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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7日訊】 自2000年歲末始，中國大陸國家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爲期10個月，代號叫做“獵狐”、“怒潮”、“零號”、“狂飆”等打黑專項行動。
事實上中國各地已形成爲數不少的黑社會組織，按其類別來看，最主要的是地緣型黑社會組織。我國的地緣系統是按國家——省——市——縣（或大區與小城鎮）——鄉——村（或居民區）——鄰里七級劃分，據此，當今中國大陸地區地緣型黑社會組織一般以省或市或縣或鄉或村組成。這些地緣型黑社會組織性質的基本成員是企業職工、待業青年或農民，基本關係是朋友關係，有部分黑社會組織已形成了較嚴密的仿直線制組織結構，並制訂了嚴格的組織紀律，成員之間等級較明顯，並常以虛擬的血緣關係作爲維繫組織的紐帶。此外還有血緣型（基於成員間的血統關或生理聯繫而形成的）與業緣型（基於成員間的某種犯罪職業的聯繫而形成的）黑社會組織。三者之中以地緣型+血緣型爲主要形態。
從這輪“掃黑”的戰果來看，可以說中國的黑社會組織已經從一般性團夥犯罪、集團犯罪的階段中脫離出來，走入有組織犯罪的高級階段——黑社會犯罪。
大陸黑社會組織的現狀
一、成熟的組織結構與管理方式
從已有的調查材料與破獲的黑社會組織來看，中國大陸的黑社會組織一改原來團夥犯罪臨時拼湊的現象，犯罪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組織規則”與管理方式，具有以下特點：基本成員固定，並且多是職業罪犯，有一套分層級呈金字塔型的組織指揮系統，實行垂直領導。居於最高層次的是被稱爲“老大”或“領導”的首惡，在其之下一般還有“老二”、“老三”等方式排定座次，職務分工各有不同，比如四川資陽“黑豹”集團內就設有“總管”、“打手”、“殺手”、“後勤”、“踩點”等職務稱謂，有時候還有“降職”或“撤職”等處罰。“老大”身邊常有專門爲其出謀劃策的智囊團或顧問團，由這些“軍師”決定行動計劃。下面則有人專管殺人搶劫，也有人經營合法産業，爲他們洗錢。有一套按等級的財産分配與福利保障制度，有嚴酷的幫規和保密制度，違反者或變節者將受到殘酷鎮壓。
四川省公安廳刑事偵察局發表一份調研報告指出，現在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開始模仿現代企業管理模式，比較典型的是該省宜賓縣的“狄紹偉集團”，他們制定了《員工手冊》共四章十七條，儼然是他們的“刑法”，內容含對出賣、背叛、損害組織利益，不服從命令的處以割舌、挖眼、切指、斷雙手、斷雙腿等處罰，直至處死；已經有研究者指出：“對傳統民間幫會和舊有黑社會組織的繼承，再加上對國際成熟狀態的黑社會犯罪方式的模仿，形成了現階段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獨特形態”。這樣的專業化的犯罪組織，與國外的一些黑社會組織沒有什麽區別，從理論上說，完全構成黑社會的基本特徵。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黑社會在我國已經出現，這是刑事犯罪研究與制裁的一個不應回避事實。
黑社會組織成員的年齡結構有年輕化的趨向，其中有相當部分是負案在逃、批捕在逃、勞改釋放或解除勞教的人員，有很多人犯過命案，他們年輕氣盛，完全不受道德約束，行事果斷，手段殘忍，有職業罪犯的冷血特徵。還有部分成員是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退役軍人，這些人往往是黑社會組織的骨幹成員，因爲他們懂武器使用和作戰知識，瞭解警方慣常的破案方式，並且容易利用“戰友”關係和白道接上關係。
從現狀來看，黑社會組織的武器來源日漸豐富，裝備越來越先進，原來他們多用獵槍、自製的土槍或搶來的槍支。現在，隨著他們經濟力量的膨脹，購買從邊境走私的槍支成爲風氣，有些槍支甚至是中國政府賣給該國政府的，通過一定渠道又流轉回來。
技術手段的發展，使得黑社會組織犯罪的智慧化程度越來越高。在作案前，他們反復踩點考察作案現場，瞭解作案物件內部情況，收集各種可能的資料，計算作案時間和逃脫路線，準備多套方案供選擇，對採取何種具體手段反復進行研究、比較、實驗。有的在鉅額詐騙案中，精心設套，一旦案發，事先聘用的“法人代表”就被推向前臺，代已受過。他們一旦得手，往往借用比較好的交通工具迅速脫離發案所在地點，頭目則迅速轉移到別的城市，甚至逃到境外。所以在實施對團夥頭目的追捕中，往往要投入大量警力和花掉大筆經費，比如福建建陽某團夥頭目呂偉在案發後先後流竄北京、上海等幾十座城市，在當地也居無定所，經常半夜換宿，警方投入數百個工作日，花費幾十萬元，才將其捕獲。
二、黑白合流：黑老大戴上“紅帽子”
從各種調查材料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不到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在其所在地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門的官員們沆瀣一氣，形成了一種保護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與西方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中國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政務官與事務官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分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政治身份，戴上了各種“紅帽子”。如浙江溫嶺的張畏，除了黑社會老大這一身份之外，他還具有跨省份的八個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台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台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浙江東海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長、上海東盛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經理、溫嶺恒基實業有限法定人兼總經理、台州新世紀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前4個頭銜，是張畏採取各種手段，向政界滲透，以尋求庇護時得來的。被張畏一案所牽涉到的67名黨政要員當中，有市長、公安局長及黨政幹部42人、司法幹部15人，金融機構幹部10人。張宅門前挂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爲“紅色黑幫”。不久前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梁旭東，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湧，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情況與張畏相類似。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這些官員關係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爲一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更爲嚴重的是，公安部門最近的報告顯示，少數的黑社會勢力已經滲入縣市級政府內部，到政府內部選取“代理人”，參與安排地方、人大（縣市議會）與政協的領導人。社會公共權力就是通過這些公共權力系統的貪污腐敗者蛻變成了黑社會魚肉百姓的幫手。這種警察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黑白合流”的局面，應該說是所有社會形態當中最糟糕的一種局面。
三、黑社會組織犯罪的國際化
隨著我國港澳臺地區成熟的黑社會組織向境內滲透力量不斷增強，境內境外黑社會組織聯手作案的概率也越來越高。據查，這些罪惡活動的組織者往往利用違法犯罪活動獲取的鉅額資金，與內地一些機關和單位的黨政幹部拉關係獲得種種方便作案。80年代以來，其主要犯罪活動一是參與國際販毒，估計從福建沿海由“黑社會”團夥經手的假幣流入內地至少在一二百億人民幣，查獲冰毒1000多公斤；二是倒賣盜竊文物。據國外媒體報道：近二十年到達西方國家的中國文物比以往任何時候的總和還要多，甚至連新石器時代的珍貴文物也大量流出；三是拐賣人口，近幾年已由拐賣婦女兒童發展爲專門組織偷渡。這些罪惡活動當中，起“骨幹”作用的就是福建的黑社會組織，這個地區的黑社會組織以“走私”、“偷渡”和“國際綁票”聞名。最典型的是向海外非法移民而謀取暴利的犯罪組織——蛇會，據資料顯示，至1998年底統計，全省僅捕獲的境內外“蛇頭”就達1400多名，截獲偷渡人員20000多人，被遣返的多達30000多人。今年來頻頻發生的跨國綁架勒索案尤其引人注目，1993年起，福建此類案件連續發生50多起，勒索贖金數百萬美元，涉及美、英、澳大利亞、泰國和我國港臺地區，此類罪案是境內外有組織罪犯聯手的典型表現。據現有案例和美國聯邦調查局提供的情報資料證實，發生在美國的綁架華人罪案全是在美的福州人組織的黑幫勾結境內組織所爲，在美綁票後，再由國內同夥向家屬收取贖金。這一名聲使得所有福建籍的護照持有人在出國簽證上受到連累，往往被歐美使館拒簽。
黑社會組織泛濫對社會的惡劣影響
一、黑社會價值觀念已經日漸滲透到社會行爲方式上。這方面最典型的表現是權力之爭往往借助於黑社會勢力介入。近年來頻頻發生的“官殺官”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比較有名的有這麽十幾件：1995年江西安義縣縣長陳錦雲買兇殺該縣縣委書記胡次幹、副書記萬先勇；1997年3月廣東省陽春市委書記嚴文耀、副市長楊啓周、財辦副主任林啓菊等人密謀殺害原陽春市長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舞鋼市委書記李長河殺該市八台鎮鎮長呂淨一夫妻倆；1999年3月16日海南國稅局稅官殺檢察官黃崇華；1999年3月26日，撫順司法局局長謀殺縣委書記案……，這十餘起案件都是借助黑社會手段買兇殺人，而兇手有些是黑社會成員，有些則是社會邊緣人物。
中國的官場競爭本來就極不正常，往往不是憑藉本人的德能勤績，而是德能勤績之外的東西。這種幹部選拔機制已經讓社會飽受懲罰，現在引入黑社會手段加劇了這種競爭的無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會勢力介入社會政治生活的惡劣做法，使得社會各界都竟相仿效，使得中國的法制建設舉步維艱。中國的專制威權體制下，人們本來就缺乏安全感，黑社會這種以暴力爲主要手段的社會另類權力更加劇了這種不安全感。
二、黑社會組織對經濟活動的介入，使中國的地下經濟更加蓬勃無序。
黑社會組織早就開始打造自己的經濟基礎。
最先滋生黑社會勢力並被其控制的是娛樂圈，這一點與國際社會沒有什麽區別。《羊城晚報》（2001年2月10日B1版）曾以“黑社會勢力滲入娛樂圈”爲題進行過專門報道。從最近各地的“打黑”報告來看，幾乎所有的黑社會組織都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這些黑幫在打造經濟基礎時，無一不帶有暴力性質。有的完全是通過經營非法生意得來，如廣西百色的周壽南，表面上挂的牌子是百色飯店娛樂總匯，實際上是通過壟斷廣西百色的賭業經營聚斂財富。而瀋陽嘉陽集團的董事長劉湧，則是非法合法一起來，而其合法生意一般也是通過非法手段，在短短幾年間聚斂錢財逾七億元人民幣。比這兩者更絕的是用黑社會手段經營合法生意，這方面的典型是河南許昌的梁勝利黑幫。這個黑幫涉足的是合法生意，但其手段卻完全屬於非法。比如他看中了南陽市場的布匹托運生意，就採用暴力手段驅趕原來的經營者，迫使其他人退出市場。以此手段，這一黑幫進入了服裝、鞋帽、建築、建材、運輸、飲食娛樂業等多個行業，並在黑幫內部劃分了勢力範圍。但其經營手段卻完全不是合法手段，而是採用暴力手段強買強賣，收取保護費，掠奪壟斷利潤。最後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凡屬這一黑幫組織涉足的行業，所有的人都“自動退出”，不敢與之競爭。但更多的中小黑社會組織是採取收取保護費等形式建立經濟基礎，
隨著中國證券業的發展，黑社會的觸角已經延伸到股票市場。最近披露出來的蘭州黑幫操縱證券黑市，洗劫股民數億元的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據調查，這些證券黑市幕後操縱者其實就那麽幾個，掠奪來的錢財都被這些人投入合法行業（主要是房地産），借此發財者儼然已經是蘭州乃至西北商界的的名流。他們的各種關係網已經盤根錯節地伸展到了政界各個角落。工商局以涉嫌詐騙罪將這些案子移交公安局，而當地公安局總以證據不足拖著不辦，任其繼續詐騙。就在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節目對此事進行連續報道的同時，蘭州的證券黑市還是屢禁不止。
種種迹象表明，一個通過地下經濟活動——其中既有地下工廠、黑市交地下金融機構、走私等非法經濟活動，也有毒品買賣、非法賣淫等違法經營活動的黑色犯罪鏈條，正逐漸深入地影響著中國正常的社會生活。勢力較大的黑社會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並已在一些地區與社會底層成員中成爲一種“公共權威”，並與當地政府的一些官員有勾結，相互利用。從社會後果來看，這種另類社會權力對社會安全與人民生活形成了極大威脅。
中國龐大的無業遊民構成了黑社會組織豐富的人力資源，這一點使得中國反黑的任務異常艱巨。根據世界各國經驗及我國以往的歷史經驗：對一般公民來說，任何專制政府的暴政也比黑社會組織的暴力統治要“仁慈”一些。
──原載《問題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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