步所需的体制在此地被遗忘了吗？
此地的传统价值阻止了西方体制在此地生根：就经济学的观点而言，这是一个负面的选择。
根据格雷夫的解释，美国人在伊拉克所遭遇的挫败，完全变成是可以预见的：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强行改变伊斯兰世界的种种社会规范。
难道贫穷成了在阿拉伯世界里，一个因为其群体主义传统所造成的无法跨越的文化宿命？格雷夫对此十分谨慎保留，因为当今世界充满着经济惊奇，而这些惊奇是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在过去都不曾预见的。
利益支配着历史
和格雷夫一样，艾斯莫格鲁也承认贫穷来自远方，但是他认为贫穷的种种源头来自于政治，而非来自于宗教信仰。
为了要证明他的观点，他的研究重点放在美洲殖民历史以及西方民主在该地的萌芽条件。与格雷夫相同，艾斯莫格鲁代表了新一代经济学家的企图心，他们随时随地在吸收社会科学、政治学以及历史等各方面的知识。
他解释道，政治学包含一切，只除了科学；因此无法透过政治学来明白为什么某些国家是民主国家，而某些国家却不是；政治学也无法让人明白为什么民主制度在某些国家可以持久，在其他国家却不甚稳定。
可以透过历史来解释吗？历史学家们并不做解释，他们仅满足于描述记载每个角色的一举一动，但无法掌握每个角色的动机，也无法做出任何预测。
艾斯莫格鲁表示，只有经济学家会运用数学工具，来描述、了解并预测整体的行为。历史学家反驳，认为经济学家在诸多复杂事件当中，只选择能够与他们所归纳出之理论相契合的事件，这倒也是实情。
艾斯莫格鲁认为所有个体都是受到他们关于金钱的利益之研究所驱使：物质生活进步之追寻以及维持是各个人类社群进步的推进动力。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存在，像是个人的或是意识形态特质，但是这些因素都不是建立起群体行为模式的必要条件。
一个根基于单一金钱利益标准之上的模式已经足以用来描述各个社群的活动，因为所有个体都会表现得仿佛他们在经济方面非常理性；无论是不是以个体角度或者是其他因素是否介入，都无法改变群体模式。
根据艾斯莫格鲁的想法，概念想法不能够支配世界，唯有利益才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推进动力：经济所反映的就像是基础结构，意识形态则像是上层结构。
艾斯莫格鲁的模式十分简化：所有的政体分为民主或非民主；民主又区分为稳定持久的民主以及不稳定的民主。
艾斯莫格鲁表示，在民主政体或是非民主政体内部，种种的细微差别不像民主与非民主之对立那样明显。同样地，独裁与寡头的分别也不如他们在非民主类别里面的相同属性来得明显。
为了确立其模式，艾斯莫格鲁借助于大家所熟知的“欧坎剃刀”理论。十三世纪的一位英籍理则学家，欧坎的威廉认为没有必要用过多不必要的理由来阻碍真理。
秉持此一原则，任何一个逐渐符合欧坎剃刀理论的社群皆可能走向一般人民与菁英分子对立的状况：因为菁英分子会掌握权力或是财富，或者一般说来两项都会掌握住。
于是，所有的政治体制都取决于人民与菁英分子的关系：在民主政体里，当家作主的是人民；在非民主政体里，则由菁英分子决定一切。
各个阵营都极力表现要让自己的金钱利益呈现最佳状态。所以菁英分子们反对民主，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他们将失去一切；而当人民一旦掌权，便想要没收富人的财产并且重新分配财税。
西方历史显示在不见经济进步成长却稳定的社群里面，人民可以忍受非民主，因为社会不公正的状况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但是，一进入进步成长期，例如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种种支持度以及约束限制都改变了。人民于是察觉到更加明显的社会不公，并且要求在进步发展过程中取得较大的利益。
菁英分子为何同意对平民让步？他们会让步，因为民主的成本在他们眼里比对抗民主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小。接受民主所付出的代价会比镇压民主或是起义革命来得昂贵吗？
此一评估结果将决定是否会有民主过程产生；同时也解释由菁英分子所奠立的民主制度，远比由人民起义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更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该理论模式最令人惊讶的观点在于该理论似乎完全可行，因为它可以用来描述并进一步明了历史实情。咱们和艾斯莫格鲁一起来回顾一下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
直到公元1832年，英国仍是由富有的世袭贵族阶级来治国。自1832年起，具有投票权的人数大幅激增，由400人增加到80万名男性，约为总人口数的14％。
在1867年时，一项新的选举变革，再次让具有投票权的人数急速攀升，达到250万名男性。在1884年时，选举人数再次倍增；到了1918年时，男士具有投票权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然后在1928年时，女性也开始享有投票权。
根据艾斯莫格鲁，这些民主变革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菁英分子在面对人民不满情绪时，所做出之经济抉择的直接影响结果。
在追究这些不满情绪的源头时，往往可以发现经济成长的踪迹：每次经济一成长，人民就会要求更多的利益。
一旦引起暴动，就会影响社会秩序。菁英分子于是像赌局一般衡量社会阶级，并认为在政治方面让步所付出的代价远比镇压民主来得小；只要释放出一点民主即可换取社会安定，并且让劳动人口自愿走入工厂，甚至于加入军队。
在相反的例子方面，艾斯莫格鲁举了阿根廷经验：当地的民主体制非常不稳定，因为菁英分子完全没有感受到用经济换取社会安定的需求。
阿根廷的菁英分子都是承袭殖民者而来，他们完全没有要发展现代经济的企图；他们只满足于从几近未开发的土地上榨取一切利益。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大豆作物农业。地主们只雇用少量人工；地主们的收入取决于输往中国及南韩的作物，他们根本对各个城市里的骚动漠不关心。
所造成的结果是，阿根廷的民主只是人民对于财富重新分配要求之下的产物，完全和提高生产力无关。
此一存在于生产力与财富重新分配之间、存在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歧异，其状态非常不稳定，其稳定状态完全取决于菁英分子与人民之间支持度的变化。阿根廷的民主于是显得瞬息万变，而其经济发展前景则充满了不确定性。
艾斯莫格鲁最后做出结论，要想了解一个从前被殖民国家的现代体制以及其经济发展模式，绝不能够忽略其被殖民的历史过往。
在拉丁美洲，菁英分子们对付平民的行为，和他们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样，仍停留在复制以前的殖民地经验。
除了阿根廷的案例之外，该理论亦有助于了解为什么在拉丁美洲，人民对于财富分配的要求会早于经济成长的出现。
再举一个艾斯莫格鲁理论的例子：新加坡。当地只有一个政党，人民对此没有反对意见，因为所有的经济收益平均分配给了人民以及也是出身自人民的菁英分子；经济法则足以解释此一稳定的专制体制。
民主就像是上层结构，而经济则是基础结构：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复活吗？艾斯莫格鲁对此做出说明，他对于菁英分子与人民的区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分法。
他也完全不同意马克思所主张资本主义终将面临危机的灾难性分析；资本主义依然充满活力朝气，而且艾斯莫格鲁既未建议任何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也没有宣传起义革命的思想。
他最关键的解释都是关于物质，就像马克思的唯物论，但是和马克思所相反的是，他并不从中做出任何预测；他只是认为，任何一个民主体制要想被确立或是变得更加稳固，就必须根基于菁英分子和人民都认同的经济需求。
但是，民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真是那么不可或缺吗？ @(待续)
摘编自 《经济不说谎—后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总体检》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