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北京兩會的主要內容，不難看出貫穿其間的一個中心，即江澤民的理論思想。江澤民理論除了講了多年的“三講”以外，比較典型的還有“三個代表”、“五种精神”、“新三句”、“三個可能”、“三大不确定因素”等等。其中，“三個代表”可望寫進兩年后的中共16大党章。“三個代表”最先是在江澤民2000年在南下廣東視察時提出。內容中明确指出：中國共產党要“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初提“三個代表”時，因為未作完整的闡述，所以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直到去年5月份，江澤民在江蘇等地視察時，才正式要求全党要据此加強党的建設。官方各主要媒体也展開大規模宣傳，將“三個代表”譽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与發展”。“繼承与發展”倒談不上。不過。它在客觀上卻推動了中共由崇尚教條的革命党向真正意義的執政党轉變，則是事實。如果將來的某一天，中共演變成“全民党”或“社會民主党”，江澤民的這個理論絕對是功不可沒。
“新三句”則是江澤民對台思想的集大成。它包括“一個中國、兩岸對等、三個如果”。至于“五种精神”，具体是指思想解放、事實求是、勇于創新和艱苦奮斗、腳踏實地和無私奉獻。這套理論也是江澤民在2月14日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意在要求共產党員樹立典范、匡正道德風 。
除此，江澤民還提出中國經濟面臨的“三大不确定因素”，即美國經濟不穩定、國際油价波動和國際金融市場潛在風險；抑制腐敗的四項原：（一）將防制腐敗現象寓于各項重要政策之中；（二）依靠發展民主、健全法治來預防和治理腐敗現象；（三）通過体制創新，逐步鏟除腐敗現象產生的條件；（四）從思想上 牢反腐倡廉、拒腐防變的堤防；預言中共在國際大環境影響下的“三個可能”，即“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是可能的”、“在經濟全球化中爭取一個有利的發展地位是可能的”、“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格局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是可能的”。
江澤民新式理論令人眼花繚亂，但其基本資質卻沒有离開以下3點：一是統合民心，強化思想制衡；二是樹立自己的理論形象；三是出于延續權力的需要。江澤民理論既不同于毛澤東理論的系統性、嚴密性、浪漫主義色彩，以及由浪漫主義派生的狂熱性、殘酷性，也不同于鄧小平理論的簡單、明了、實用，而是介于兩者之間，虛虛實實，亦虛亦實。比較起來，也許江澤民理論更接近鄧小平。因此有一說把中共新時期（通常指改革開放以來）的理論叫做“一、二、三、四、五”：屬于鄧小平的有一、二、四，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屬于江澤民的則是三和五，即三講或三個代表、五种精神。此說雖然帶一些嘲諷意味，但基本道出了鄧小平、江澤民的异同与互補。
其實，江澤民最受矚目的理論還是“以德治國”。這個理論也是江澤民在二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江澤民表示：治理國家僅僅靠法治還不夠，還必須有“德治”。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人們對儒家思想比馬克思主義更熟悉。江澤民或許希望借助孔孟思想，重建社會道德文化。問題是，德治的觀念勢必帶來新的兩難處境，例如，“德治”就是要求道德高尚的人來統治，人治就要無視法治的存在；“德治”強調領導人的人格魅力，但也會被用來維護官僚和保守的統治。
〔轉載自《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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