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日訊】 我稱得上是老北京了，今年已經７０多歲。追思起來，我平生干過的最大的一件蠢事，就是１９５５年我奉命參与了批判梁思成文章組，寫了篇通訊《給大屋頂算一筆賬》，發表在《北京日報》上，又寫了一篇論文發表在《新建設》雜志上，批判梁思成主張新的建筑物必須全部保持民族形式的思想。
當時最高領導的指示是要同時開展對二胡（即胡風和胡适）二梁（即梁漱溟和梁思成）的批判。北京城建組的負責人雖然知道梁思成是我愛人的堂兄，但還是調我去批判梁思成的寫作小組。寫作小組由剛任城建部部長的万里任組長，陣容相當強大，連市委宣傳部部長、《北京日報》總編、清華大學党委書記都脫產，集中住在頤和園。
當時梁思成的愛妻剛剛逝世，她就是著名的女才子林徽因，她父親曾任清朝駐英大使，她從小在英國長大，十七八歲已經寫詩、寫小說。當時浪漫詩人徐志摩正追求林徽因，梁思成也拜倒在林徽因的石榴裙下。一次梁思成為我岳父做６０大壽，約了林徽因赴宴，林徽因遲遲未到，梁思成騎一輛摩托車尋找，哪知剛剛從南長街北口出來，就撞在了紅牆上，受了重傷。林徽因經常到醫院看望他，逐漸加深了感情，后來終成眷屬。隨后倆人又一同去美國留學。期間靠梁思成在大學畢業時得的一筆可觀的獎金，雙雙去歐洲，仔細觀看了西方１８世紀著名建筑，吸取其文化營養。回國后，每逢寒暑假，他們又去尋找古代寺廟及古老的名宅，爬上梁去，仔細地丈量尺寸和比例，再与清末一位木匠大師記錄下來的《營造法式》這本工具書相對照，由此明白了中國建筑為什么在外形上和构造上能在世界獨樹一幟，經久不衰。
梁思成夫婦嚴格講并不是建筑師，他們只參与了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准确地說他們是中國建筑（包括城市規划和園林）史造詣甚深的研究者，其中有不少意見今天看來還是有用的。
平心而論，每當我站在景山頂前后觀望南從永定門北到鐘鼓樓這條直貫北京城的中軸線，不禁為這樣一條各國都市都沒有的中軸線感到自豪。由梁思成心愛的大徒弟張溥設計的友誼賓館的主樓，是嚴格按照《營造法式》設計建造的，用白色的漢白玉建成的台階加紅木雕漆，加上用綠色琉璃瓦筑成的大屋頂，使人感到它是那么穩重，各部分的比例和顏色是那么協調。
批判小組組長名義上是万里，實際是彭真。北平一解放，彭真就請梁思成擔任首都規划委員會的副主任，他兼任主任，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也是委員。他們對首都的總体規划曾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見，但出于熱愛古代文物也提出一些當時認為不切實際的意見。他們認為北京的城牆和城門，包括天安門廣場當中和北海公園前的三座門都應保留。１９５１年在北京舉行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曾就此問題進行討論，林徽因代表梁思成發言。當時會場設在中山公園內的中山堂，這里沒有固定座位，只能運去大批的軟椅，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條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辯的口才問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為何要這樣擺？還不是為了交通方便！如果說北京從明代遺留下的城牆妨礙交通，多開几個城門不就解決了？她這番話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動作用，因為當時矗立在天安門前東西兩座”三座門”對來往車輛和行人實在不方便，每年都發生几百起交通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決心將這兩座”三座門”遷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備好，只等代表會議通過，就立即動手。彭真考慮到那天會場的情緒，怕一時很難通過，便立即召開代表中的党員會，要求大家一定服從市委的決定。這項決定就這樣被通過了。一夜之間這兩座”三座門”就不見了。
其后几年雖然新開辟了复興門和建國門（實際是有”門”之名，而無”門”之實），但相繼把西直門、宣武門、和平門、崇文門、西便門全拆掉了，東便門只留下一座角亭。”文革”中，為了建環城地鐵，國家拿不出巨款，就拆遷城樓西側的破平房，安置那里的居民，不得已就把全部城牆挖掉來建地鐵。
改革開放，國內游客看到西安把古代城牆全保留下來，并建成環城花園，于是對北京把城牆全部挖掉，甚感不滿，議論紛紛，北京城牆存廢至今仍是學術界經常爭論的問題，但終不見有誰出面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恐怕這將是一樁永不得平反的冤假錯案了！這也是我一生中干的一件無法彌補的蠢事。
每看到由我那篇《給大屋頂算一筆賬》文章引起的坐落在三里河的四部一會那組建筑群，原設計的八個大屋頂被削掉三個；坐落北海邊的軍委四座大樓原設計的四個大屋頂被削掉兩個，破坏了整個建筑群的造型，我心中就有說不出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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