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璧生:思想與痛苦── 從魯迅到摩羅

陳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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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4月21日訊】 英國哲學家笛卡兒有一句經典名言:”我思,故我在。”這一觀點賦予理性的思考以無上的神聖與威嚴使之成爲“人”本身的存在與否的唯一衡量標準。照我的理解,這裏的“思想”是指個性化的思想,就是以“人”作爲主體的自主精神和獨立意識。正是這樣的思想使人得以高揚個性,展示自我的存在。同時,思想是獲得生命的尊嚴的唯一途徑,思想使人避免陷入盲目與狂亂而能理智地自恃,在蒙昧野蠻的年代以理智支撐起一方生命的淨土,從而體現著個人的尊嚴。

思想被提高到衡量存在的高度成爲獲得尊嚴的途徑,千古以來吸引了無數有社會良知的 人們爲之蠶絲吐盡,然而,這卻遠非一個供精神詩意安憩的樂園,反之,思想展示一個人的存在及其價值,給予人豐富的生命意義的同時也給予人強烈的痛感,這使思想的歷程亦成爲在荊棘叢生的無路之路上孤勇前行的痛苦而壯烈的歷程。

我們把思想者放到其生存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考察。思想,緣於對自身存在狀態及對自身存在所依賴的物質、精神環境的理智的審視。個人境遇與個人體驗是刺激思想的因素。通常正是因爲在現實世界中的壓抑、失望甚至絕望感,敦促、鞭策人們去思考,因而審視的過程也就是批判地吸收的過程。思想者在其審視中往往能一定程度地洞悉社會環境所存在的弊端,從而進行本能的辨識與反抗。在對現實進行無情的揭露、批判的同時他們也深深地傷害了自己。而且,當面對不可救藥的現實,他們意識到其思想結晶已成爲幾近空想的理論,失去了實用的指導價值,他們因無法放棄生命的尊嚴而無法放棄思考,這種絕望的思考、絕望的反抗帶上了壯麗的悲劇色彩和極高的審美價值。

思想往往通過現實批判證明其存在,沒有一種哲學思想不是建立在批判精神的基礎之上。批判緣于對自身生存狀況存在境遇的理智審視,發現其中的尷尬而産生的的痛苦。這過 程本身就是對現實的反叛。沒有一個思想者能避免這種反叛帶來的痛感。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說過:“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以批判爲起點的思想,實質上正是以個人的痛苦去換取“人的全部尊嚴”。批判社會與靈魂自虐(批判自我)成爲痛苦的表現形式。在百年中國中出現過許多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其中,最“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對不合理現象的批判力度最大,靈魂自虐最深的有兩位,一是精神巨人魯迅,一是被錢理群先生譽爲“與魯迅所創的,已經中斷的精神界之戰士的譜系承續上了”的摩羅。

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史上,魯迅至今仍是過於高大的存在。魯迅的心靈痛苦發散出的光芒覆蓋了以後好幾代知識份子的心靈。當時處於精神上新舊交嬗,而舊精神仍深植於國人靈魂之中的年代,當作家以西學爲參照系開始邁出擺脫麻木、愚昧的第一步,卻發現“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①這是一種何等慘痛的生存體驗!自己身處的社會,四千年竟全是“吃人的歷史”,自己竟吸吮著這有“吃人的歷史”的乳汁成長,而且現在仍然身處“難見真的人”的空氣層層包裹之中,這種時代的疏離感該是多麽的強烈!爲了拯救靈魂魯迅毅然棄醫從文,這是一條靈魂救贖之路,既救贖自我也拯救民族。魯迅背負起整個民族及其四千多年歷史的胺髒和血淚,向理想的彼岸朝聖前行。在魯迅負辱前驅的數十年生命歷程中,他爲了取得尊嚴而遭受的傷害幾乎空前絕後,他所承受的痛苦之豐富,也幾乎空前絕後。封建式的極權手腕,庸衆的麻木不仁與“罰惡之心”,文人的“幫忙”“幫閒”行徑,狂風暴雨般摧殘著這個聖潔的老人,激起他無比濃郁的痛苦與義憤。靈魂的劇痛與人格的高揚的結合在魯迅身上得到最大限度的體現。那個時代以及後來的時代中的思想者所承受的痛苦,因超前於時代而遭受時代的摧殘,對民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態,對生命的絕望感、虛無感,都曾在魯迅那裏出現過。在那一場史無前例的造神運動中,魯迅因幾個“家”幾個“最”的權威定案幾乎成爲半個神。運動過後,魯迅的精神意義不但沒有絲毫損弱,反而一步步被發掘出來,一步步加強。思想著,前進著的人們,幾乎都能從魯迅的著作中找到精神慰藉和鼓舞。我曾驚恐地發現我以及我所讀到的許多優秀作品,像錢理群、摩羅、林賢治等先生的著作中,反映出與魯迅先生相通或極其相似的痛苦,這一發現令人顫慄,“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魯迅先生也作古六十多年了啊!當我讀到摩羅在以《難見真的人》爲題的文章中無助地歇斯底里地狂叫“難見真的人!”的時候,我的顫慄發展到了極致。近百年間魯迅與摩羅的生存體驗是何等的相似!最大的不同是魯迅的時代還曾有過真正意義的啓蒙運動,而摩羅的時代則是在一場民族大災難過後,全民淪喪且知識份子緘不敢言。面對中國文人在“文革”這場歷史大災難中所表現的“奴道主義”以及大災難過後“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身的缺陷和所受的淩辱,普遍缺乏自覺意識和反思能力”②,摩羅深深地震撼了。他一方面堅決地從“奴道主義”的知識份子群中疏離出來,另一方面,他經過對中國知識份子文化性格的考察,提出“欲將苦難轉化爲我們的精神資源,必須經過這麽一個仲介環節:恥辱感。”③由此,摩羅自認他的文化使命就是“將‘咀嚼恥辱’這個詞語帶入文化界”。④“恥辱”二字幾乎道盡了近百年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生存狀態,只不過這種正視在摩羅以前被普遍地漠視,麻痹甚至美化。摩羅在與魯迅時代大不相同的社會環境中化魯迅外向的“呐喊”爲內向的“咀嚼恥辱”,從魯迅的啓民衆之蒙發展到啓知識份子自身之蒙,這是靈魂自虐的進一步加強。對低劣的文化品質的撕裂與對恥辱生活的正視就是對近百年來一步步暴露並且惡性循環著的民族劣根性的大清洗。只有這樣慘痛的自虐才能鞭笞自己掙脫麻木狀態追求“人”的生活。摩羅從正視非人到“反叛非人”到“咀嚼恥辱”,這是一個多麽痛苦的靈魂自虐的過程!在衆生熙熙攘攘的腳步中,摩羅像一個純潔無暇的赤嬰,突然從歷史的鏡子中照到自己醜陋無比的靈魂,照見自己生存所在居然是非人間,發覺歷史的血淚與罪惡全部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他不禁號啕大哭,以筆爲鞭痛笞起自己殘破的靈魂。與魯迅一樣,摩羅受到時代與社會深深的傷害,但他終於以大悲憫之心負擔恥辱而前行,摩羅的思想是這麻木的社會中一絲聖潔的光輝。摩羅所遭受的痛苦是一種高貴無比的痛苦,他以他高貴的痛苦表明了思想的聖潔與威嚴。別爾嘉耶夫說過:“身臨這個混亂不堪的世界,個體人格的生成不能不痛苦萬分。”魯迅與摩羅在心靈的朝聖之路上極力地鞭笞、驅逐心靈的魔鬼,使其個體人格成爲巍然矗立的豐碑。豐富的痛苦造就了永恒的存在意義,永恒的價值。

痛苦的極致是對未來的徹底絕望。人的生存,要有希望的前引,以爲前行的動力。但當
現實黑暗的強大以至於個人的力量猶小於擋車螳臂,思想在現實面前越來越蒼白乏力,正義與良知已經無法容納於社會,絕望感與虛無感必將伴隨著思想同在。倘若因清醒的絕望而逐漸消沈、麻木、放棄思想,那無異於放棄生命。優秀的人物在絕望中永遠能以高昂的姿態自恃。他們有大愛大悲憫的情懷,而且這種大愛大悲憫成爲他們生存與思考的基點。他們因固守這樣的大愛大悲憫而承受著造物與庸衆、時代與社會的一切壓迫,在無望的大黑暗中孤獨地思考,孤獨與黑暗鏖戰。這種絕望的反抗乃是一種個性的大張揚大展示,昭示著一種壯麗的生存、審美的生存。魯迅先生的許多作品直接表現或背後蘊含著深深的焦慮與絕望,更體現著絕望的反抗。錢理群先生在《心靈的探索》中這樣解讀魯迅的絕望:“所謂絕望,實質上就是走出麻木境界,丟掉一切自欺欺人的假面,直面人生:一面正視現實的黑暗與人生的痛苦,一面正視自我主觀能動作用的局限,在現實世界中支配自我命運的有限性。”從發現“吃人的禮教”到提煉出“阿Q精神”,到一次次被庸衆、朋友、敵人、學生傷害,魯迅背負了極濃的黑暗與痛苦,而且,他又深刻認識到“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⑤。這樣的生存境遇終於使他徹底絕望,但即使知道前路只有一個終點:墳,他也必踐荊踏棘,奮勇前行。克爾凱郭爾曾說:“只有達到絕望的恐懼,才會發展人的最高力量。”魯迅在絕望之後終於迸發出韌性的戰鬥意志。絕望幾乎成爲魯迅反抗精神的一種資源。魯迅先生自己寫道:“我以爲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⑥魯迅就是這樣追求著“勇猛”與“悲壯”,追求著人格的完善。在魯迅以後的歲月中,“絕望的反抗”成爲執著於改造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的一種寶貴的精神資源。摩羅便是這一脈系在當代當之無愧的繼承者。從魯迅的“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⑦,到摩羅的“在這短暫的幾十個歲月中,除了絕望與虛無,哪里還有更強烈的感受”⑧。絕望感與虛無感像沈重的黑影一樣拖在這群優秀而憂憤的知識份子後面。摩羅激憤的行筆間激蕩著文化潰亡人格沈淪的大義憤與大焦慮,摩羅的聲聲痛切哀號“你們都是非人”,“反叛非人”之中透露出對拯救的大絕望與大悲哀。摩羅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負罪感與恥辱感,在當今思想壇是獨一無二的。魯迅和摩羅在絕望中自恃著,思考著,他們都是時代真正的精英。

我把思想的動力歸結於兩個方面,一是思想主體的歷史良知與追求真理、自由的欲望,一是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感情感應與精神支援。中國文人自古“無特操”,最缺乏的就是敢於以一人之身向百萬之衆傲然宣戰的獨立精神與勇氣,缺乏“國民公敵”。主要就是他們過分依賴社會環境而喪失個人的歷史良知。尊君從勢的叭兒狗傳統使知識份子數千年來匍匐在權勢的腳下抛媚眼唱頌歌,到了思想大一統,紅寶書滿天飛,開口讀語錄的年代,六億神州何曾有“人”存在呢?另一方面,淤積的國民劣根性使這片土壤成爲長不出參天大樹的鹽鹼地。摩羅說俄羅斯的革命者赫爾岑的力量“來自全體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個民族的歷史良知”,而中國的優秀人物卻“無不在缺乏精神滋養和力量源泉的絕境中無望地死去”。⑨在中國的貧瘠的土壤上,已經喪失了對思想的理性的理解、對高尚的尊敬與對異端的容忍。獨立特行的思想只能是絕望中的自恃。魯迅與摩羅正是絕望中這樣的自恃者,他們已經竭力跳出了傳統的束縛,展示著自由之意志。他們的時代,依然沒有思想自由的保障,沒有像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亞途中遇到的那樣同情、尊重“異端”的馬車夫,沒有赫爾岑遇到的那樣理解、寬容革命思想的好老師,⑩但他們全憑著頑強的自我確認,背負著民族的千年血淚千年良知,一步一血地登上了人格的高峰。

思想才存在,思想即痛苦,存在的全部尊嚴、全部意義在於直面痛苦、承擔痛苦。痛苦 與絕望且同時也成爲生命存在的最高表現形式。痛苦的思想鑄就了個性的豐碑,把生命染滿了長河落日的壯麗色彩。

①魯迅《狂人日記》,林賢治編《絕望的反抗:魯迅生命文本》,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4
②摩羅《寫作的限度(跋)》,《恥辱者手記》,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2
③摩羅《知識份子的奴隸體驗》,同②
④同②
⑤魯迅《答有恒先生》,錢理群,王得後編《魯迅雜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2
⑥魯迅《致趙其文》,同①
⑦魯迅《希望》,同①
⑧同②
⑨⑩摩羅《巨人何以成爲巨人》,同②

──原載《問題與主義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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