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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4日讯】 继多位海外华裔学者归国遭秘密逮捕之后，最近，《羊城晚报》周刊因为刊登了对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专访，遭到中共宣传部的点名和警告，并责令严处。而中国作家协会近日更是变本加利高调左转，高奏过时的意识形态陈词滥调，遂令作家王力雄终于忍无可忍，公开宣布退出该会。
近期有大量征象表明，中共又再次陷入与知识界为敌的周期性热病之中。这种热病，就是其反智主义本性的卷土重来。
反智主义在中共统治期已有悠久传统了。
毛泽东是其始作俑者。毛时代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农民乌托邦的色彩。他反复强调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由于早年的经历使他对现代教育系统和知识份子有难以掩饰的仇视和蔑视。毛时代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反智主义。
从建政初期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批胡适，反胡风，到按照苏联模式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剔除内蕴现代人文精神的大部分文科专业，取消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企业管理等基本学科，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只知道狭隘专业的“技术文盲”，扼杀具有广阔视野且能独立思考、富有怀疑精神兼具全面知识的知识份子的出现。再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把55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变成“贱民”。进而至1958–1961年的“教育革命”，以“大跃进”为左倾旗帜，毛泽东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并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即以家庭出身和政治忠诚度而不是学业成绩作为录取和评判学生的标准，实施政治歧视，使教育界知识界进一步左倾化，终于确立了中共教育体系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教合一，党化教育，党委治校，政府控制的单一办学体制。由于这一封闭社会的愚民主义，遂使中国与国际的知识与文化进展隔绝。
中共反智主义的登峰造极无疑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它以对文艺界的大扫荡揭开序幕，，以废除高考制度为正式登场锣鼓，继而停办大学，污辱知识份子，“革文化的命”，驱赶在校学生上山下乡，彻底摧毁了知识者的尊严与教育事业。
邓小平以对毛政策的拨乱反正而获得最高权力之后，为缓解毛时代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的潜在紧张，以恢复高考为信号，以充当科技和教育界的“后勤部长”为姿态，以开放海外留学并导致近代以来中国第三波最大的留学浪潮为礼物，与知识界达成了某种谅解，从而与知识份子有了一段短暂的“蜜月”。
但是，鉴于中共体制的反智主义本质，二者之间的妥协难于持久，冲突势在难免。于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一系列对知识界的整肃。而其顶点，则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它是从知识界萌发并以青年知识者为基本力量展开的，后来扩展到了全社会。其血腥的悲剧结局，表明中共的反智主义业已根深蒂固，在这块蛮荒的土地上，已经难于结出现代文明与知识之果了。
“六四”之后，中共曾一度重施反智主义故伎，重弹“反和平演变”老调，但由于处于完全不同于毛时代的国际国内时空之中，故受到广泛抵制，已经碍难推行了。因此在“邓南巡”后，北京的意识形态逐步淡化，并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商业浪潮。在淘金大潮中，北京与知识界似乎又有了某种相安无事的默契，而中南海的反智主义特征在此期间也逐步弱化了。
然而，最近一年，特别是近两三个月来，中共对知识界的“网”突然收紧，它意味着什么？是预示着周期性风暴降临的前奏，象以往历史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呢？还是另有预告？远眺中国大陆目前的一些凶险的征兆，人们不禁要问，北京当局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呢？
这是所有关心中国国是者不能不忧心忡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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