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宋魚水法官是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后，來到海淀區人民法院的“科班”法官。現為海淀區人民法院經濟審判一庭副庭長。在11年的法官生涯中，她主持審結了1000余起經濟案件。先后榮獲了北京市优秀女法官、市婦聯优秀個人、首都法院先進法官等光榮稱號，最近被評為全國百名人民滿意的好法官。
以下是宋魚水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的：小時候我從生產隊分柴、分糧中感受到公平、合理是老百姓最底層、最朴實的需要；大學畢業當上法官之后，我對法官這兩個字的理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公平和正義
我是在山東蓬萊農村長大的，是個農民的女儿。小時候常常坐在田間地頭或是母親織花邊的房廊里，听大人們聊家里家外發生的事。誰家被生產隊少分了兩捆柴，誰家儿媳婦受了婆婆的气……這些今天听起來都算不上什么的事，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卻顯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件不公平的事，有時候會讓受了委屈的人喪失生活信心或是大病一場。那時候我就想，我要是個包公式的人，能給他們排解紛爭就好了。這份朦朧、朴實的正義感也許就是我立志當一名法官的最初夢想。
1985年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后，系統學習了法律知識和古今中外的司法制度，這時候我知道了誰對誰錯用什么來衡量。法律是把最公正的尺子。1989年，我大學畢業，作為第一個法律系的本科畢業生走進了海淀法院，實現了我當一名基層法官的夢想。從以前接触的是朴實的農民，到工作后和各种各樣的當事人打交道，我更深刻地感受到，雖然每個人的文化層次、生活背景不一樣，但是人們本性中追求平等和正義的要求是一樣的。法官的天職就是伸張正義、主持公道。這正是法官職業的神圣所在。
最大限度的追求公平和正義，這句話听起來很簡單。但是它卻讓我在11年的法官生涯中臨危不懼怕，糖彈打不倒，一步步朝著專家型法官的目標邁進。
-那年我帶著一個書記員去深圳執行送達取証任務，半夜一點了還被困在當事人家里。被我們上門調查惹惱了的當事人，叫來了兩個彪形大漢，我讓書記員去和當地派出所取得聯系，又沉著地向當事人陳述案件的情況。事后別人听說了當時現場的緊張勁儿說：你真行！其實法官也是人，我也害怕。只是心里總相信正義會戰胜邪惡
經濟審判的一大特點就是經常要到外地辦案。有時候出差任務很重，一個星期要辦多起案件，由于除去執行案件可以帶法警，一般案件只能由法官帶一名書記員完成，所以有時候還會遇到險情。
1993年，涉及深圳一個被告的案子，由于找不到當事人，案子沒法再進行下去。我帶著一個書記員前去尋找當事人，送達法院的傳票連帶取証。晚上9點我們才從當地派出所了解到當事人的具体住址，知道他只有晚上才在家。11點我們去敲當事人的家門。當事人是一個企業的老板，見法院的人找上門來非常惱怒。先是根本不開門，好容易被我們說得開了門，一進門就命令我們脫鞋，別弄臟了他家的地毯，緊接著他又打電話叫上來兩個气勢洶洶的彪形大漢。說實話我當時也有點害怕，半夜三更又遠离北京，若是碰上了地痞或是黑社會的人，難說會發生什么事。我交待書記員去和當地派出所取得聯系，以免出意外，又沉著地向當事人亮明身份和証件，講明我們的來意，從气勢上壓倒對方，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從晚上11點一直到深夜1點多我們才被准許离開。總算是有惊無險，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還是那句話，法官也是人，在危險面前我不是天生的無所畏懼，而是我有一個追求正義的信念。這种信念給了我勇敢和戰胜邪惡的信心。1993年下半年，我包攬了全庭所有外地調查、辦案的任務，整整在外地跑了兩個月。當時我的小孩還不滿周歲。
-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法官的審判工作也不可能一點不受人情關、金錢關的考驗。但是我一直非常崇尚這樣一种法官文化：法庭上法官是法律的化身，法庭下他們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我這個人有一個既是优點又是缺點的毛病：從小最不愿意得罪人，希望對誰都以誠相待。但是做法官是一個要求你必須明斷是非的職業，有的時候你面對的還是你關系非常好的同學、教過你的老師。
我讀大學的人民大學就在海淀法院的管轄之內，過去的同學有的現在當了律師，有的下海搞企業、辦公司。這么多年我審理過的案件，當事人有教過我的老師，案件代理人有我過去的同學。要說沒遇到過托人情、買關系的事不現實。但是我總有這樣一种想法：在這“兩關”上失守，也許你可能會得到一些看得到的東西，但是你失去的是作為一個法官最神圣的公正和尊嚴。去年我到美國考察那里的法律制度，我很欣賞那里的一种法官文化：在法庭上法官就是法官，職業要求法官必須有完全獨立的人格，在法庭外他才是同學、朋友、親人等等。法官要有獨立審判的環境，他們又不應該游离于社會之外，他們需要從朋友、同學中了解社會的發展，知道當事人在想什么，律師在想什么、做什么，只有這樣法官才能更好地為社會服務。所以每當我遇到托人情、買關系的事，我只有一句話：作為律師和當事人，我希望你們在法庭上發揮出最高的辯護水平，能夠說服我，使我的判決對你方有利，想通過別的途徑達到這一點那是不可能的。
你問我有沒有被我判輸了官司的同學、朋友怨恨我，我想肯定有。但是我更相信只要我依法辦案，堅持正義的信念，大多數人內心深處會理解我、信任我。我始終相信人更敬佩按照法律原則判案的法官。
當然我也有心理不平衡的時候。比如說搞經濟審判不斷需要大量的專業書籍，有時候我在書店里看到了自己需要的書，又被書价弄得不得不放手，有的時候我看到我的當律師的同學，他們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可以到國外進一步深造、“充電”，而雖然各法院都在努力給法官們創造學習的机會，但大多數法官還不能做到去國外深造，我也感到過心理不平衡。但是更多的時候，我面對當事人信任的目光，面對社會上人們對法官的尊敬，當我用法律賦予我的權力維護了公平和正義，讓受了委屈的人揚眉吐气，讓奸詐、狡猾、肆意踐踏法律的人敗下陣去，我感到更多的是滿足和充實。畢竟法官是我喜歡的職業。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審判工作中出現了許多新的難題，新類型的案件日趨增多，在審理這些案件時，時常會出現有法難依甚至無法可依的情形。法官面臨的挑戰是空前的，社會呼喚專家型的法官和法官的團隊精神
經濟審判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后變化最大的領域之一。而這种變化又集中在兩條：一是當事人主体由過去的集体和全民變得多元化，二是各种各樣過去從未遇到過的案件類型出現了。我從1993年提升為代理審判員獨立審理案件以來，共審結了1000余起經濟案件。其中像融資租賃、期貨糾紛、股權轉讓、股票侵權等等，一個案件就是一個新的龐大的學科。在審理很多疑難棘手的案件過程中，我覺得作為一個法官不學習、更新知識就要被淘汰的危机感越來越強烈。另外，作為一名經濟庭的法官絕不能就案辦案，要從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出發，考慮個案的處理。
為了适應法官職業的要求，我頂著一個女法官面臨的工作和家庭的雙重壓力，考取了人民大學的在職研究生，獲得了法學碩士學位。在審判實踐中不斷利用自己學到的專業知識，探索市場經濟新形勢下的審判規律。
前几年，我審理了22名出租車司机告公司的群案。原告丁某是一家出租車公司的員工。公司因丁某等司机違反了公司的規章制度將其的車輛扣留達兩個月，丁某等22位司机認為公司無理扣車使他們喪失了生活來源，欲要集体訴訟，并揚言還要采取別的過激行動。當時不但使出租車公司陷入停業狀態，還給社會造成了不安定隱患。這個案件如果單獨按照承包合同來判，出租車公司和司机是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應該說公司有根据規章制度處理司机的權力，但是那樣矛盾會更尖銳。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公司和司机還不單是勞動關系，出車确實還是司机們賴以生存的經濟來源。雖然當時法律界對這种矛盾的調整還有爭議，但是案件已經出來了，不能等著理論界得出個結論再判。
我請示了領導后決定采取分化矛盾的辦法，先對其中的兩個案件作出判決，使其他的案件迎刃而解。在先行判決兩個典型案件時，我采取了根据各自過錯來判案的新思路，根据公司扣留司机車的時間，要求公司付給司机一定的工資，車返還給司机繼續運營。對司机提出的其他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案件審結后，司机回公司繼續履行承包合同，公司也恢复了正常運轉。糾紛得到圓滿解決的同時還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這些年，我審理了數十起關于無效經濟合同糾紛的案件，在這些案件中，相當一部分當事人之間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合同，如果一律簡單、机械地全部作為無效合同處理，那么經濟審判會對現實的經濟發展起到明顯的阻礙作用，不利于保護業已形成客觀存在的經濟利益。這些案件涉及兩個深層次的司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問題，即個案公正与社會公正的法律衝突和遵循法律与創新意識的衝突問題。
通過此類案件的辦理，我也深刻地認識到，新時期的法官一定要有超前的法律認識，這樣才能保証遵循正義和公平的總体方向。由于新類型案件的不斷大量出現，一個法官能力再大，也不可能把所有案件涉及的經濟領域都搞通搞懂，只有發揮法官隊伍的團隊精神，發揮每名法官的特長和优勢，才能适應經濟發展對審判工作的要求。所以我在審判實踐中不但經常向大專院校的專家請教，向身邊某方面有特長的同事請教，即使是剛剛來到庭里的書記員，我也覺得他們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經濟審判的法官，在某种意義上掌握著企業的生殺予奪大權，我們手里的一支筆有時可能導致一個企業的倒閉或破產。從這一點上說我贊成法官既要鐵面無私的辦案，又要帶著感情辦案
我審理過一個標的很大的進出口糾紛案。原告進出口公司是北京一家實力非常雄厚的國有企業，被告某市經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還款有難度。這樣標的很高的案件引起了當地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不安，因為如果死扣法律條文判決，被告方或者會損失慘重，使當地經濟几年緩不過气來，或者被告方根本沒有償還能力，使判決成為一紙空文。被告方特派一位副市長親自到北京應訴。
在審理此案中，我認真分析了案情認為：被告方雖然應該承擔主要過錯，但是欠款不還不是惡意所為，而是經營不善遇到了風險，使標的物沒有實現使用价值，應該從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出發，既讓原告的損失盡可能得到補償，又讓弱者不至于由此背上過重的經濟包袱。所以我在案前做了大量的庭外調解工作，向原告擺事實、講道理，最終使原告同意以被告市政府的一輛奔馳500轎車折价，償付進出口公司的債務，進出口公司撤訴，糾紛得到了圓滿的解決。事后，到北京應訴的那位副市長還特意給我寄來一張賀年卡，以示感謝。
1998年3月，一家房地產公司与一家影視公司簽訂了一份企業租賃經營合同。約定：房地產公司將其下屬的廣告公司及物業公司租賃給影視公司經營。在影視公司租賃經營期間，雙方發生糾紛，1999年6月，房地產公司將影視公司訴至法院，要求解除租賃合同，影視公司交回營業執照、公章等。我在審理此案中查明：影視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使租賃經營的企業盈利100余万元。如果該案按照法律程序進行清理、清算，會使一個好端端的企業毀掉。
我本著對企業、對員工負責的想法，多方面做雙方當事人、律師的調解工作，使雙方律師就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防止損失擴大化等問題進行了溝通和交流，終于達成了庭下調解的共識。企業保住了，雙方當事人的經濟損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我認為嚴厲、威嚴應該只是法官的一种外在形象，法官的內心應該是充滿善良和正義，很有同情心的。只有這樣才能讓當事人接近你，和你溝通，接受你的觀點。法官應該是在法庭上能夠理智、耐心、實事求是地傾听大家的意見，然后作出一种判決。在法庭下感情丰富，對人和事物充滿愛心。
你問我像我這樣性格柔和、感情有時好像還比較脆弱的人，和嚴肅的審判工作矛盾不矛盾？我想，善良和正義是人和人理解的橋梁，不管是做法官還是做別的工作，以誠待人總是讓人最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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