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第22个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是“烟草健康警示”。《杭州市控制吸烟条例》已被列入立法计划，有望于今年年底出台。浙江省调查数据显示，公务员的吸烟率最高，达33.21%。医生、教师吸烟率也不低，分别为19.27%和15.02%。（钱江晚报6月1日报导)
医生、教师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很多人靠吸烟来解压或提神，因而吸烟率较高，其实在情理之中。然而，公务员工作强度的“轻松性”是举世共知的，从过往新闻调查中公务员们上班打游戏、炒股票中即可见一斑，缘何他们的吸烟率竟高居榜首？而且，33.21%的吸烟率远远超过医生和教师的19.27%和15.02%？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回顾一些旧闻，我们很容易就探寻到答案——湖北公安县政府曾出台“红头文件”规定各单位公务烟使用数量，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按每条烟170元的标准计算，全县一年要抽掉近400万元。公务用烟当然是在各种公务场合给公务人员抽的，难道是给老百姓抽的吗？因此，从这个“红头文件”窥斑探豹，公款消费下的公务用烟的存在，加上香烟的成瘾性，绝对是公务员吸烟率高的主要成因之一。
号称“最牛房产局长”的周久耕的落马，正是因烟而致。按照他的职位和工资收入，每天吸一包天价“九五至尊”实在有违生活常理，虽然当地有关部门解释称周久耕所吸之烟乃公务用烟，但最后的查证结果表明，周久耕确是个腐败蛀虫。因此，我们不能不引申发散遐想，在所谓公务用烟的堂而皇之的公务规则里，在33.21%吸烟率的公务员人群中，到底夹杂着多少腐败的因素在内？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的绝非只有周久耕一人。可资例证的是，江苏常州某镇政府竟在一个月内消耗了2789包中华牌香烟，那么这些高价烟都给谁抽了？会不在这33.21%之内吗？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人群吸烟都有自动吸烟的个体因素在内，有着社交请烟的陋习因素在内，公务员群体也不例外。但我们不能否认公务员比普通人群更多接近香烟的机会，除了公务用烟那庞大的规定消费之外，还有着关系社会中人情往来的礼节烟源，给官员送烟酒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更新的动向是，新华社“新华视点”曾报导过，在浙江省一些地方，赠送烟票取代了现金成为一种新的行贿手段，一张小小的烟票，却能轻易地换到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现金。香烟，绝对是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的重要媒介。
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却在国家公务员的人群中看到了高吸烟率的畸像。而在这33.21%的吸烟率数据中，我们又清晰辨见其后隐匿着一个因烟腐败的注解，而且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和潜在性，很难量化并定性剥离。中国控制吸烟协会5月19日曾在京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建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杜绝因烟草消费滋生的腐败现象。而我却以为，消除“公务员吸烟率最高”乃至全社会的吸烟乱象，仅仅消除公款消费香烟现象仍不够，只有将香烟行业政企分离，剥离地方GDP与烟税的勾连关系，并履行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义务，将我国的烟标烟盒印上折寿、自残、致癌、畸形胎儿等健康警示图形，真正做到从产销结构到人们消费意识的源头扭变，才能做到剔除烟腐的同时，引领公众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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