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讯】（新纪元周刊记者齐先予综合报导）编者按：“小小的一个村干部就拥有七套住房，一般的小老百姓却连安身立命的家都没有。”如此不平等的房地产黑市，已经成为中国尽皆知的秘密。面对房价高涨，消费民众、贿赂官员的中介黑手顺势而起。
“只要出两万到八万元的中介费，不管你是不是低保户，是不是本城区人，都能买到经济房。”这就是隐没在武汉大街小巷的经济房黑市最常听见的话。今年四月，在武汉钢铁厂工作的雷先生听说只要花五万元就能找到中介，全程包办买到位于武汉红钢城二街经济房的“房号”，当时他真的觉得天上掉下了馅饼。
经济房的错位与迷失
经济适用房是由国家推出的半福利性房屋，由于国家免收了很多费用，而且限制开发商利润，故而其售价比市场上同类商品房便宜很多。经济房只针对中低收入家庭，而且购房后房产的出租、交易、抵押和继承都受很多限制。据《21世纪经济》报导，武汉红钢城附近商品房售价每平米约四千元，而经济房只要两千六百五十元，由于申请的人多，市政府一般会像抽彩票那样随机“摇号”，大概每四十户低保户只能有一户被抽中。
按照二零零八年〈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能申请经济房的家庭，年收入不能超过四万，雷先生夫妻俩收入五万多，当然不在其列。但想想武汉商品房房价收入比为十点二比一（二零零八年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CREIS数据），十年不吃不喝也不够买一套房子，要是交了五万元“买号费”就能买到经济房，那比买商品房划算很多。
中介一口承诺能拿到房号，只要他交了“买号费”，其余作假事项由中介来办。据一位“黄牛”房产经纪人透露，五万元买号费中一万用来办理制作全套申请材料、打通公安民警迁户口，两万用来贿赂经适中心摇号负责人，后者会将其中一万“孝敬”其领导，剩下的一万多进中介的腰包。
中介从哪搞到如此紧俏的房号呢？雷先生从中介那听到的是：部分被抽中房号的低保户，（其收入比全市平均收入低20％），因无钱购买而想把房号卖掉。据亿房网调查显示，武汉购买经济房的家庭，其房价收入比最高也达到九点四六比一，购买承受压力与一般家庭购买商品房大致相同，对他们而言，经济房根本不经济。
露出马脚的六连号
事实上更多房号是负责摇号的官员利用权力所做的交易。六月十二日，武汉市余家头小区经济房在摇号时，摇出了六个连在一起的购房资格证明编号，这在申购率高达四十比一的情况下极不寻常。事后查明，这六个号均是摇号官员作弊摇出的“关系号”，申请材料全系造假。假如不是有些交了摇号费而没有得到房子的人把这事给捅出来，人们还不知道六连号的存在，因为所有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看到这起造假案被查处，雷先生暗自庆幸当初没决定冒险干这违法的事。
这样的黑幕不仅武汉有，全国各地也非常盛行。
早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中央电视台就报导，在“天通苑论坛”网站上，很多人公开叫卖经济房房号。如一个帖子写道，急售板楼中间层房号，每平方米两千六百五十元，（商品房每平米九千五百元），房号十四万，另一帖子房号要价十六万元。北京房价黑市早已存在，但如此猖狂的公开叫卖还是第一次。经济房黑市的猖狂，表明其已成为新的腐败高发区，只要商品房和经济房的“双轨制”多存在一天，腐败就会多蔓延一天，导致经济房已严重错位。
除经济房、两限房和廉租房的黑市外，“小产权房”也一度成为大陆房屋黑市的宠儿。所谓小产权房，即利用城市郊区农民的宅基地修建的“乡产权”、“村产权”房屋，由于没有正规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认证，小产权房价格是同类商品房的60％。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没有国土部门的审批，农村集体土地无权修建商品住宅，但很多人还是愿意冒风险，“把庄稼种在别人的地里”，因为中国房价太高了。
公开的秘密：30％的贿赂成本
相比而言，房地产业最大黑市仍是土地黑市，而参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官员。前些年中国房地产业高速催生了大批国家级、世界级富豪。在西方国家，一般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在5％左右，而中国则在15％以上。房地产业暴利的五大成因中，土地黑市最为显着。
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大陆房地产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以二零零三年为例，当年“土地审计风暴”查处违法案件十六点八万起，但只有七百三十八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一百三十四人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惩处率不到1％，这就是土地黑市公然存在的根源。
近年来，虽然名义上执行了“招拍挂”制度，公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等执法监察，但土地黑市依然存在。如有的招标书要求三天之内缴纳两千万订金，得标对像只能是那些私下谈好的内定户。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方兴地产以四十点六亿元的天价，竞拍获得北京东三环外广渠路十五号地，成为北京的“新地王”。细心的人发现，这些地王大多是国有企业。当国有企业借用国有银行的钱，再通过土地竞拍把钱还给地方政府，只不过是资金在政府的“大口袋”里面滚来滚去罢了。如果私人开发商试图跟着国有企业追涨土地市场，无异于自杀。
拆迁户血泪与官员的特权房
房地产另一大黑幕是被掩盖的拆迁户血泪和特权官员的腐败，所谓“沙滩流水不到头”现象比比皆是。政府虽然规定要给拆迁户补偿，但补偿金被各个环节的贪官污吏们拿走，最后拆迁户得到的补偿还不够给自己找个新家，无家可归的人被迫上访，使拆迁户成了中国城市上访者的主体。
在农村，被掠夺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失地农民的命运更加悲惨。早在二零零一年失地农民总数就达五千万，二零零五年中国与津巴布韦、印度一起“荣获”了全球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国家之冠。
在百姓无房可住的现实对立面上，中共官员的“特权房”早已是另一番风景。比如近日上海浦江镇的失地农民黄玉琴向外界披露，在浦江至少有五百栋以上、标价两万五千每平方米的别墅，“不公开对外出售，要有市政府和区政府的批条和招呼，才供给处级和局级以上干部，价格另议。”“我们曾将证据不断向各级机关检举揭发，但从未得到书面答复，个别干部口头答复说，干部低价买房，这在上海是普遍现象，如果认真查起来，全上海95％的乡长、镇长都要去坐牢。”
举报者指出，上海市公安局长张学兵拥有八套住房，价值两千七百万元以上。而浦江镇一个村干部董建国就有七套住房，总面积一千两百平米。与此相对应的是，原住上海建业里的周培章老人，因拆迁赔偿费比别人少了一半，而且他所签的是“阴阳合同”：即他看到的条款与真实合同不同。五年上访未果，今年七月十六日，他死在了上访办公室里。据郑恩宠律师介绍，在各方压力下，胡锦涛曾批示在上海试点，查处二千名局级、副局级干部本人及家属“低价购房”问题，但至今结果秘而不宣。
如今房地产黑市所显现的只是中国房地产业怪胎本性的天然表现，根治乱象已无路可走，除非怪胎本身的解体和死亡。◇
（此文转载《新纪元周刊》1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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