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畸形繁榮与鄉村的嚴重衰落
世界的歷史腳步：
發達國家——過度城市化之后城鄉差別的消失；
發展中國家——城市的畸形繁榮与鄉村經濟的嚴重衰落。
２０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世紀，許多非常重要的變革都在這個世紀發生。從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影響來說，首推民主政治這一帶有普适性的政治原則，其次當推小農階級的死亡。因為這項變革永遠切斷了人類与以往世代血脈相連的關系，也使得民主政治的實行成為可能。
馬克思曾經預言工業化將使小農階級從土地上消失，恩格斯則認為圈地運動使農民從“白銀時”進入了“黑鐵時代”——不過他們是站在批判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如果說當時的思想家們种种預言尚欠准确，那么這一預言倒是非常准确地從一個悲觀的角度預見到了小農階級的歷史命運。
２０世紀以前，人類對自然的依賴非常直接。從有人類開始，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物質必須取之于大自然：農業文明必須仰賴于土地，游牧民族必須逐水草而居，漁獵經濟則必須靠下水捕魚、上山打獵才能維持生存。歷史年輪推到亞當‧斯密時代，情況依然如故，因此亞當‧斯密稱“土地是財富之母”。即使到了二戰前夕，世界范圍內農漁業人口下降到總人口２０％的國家，也只有英國与比利時。那時候小農階級是否會被消滅成為一個极富爭議的“理論問題”。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為了論証資本主義并不殘酷，總以當時的統計數据為依据，來駁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消滅了小農階級”這一理論。
但到了二戰以后，隨著世界各國日漸將發展經濟作為一個國家的施政主題以后，工業化進程加，農業人口大規模地從土地上遷出，進入城市經濟体系的各個現代經濟部門。世界從此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當時人大多無法理解其變化意義的時代。到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即使在歐洲最落后的小農根据地羅馬尼亞、波蘭、南斯拉夫、希腊，小農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經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亞洲國家的日本，農業人口也從１９４７年的５２‧４４％，降為１９８５年的２５％。也就是說，到了８０年代以后，整個地球上只有三大地區的土地，依舊被農業人口及農村所占有，它們分別是：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地帶、中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這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國際上的發達國家。為了不過分刺激這些國家敏感的神經，國際社會想出了种种听起來比較讓人能夠接受的名稱來稱呼這些落后國家，如“后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但不管名字怎樣，這些國家的不發達与落后狀態卻成為它們的共同標志。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國家盡管無論從人口還是從土地上來說，都是農業大國，同時也是農業弱國，在糧食的供應上，往往還要依賴農業人口不到其國家總人口３％的美國。三大地區不少國家的農業，在各种經濟發展的壓力下瀕臨破產。
与小農階級從歷史上消失這一過程相伴的是都市化進程。除了中國与印度之外，世界各國的人口大多數居住于都市中。整個２０世紀，各國出現了好些超級大都市，如上海、開羅、墨西哥、圣保羅等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但到了８０年代，卻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在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如潮水般拼命涌向大城市的時候，發達國家的人口卻開始向郊區疏散，如紐約、華盛頓、芝加哥等舊都市中心，白天仍然是商務、政治、經濟与文化活動的主要舞台，但到了晚上，大多數白天在城市工作的中上層人士都回到郊外寬敞舒适的家中，城市里留下的反而只是下層人士。
說起來可能令中國人難以置信：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所在地的紐約市政府，近年來竟然發生城市管理費用入不敷出的窘況。原因很簡單：富裕的中上階層都不居住在紐約城，下班后就通過各种交通网管疏散到四面八方。居住在紐約市區內的居民竟有６０％以上不是美國公民。而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卻是按照居住地交納，紐約市區既然已經留給了下層人士和來美國謀求發展的外國人，這些人的納稅能力相對低弱，負擔极重的紐約市政府財政理所當然捉襟見肘。所以在國際上流傳一句話：看到美國的鄉村，才知道美國有多富裕；看到中國的農村，才了解中國到底有多貧窮。我于１９９８年到日本，曾要求翻譯石川小姐帶我們去看日本的農村，石川小姐為難地對我說：我們已經沒有中國意義上的農村。
發展中國家卻出現了相反的現象，城市的高度發展似乎是以農村的衰落為代价。尤其是在亞洲國家，許多超級大城市成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農村人口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就在早些年，發展中國家政府以自己的城市擁有上千万人口的規模而自傲——中國現在還有不少城市，都將把本城建成百万人口大市列為現代化的一個目標，并列入該市發展規划，本人就見到過好几份這樣的“發展戰略”——但人口這种瘋狂的机械式增長，使得城市的發展陷入一种极端無序狀態，形成一种“城市病”。不少城市都存在大量臨時搭建的違章建筑，這些建筑由于排污系統缺乏，垃圾成堆，成為影響城市市容的瘡疤。大多數城市內部的交通系統根本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需要，過時的公交系統承擔著城市內部的各种運輸任務，許多大城市的居民利用這种公交系統上班，往往要在路上花費一至二小時乃至更多時間。而城鄉之間的聯結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之后就變得坑坑洼洼，難于行走。
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用各种各樣的高樓大廈以及內部裝修豪華的賓館組裝成各种“現代化的櫥窗”，炫耀著該國的現代化水平——這對那些喜歡讓國際社會從這些作為“現代化櫥窗”的城市中“了解”信息的政府來說，這种与國內其他地區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确有必要，因為這是國家用來遮羞的“門臉”，盡管這些“門臉”城市的經濟發展与繁榮必須要以犧牲鄉村社會為代价。但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只要深入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就會發現廣大鄉村千瘡百孔，成為這些國家難以愈合、正在流血的傷口。
印度与中國：“不曾被耕耘人口下降之勢裙角掠過的國家”
被社會變革遺漏的南亞与中國，由于人口數量极其龐大，小農階層始終占總人口的７０％以上，這就使得這兩個國家与以往歷史時代相連的臍帶始終不曾斷開。
亞洲有兩個巨型國家沒有完全享受到２０世紀文明的偉大成就，小農階級以异常頑強的精神艱難竭蹶地存活下來。這就是位于南亞次大陸的印度与位于東亞的中國，不管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如何努力，這兩個國家的小農階級始終高居總人口比例的７０％以上。
比較這兩個國家，會發現許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處。兩國都擁有數千年悠久歷史，并且同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有著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更可惊异的是這一點：兩國的歷史文化在被現代文明消解的過程中，不但沒有被創造性地轉化成為兩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資源，反而成為一种异常沉重的現實負擔；兩國都是世界上的超級人口大國，中國總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則榮膺第二。不過讓中國略感安慰的是：据說由于印度沒有采取計划生育政策，２０年后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兩國奉行的政治体制雖然不同，但同樣陷入了高度腐敗的泥沼。在每年國際透明組織的排名當，兩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總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印度因為允許外國人去考察研，因此其腐敗臭名昭著，這有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這一名著為証。而中國則明智地保持著不完全開放政策，所以沒有成為國際上臭名昭著的腐敗典型。
迫于人口壓力，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兩國人口均喜歡以留學——中國的下層人民還喜歡采用高風險的偷渡——等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方式外遷。將保障移民權利列入憲法的美國則成為兩國移民的首選之地。在美國，留學人員數目最大的是中國，其次則是印度。兩國人的智力之高在美國有口皆碑，在硅谷工作的科技人員，印度人最多，中國人屈居第二。現在美國的電腦公司与各种高科技公司，其技術人員許多都是印度人与咱們華人。
兩個國家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現象：少數大城市高度繁榮，廣大農村周邊地區則极其落后。但讓中國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國近２０年改革過程當中冒出了少數新興小城鎮，印度這類新興小城鎮相對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處都是的圣牛“遺矢”，气味難聞。中國人則可以驕傲地宣稱：咱們中國几個用來裝點門面的“現代化櫥窗”相對要干淨靚麗得多。
兩國婦女地位都比較低下，但原因有所不同。印度婦女地位的低下更多的是宗教与歷史文化的原因。印度除了极少數出身上層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能夠參加社會事務之外，大多數婦女只能呆在家里。而中國婦女的情況多少有點不同，知識型婦女地位相對較高，有較多的知識婦女參預了社會工作，獲得了社會地位与社會聲譽，只有農村婦女的地位相對很低。所以對印度婦女暫時無需做分層研究，而考慮中國婦女地位應該做分層研究。
兩個國家均存在极大的貧富差距，只是產生貧富差距的起點有點不同。印度是經過“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中國在半個世紀以前用暴力革命敉平了貧富差距，近二十年又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產生了新的貧富差距。從人的階層分布來說，兩個國家均是金字塔形社會結构，少數社會上層高踞頂端，龐大的下層階級則构成了社會結构金字塔的底座。由于兩個國家的國民都特別喜歡多生多育，貧困階層無法讓自己的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這种社會結构估計在長時期內都會存在。
兩國人均不排斥与發達國家人士通婚，但絕對不喜歡在中印兩國國民之間互相通婚。在美國這個世界各民族聯姻的大舞台上，极少有中印通婚的家庭。為此事，本人曾專門詢問過美國的華人，他們承認這是事實，關于原因的答复是“可能是雙方都互相瞧不起”。
只有一點极不相同，那就是兩國知識分子的狀態。印度知識分子极具人類終极關怀精神，純粹的知識分子在２０世紀有兩位代表，前有亞洲第一位得到諾貝爾獎的泰戈爾，后有僑居英國、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的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与此同時還有兩位享有世界聲譽、具有宗教般獻身精神的圣者：圣雄甘地与德蘭修女。而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卻沒有產生這等人物。產生這种差別的原因在于兩點：一是与兩國的文化气質有關，印度文化是宗教文化，這种宗教精神使得印度知識分子具有獻身精神，而中國儒家學說只是一种入世的倫理哲學，在入世之初，已設定了“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的進退原則；其次也与政權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不一樣，印度較早實行了民主政治，允許知識分子進行社會批評，而中國在２０世紀始終堅持用政治高壓手段限制知識分子批評政府与社會，近二十年情況雖然有所好轉，但遠未達到民主國家那种自由程度。
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想努力減少本國農業人口在總人口當中的比例，改善人口与資源的比例。但人口（尤其是農村人口的高增長率）卻使兩國政府的這方面努力成為徒勞。小農階級的大量存在，使得這兩個國家与以往歷史（主要是歷史的落后面）的臍帶始終相連，前几個世紀底層人民的悲慘生活狀態，均可以在這兩個國度找到現存的活標本。
小農階級：一份沉重的歷史遺產
馬克思說：小農階級是專制政体存在的社會基礎。
中國農村的現狀：大量無地可耕的農民是游民的龐大后備隊伍。
小農階級的存在將使中國社會長期處于一种不發達狀態之中。
２０世紀的中國鍛造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中國用有限的資源養活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所以我們總是驕傲地宣稱：中國人完全可以養活自己，不會成為世界負擔；另一方面，中國也給下一世紀留給了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即人口与資源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從表面上看，人口問題相對于政治、經濟等表面化的問題來說并不那么顯性化，但其實在深層次上它不但規定著１９至２０世紀中國的歷史走向，還規定著未來的社會發展。這決非危言聳听，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因為在每一個社會問題的后面，其實都晃動著人口這一由來已久的問題的陰影。
中國的人口問題由來已久，它上承１８世紀中后期与１９世紀，一直延伸到今天，許多社會變故都与中國的人口問題有關。中國自從三百年前開始，就存在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這一問題非常嚴重，歷史上著名的太平天國革命，其實際原因就是因為人口壓力而起。整個２０世紀中國農民為什么能成為歷史主角，也是因為整個社會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社會成員求發展的問題，而是求生存的問題。而共產党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于一點：用為農民分配土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無地破產農民，無產者革命最徹底。
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依賴北美大陸化解了英國本土的巨大人口壓力，那么中國則是用持續不斷的向外移民來消解國內的人口壓力。几個世紀以來，華人像流水一樣淌向全球各個角落，以至于在海外華僑當中出現了這么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話：“世界上有太陽的地方，就有華人的汗水；有月亮的地方，就有華人的淚水。”
中國事實上從未在人口壓力的歷史陰影下走出來過。１９４９年以后，只不過用將社會資源平均分配的方法，采用“低工資，多就業”、一個人的飯三個人吃的方法從表面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隨著几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現，中國社會面臨越來越大的人口壓力，中國政府被迫采用上山下鄉這种方法將人口壓力從城市轉移到鄉村，成千上万的剛成年的城市青年在革命化的口號下离開父母，到了遙遠的鄉村。改革以來，隨著大鍋飯体制的逐漸消解，人口壓力這個問題日益凸顯出來，整個社會可以說都在人口与資源的壓力下呻吟不已。
由人口問題派生出了許多問題：大量社會無法消化的低素質勞動力呈無限供給狀態，最保守估計，僅是廣大農村每年就向社會輸送２００多万。這些勞動力流向城市，成為附著在城市邊緣的“邊緣人”，引發了諸多社會治安問題。
如果說前些年人們將就業的希望放在讓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上，千軍万馬地去擠“高考”這條獨木橋，謀求獲取職業的通行証。那么近几年則出現了一個最壓迫人的問題，即知識型勞動力過剩。早在９０年代中期，大學畢業生們發現，除了一些供不應求的專業之外，几乎所有的專業——尤其是文科与正在衰退的工科畢業生的就業，都需要經過家庭背景的激烈競爭。在小農階級消失的發達國家，從未出現過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只有在人口密集的亞洲國家，這种現象才相繼出現。
由于恐懼失去飯碗，最鐵的飯碗——公務員招考成了近几年大學生与研究生們趨之若 的職業。据披露，自１９９４年中央、國家机關開始在社會上公開招錄公務員，錄用人數為４１１人，而報名人數卻達４３０６人，兩者之比為１：１０‧４８；１９９８年錄用人數為８９１，而報名人數卻高達１５１００人，兩者之比為１：２４‧９。与此同時，近几年研究生招生的速度以每年３０％的速度遞增，出現了研究生質量“注水”現象。究其實，完全是因為大學畢業以后就業難，不少人不得不尋求“考研”這條被戲稱為“就業緩期三年執行”的途徑。
中國真正的隱痛還不在于知識型勞力過剩，而在于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低素質勞動力的絕對過剩。隨著科技的發展，大多數行業——尤其是新興行業——越來越多地依靠受過教育及專業訓練的人才，而中國農村每年向社會供給的勞動力卻是未經過任何專業技術訓練，文化素質极其低下的勞動力。這些人無法被新興的經濟部門所吸納，他們的家庭條件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接受要求越來越高的現代技能教育，從而注定了他們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上是多余的人。如果說新興工業化諸國在工業化進程中，通過人口不斷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及第三產業轉移，完成了農村城市化這一了不起的歷史進程。那么人口基數龐大的中國卻無法完成這項偉大的社會革命。
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壓力下，每一個有頭腦的中國人其實都會感覺到：從幼儿園——小學——中學——大學，直至就業，當中每一個環節的競爭，都是在人口与資源比例嚴重失調的大背景下展開的激烈競爭。在低素質勞動力絕對供過于求、呈嚴重傾斜狀態的勞動力市場面前，任何智者都明白“造飯碗”之說是多么無力，多么無法從長遠与根本上解決問題。
既然現實注定中國無法在“城市化”這一現代化進程當中消化從土地上源源不斷流出的小農階層，中國就只好拖著這條長長的“前現代”的尾巴進入２１世紀。這么龐大的低素質人口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有心人只要到中國的農村，尤其是貧困山區去看看那些無望的人群，或者每年春運期間到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去看看那擁擠的情狀，就會意識到整個２０世紀中國盡一切努力增加的物質資源，大多數不是用于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与人口素質，而是用于人口在量的擴張。
小農階級未被現代化進程“消滅”，流民又不斷地大批量產生，那情景足以讓任何有頭腦的人思考：中華民族那流淌著鮮血的傷口到底因何造成，又如何才能治愈。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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