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日報29日社論指出，去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流亡作家高行健，即將來台灣訪問。盡管他先前來過台灣，台北的文化圈對他并不陌生，但頂著諾貝爾桂冠的高行健，他的台北行勢必將卷起開春之后第一波的文化熱潮。這股熱潮能替台灣的文化生態、文化風气帶來什么樣的啟示？恐怕比高行健本人的文學成就更加重要。
社論說，一九八七年因政治因素离開中國的高行健，流亡法國的時間超過十年以上。像他一樣流亡歐美的「后八九」中國藝術家，几年前就已開始在西方主流的文化藝術界嶄露頭角。以美術創作為例，代表人物有擅長顛覆中國文字語言的徐冰、抽象能力精准的谷文達、以爆破技巧聞名的蔡國強等，這股被稱作「后八九中國新藝術」的美術作品，在改革開放初期還曾被港台畫商向中國海關謊報為地毯，一批批運出中國大陸。時隔數年光景而已，這些「地毯」已經一躍成為世界主要畫展的常客，他們的作品也能夠跨越地域和語言的限制。
社論表示，「后八九中國新文化」已不再只是華人藝術而已。高行健頭頂上的諾貝爾獎光環，當然是最大、最亮的一盞，這盞光環可說是后八九中國文化新勢力的開花結果。后八九中國新文化的流亡精神不只表現在海外的中國藝術家身上，他們更明顯的貢獻，是讓留在中國的年輕一代有了往前進的方向，知道怎么樣的作品与創作力才是「向上提升」的力量。
社論說，相對于流亡海外的中國藝術家的精致文化創作，在中國大陸內部，法輪功無宁是一股最值得注意的后八九常民文化力量。四九年以來從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專政，到八○年代以來經濟大潮的洗禮，除了八○年代末至九○年代初少數被官方認可且制約的气功大師之外，超越的宗教或神秘經驗一直是中國常民所欠缺的。而法輪功的出現、發展、深入基層、進而展現惊人的動員力量，這令許多觀察中國社會變遷發展的人感到訝异。
社論表示，我們在此不欲對法輪功是正是邪進行論証，我們所關切的是，這股敢于挑戰獨裁政体的民間力量，是否會如星星之火般，引燃整個中國民間的反体制力量。許多人會怀疑：「連文革、六四都不怕的政權，怎么會被一個新興民間信仰團体所顛覆？」但如果我們回想在八○年代，台灣的錫安教會在松動國民党威權控制時所扮演的火車頭角色，我們就不能小看法輪功可能對中國社會政治的衝擊。
社論最后說，高行健獲獎，是后八九中國文化新勢力的集大成，法輪功是后八九中國民間社會能量積壓的臨界指標。我們并不認為流亡才高貴、地下才可貴，我們也不認為從体制外走向体制內就是負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