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7日讯】前言：不甘为奴的见证
我在刚修订的《王藏简历》里特别加入了这段话：
2007年至今，在贵州高原生存工作，沉潜磨炼。与吴玉琴、马玲丽、张明珍、莫建刚、陈西、廖双元、全林志、杜和平、申有连、李元龙、黄燕明、方家华、曾甯、李任科、张重发、吴郁、陈德富、葛实如、李果、田祖湘、徐国庆……等等有高贵理想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成为朋友，经常往来。“贵州人权研讨会”已成贵州这块热土与“启蒙社”、“民主墙”一脉相承的自由民主力量（其中莫建刚、方家华是启蒙社发起人），从中洋溢出的大无畏抗争精神与知行合一理念可谓在当代极权中国树立了一块闪光的丰碑。
我还未满20岁时，由于热爱诗歌/文学的缘故，加之从小我就对一切独立、自由的人、事、物感兴趣，及个人家庭的种种磨难，我就在边远的云南山区有意无意知晓了“启蒙社”的大体故事。
之前知晓的是北京那群有“朦胧反抗色彩”的诗人们，当时的我，随口就当着大学校园里那伙只会大谈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的叫兽们、学生会干部们、优秀共青团干部们大谈“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
嘿嘿，有位外语教师在听说我“胡言乱语”的事迹后，特别是亲眼所见我故意贴在系橱窗栏上的诗歌习作后，她在某节课上用神气和嘲讽的口吻说到：“听说你们班有大诗人，很爱表达，还在橱窗里公然贴出他的酸诗涩诗，什么黑暗啦深渊啦孤独啦，年纪轻轻的，就把自己弄得神里神经的郁郁寡欢的，时间长了心理还不出问题……”，之后她撅着她因苦练外语而有点变形的嘴皮说“向西方学习”的话题去了。
1978年，黄翔、莫建刚、方家华、李家华从贵州提着自己的头颅出发，上京贴完“火神交响诗”后，回到贵阳又在紫林庵贴出“大字报”。第二次上京他们正式打出了“启蒙社”名字，再次在北京贴出了“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的两条政治标语。一个月后，北京西单和全国各地的“民主墙”开始相继出现……
知道黑暗中国有这样的真实故事后，我对所谓“朦胧诗人”的好感大打折扣，也因此发现了他们很多的问题、局限。一听到周围的美眉同学朗诵“我如果爱你，决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以前不觉得甚至还认为这样的女性形象值得我爱。哈哈，原来“被朦胧”的他们骨子里头都有“恋父情节”——不管你曾多么残暴疯狂，也“无意中”走错了路线，作为儿女的甚至爱人情人的我们都会对你有信心，就算当“弃妇”、“弃子”，也请听听我忧伤的歌吧——可以说，这种“恋父情节和弃妇情思”在当今“体制外”的“自由诗人独立作家”、“民主异议人士”中还根深蒂固或变本加厉，体制内的自然不值一提。
“启蒙”之后，《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四五论坛》、《今天》……纷纷绽放。
而“今天”的“朦胧派”们，他们之所以被当代大学生在教科书读到，原因就在这种被冠之以“人文反思”的“恋父情节和弃妇情思”。如说好听点，是他们批判的委婉（委婉的批判），或说妥协的机智（机智的妥协）。而“启蒙火炬”们，却因对专制暴政赤裸裸的反抗和对其极权意识形态的强力颠覆，终被党国机器坚决打压、埋没。
于是，后来深刻在我诗想中被我大谈的换成了这些诗句，黄翔的“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杨春光的“我们就是这样一批首先免于恐惧然后才能免于匮乏的诗人/我们即以活尸的方式站立起来了/——我们就彻底复活起来”。
即便毕业前我因创办“反动”论坛（《中国话语权力》）、加入“反动”组织（独立中文笔会）、写“反动”诗文（文章大概指首发《民主论坛》后被《大纪元》转载的为郑贻春声援之文），被国家安全局、云南省公安厅、楚雄市公安局与学院副院长、学院保卫处、系主任等多人胁迫父母共同用“毕业证”逼我“认罪”写“忏悔书”，还被监视居住不准出校门，可我在此期间写的毕业论文还是与自由精神相关，论述黄翔与杨春光的诗歌——这是我对此迫害事件的抗议。
后来，系里研究讨论了多天，最终没要求我重写论文，就算我在被监控期间不顾严厉告诫居然还到处乱跑，不仅出校门还出了所在城市，后来还与一位青春女孩在校内外自由漫步、聊我答应过的“保密之事”，这些，他们都不追究了。这大概跟我“违约 ”把此事电话告之张嘉谚，杨春光知道后在网路上发表的抗议言辞相关。
从2004年起，我就与贵州的张嘉谚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与他的交流，我了解了贵州蛮荒高原的很多故事，这些故事的光芒一直吸引着我。2005年我离开云南在中国大地流浪转悠一圈之后，我选择留在了贵州，这一呆，就是两年多。
中国大规模的自由民主运动30多年前在贵州打响了第一炮，很多人有缘在贵州完成了他一生中可以说是最华彩的篇章。
例如现在如火如荼在华夏大地展开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袁红冰，他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都是在贵州秘密完成的。张嘉谚这样评价：我们想像灯台下那一个忍辱负重的身影，显现出中国当代自由文学最惊心动魄令人肃然起敬的写作景观。
我与贵州同样是有缘的，不知何时离开贵州，我感到离开贵州之前，我有一个使命，要把贵州这30多年来的自由民主之大动脉就我自己的方式大体梳理一下，而贵州人权研讨会，就是现在还铮铮作响的灼热脉搏。
为这脉搏注入太多心血的很多人，其一生的黄金光阴大都在暴政的黑牢中度过，在沉寂已久的荒芜大地上热情洋溢地组建各种沙龙、联谊会、学社，在生存线上的挣扎之余为了民运大业“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颠沛流离、患病的处境中不断学习并尝试上网发表抗议、激扬文字，在与国家机器的工具们正面交锋的过程中据理力争，或黯然神伤……
贵州自古是这样犯那样犯的流放之地，其环境艰苦阴郁，但有这些人用他们生命最华彩的篇章升华，那它也真是“可贵之州”。
我无力为每一个不甘为奴的好汉巾帼立传，却能就我们实际交往的经历，随意记录一些场景和片段，由此产生的一些真实的所思所感。或赞扬、或鼓励、或批评、或否定，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大家的热血还在沸腾心灵还在闪光，大家对自由民主的理想尚未磨灭，足迹尽管蹒跚坎坷，但黎明未来，大家的星星之火仍在希望。
不知道零零碎碎的能记录多少片段，也不期待她产生什么影响力，我把她视为我在贵州生活与这些朋友们友好往来的珍贵留念。况且，我在这块土地上写出了一些相对成熟的诗作，还在这里结了婚，生了子，我有什么理由不写写在这里的故事呢？@
《自由圣火》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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