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社會的種種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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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5月28日訊】 不少人說:「世界經濟都走下坡路,唯有中國大陸一枝獨秀。」我懷疑說這話的人或是被大陸官方的統計數字所蒙蔽;或是曾短期在大陸停留,被大陸到處蓋樓、堂、管、所的虛假繁榮迷惑,或是…….

我從大陸來,根據大陸公開發行的各種小報透露的信息,談談九三年大陸社會種種怪像,透過這些現象,可以對大陸經濟得出客觀結論。

為發財瘋狂掠奪資源

一切向錢看這句話對世紀末的大陸人起著無法估量的影響,發財夢毀掉了不少人性中最珍貴的部分:理性、信念、道德、尊嚴、友善、親情…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浙江臨安昌化鎮,出產一種世界獨有的石頭—雞血石,由於價格上漲,引起當地居民極大興趣,於是農民罷鋤,工廠關機,學校停課,甚至銀行、衛生院等都放下本業,一股腦沖上埋藏寶石的山頭。械鬥發生了。上溪鄉人占領了礦山制高點,向下猛扔石頭、炸藥包,新橋鄉人躲在洞裡不出,上溪鄉人搜洞喊話,揚言洞裡人若不出來統統弄死,洞裡人無奈魚貫而出,隨即遭到守在洞口人的毆打與搜身,他們有的腳被打斷,有的手臂骨折,有部分人仍躲在洞裡,上溪人便燃起火堆向洞裡灌煙,致使四條人命歸天。礦脈遭到空前浩劫,損失慘重。

《中華工商時報》則說:一場以地界糾紛為由的破壞活動使南國第一名勝凌霄岩風景區破壞殆盡,數百人從山頂向下扔炸藥包,被稱為六大奇景的「水滴明珠」,「水底目」等景點遭七百餘次炸藥包毀壞,景點全部喪失。

全大陸各地黃金礦脈遭附近農民亂挖濫采而使礦產資源浪費損失的數量無法估算。

農民與農村幹部的苦水

據大陸《調研世界》文章,農民反映,最怕農村幹部到家,到家沒別的事,就是要錢、要物。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另怕各種服務,目前農村各種公司林立,一些政府部門表面上轉換職能,改為服務性經濟實體,但實際上仍行使政府職權,以「服務」美名,強行向農民攤派,從中漁利。大到建材,小到化妝品,紛紛向農民硬性銷售。某鄉一個婦女組織,將兒童保藥葫蘆,以兩元一個,按村分發到每個農戶,讓每戶都買。農民氣憤地說:「攤派的東西都比市價貴,有不少是胡弄人的東西。」還說:「我們種什麼,什麼掉價,我們需要什麼,什麼漲價,這不是往死路逼人嗎?」

農民種什麼什麼掉價的話也被七月的《農民日報》所證實,該報說:九三年河北、山西等地夏糧豐收,可糧農卻犯了愁,因為糧食收購價低於去年,成本卻高於以往任何一年。

著名商品糧基地山西運城地區九三年風調雨順,糧食特大豐收,但農民說:「去年收購小麥每斤四毛,今年上等麥子才三毛八分五元,而化肥價格卻由九百元一噸一猛子上升到一千元一噸。」種糧已無利可圖,於是上萬個種糧大戶罷鋤轉業。農民恨農村幹部,而農村幹部也有一肚子苦水,一位村長說:他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放在要錢上,這個項目的款子尚未籌齊,那個集資任務又到,上面催得緊,沒辦法。

又據《報刊文摘》五月十七日文:為控制農民負擔過重,湖南省衡陽市設計了「農民負擔卡」,要求發放到每個農戶,使農民一冊在手,對權利、義務、政策了然於心。產糧大縣衡南一次印刷二十七萬份,實際發到農民手中尚不足百分之四十,有的鄉甚至來個「掉包計」,自己另印一份收費表發下去,而向上匯報的則是另一本帳、另一種卡,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村幹部振振有辭地說:「我們沒辦法,農民明白了政策底細,會對一些收費進行抵制,到時,該收的收不上來,該開支的還得照樣開支,這筆錢從哪來?」一位村長說:「很多文件,是上級部門下發的,個個理直氣壯,攤派老鼠藥是保護生產,保障農民身體健康;強派保險是為農民奔小康提供風險保障;攤派報紙是提高農民素質這些都來自上面,我們基層幹部頂得住嗎?」似乎他也言之有理。

賈(假)府大觀園

近年來,大陸市場幾乎成了紅樓夢中賈(假)府天下,什麼假酒、假藥、假煙、假化肥、假車、假名牌、假公章、假軍官、假經理、假導演、假記者等等,數不勝數,害得消費者與受騙者叫苦不迭。於是大陸政府又添設了一個吃皇糧的機構—屁用也沒有的「打假辦公室」。新聞機構更來勁,組成「質量檢查萬里行」,分成數路大軍,浩浩蕩蕩地從大陸邊境開始,逐省披露偽劣產品。所到之處,免不了當地官員歡宴迎送,慰勞辛苦,好處是少不了的。

正因如此,不法之徒又看到了發財的可乘之機,紛紛組成假冒的「質量萬里行」。

據上海《新民晚報》十一月一日載:《人民日報》質量萬里行主任來到黃山,引起黃山市長納悶,怎麼剛走一個「質量萬里行」,又來一個?東道主已方方面面給予了方便,難道猶嫌不足?

直到見到這位主任方才弄清,此次來的是正宗「質量萬里行」,剛走的卻是冒牌貨。據云全國各地發生冒牌「萬里行」的隊伍已有七起,其中一個假冒「萬里行」的「記者」團伙,在天津已騙取到近百萬元的資金。看來「打假隊」中也不乏賈(假)府中人。

用鴨子權充工資

有人將大陸不同地區、行業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貧富不均越來越懸殊的現象稱為結構性的貧困。大款大腕一擲千金,而不少大中型國有企業開不出工資。據七個省不完全統計,拖欠教師工資總額已超過四億,如四川儀隴縣九二年全縣教師七個月沒領到工資(據《中國教育報》文,教師工資月收入僅四十元的占三分之一)。近一、二年連政府行政部門也長期開不出工資或只拿部分工資。七月六日《人民公安報》載文:「今年以來,河南省商丘地區睢縣某鄉派出所全體警察發了三十六支鴨子。商丘地區公安處長說:能發鴨子還算好的呢!總比什麼都不發要好吧!我們地區八縣一市,其中五個縣今年以來一直沒發過工資。」

難道國家窮到這地步?正如《中國老年報》署名雜文說:「說國家窮實在難以理解,有時侯覺得國家有得是錢,否則為什麼辦公樓越蓋越漂亮,小轎車越坐越豪華,出國考察團多如過江之鯽?又如何理解一年公款吃喝超過千億,足可上兩個三峽工程?」(今年七月十九日《都市青年報》載三峽工程的移民資金大部分變著花樣成了招待費用來吃喝玩樂。)無怪乎民謠曰:「一杯酒,二斤油;一頓飯,三頭牛,屁股底下一幢樓。」又何必搞「希望工程」伸手向海外集資,美其名曰幫助失學孩子回到學校?深圳寶安某局一桌宴席花了兩萬八千元,足以使五百名失學兒童回到校園!

行路處處有險情

近一二年,大陸車匪路霸之猖狂,令出遠門者談虎色變。據官方統計,九二年一年全鐵路共發生客車搶劫案五百六十七起,其中殺傷人者三百三十六起,搶劫案在快車、慢車甚至進北京的列車上都有發生。九三年八月二十日《南方週末》一篇報導更讓出遠門者膽戰心驚。

九三年春天,幾位醫生從河南等地趕到廣州開會,很幸運沒趕上列車搶劫。其中崔醫生下車後正在車站前張望,忽見一青年走在他面前,並將提包落在地上,崔醫生不敢去撿包,但「丟包人」和團伙回過頭來一口咬定崔醫生撿了他的包,並要他賠償包裡的一萬元損失。為證實自己的清白,崔醫生一邊分辨一邊將身上的錢掏給兩人看,兩個爛仔一把搶過崔醫生拿出的二千六百元轉身就跑,崔醫生攜著沉重的行李,眼巴巴望著兩人消失在人海之中。

從湖北來廣州的姚醫生遭遇更慘,他在天剛亮時下車,決定坐「的士」趕到會場,這時身邊正好過來一輛「的士」,姚醫生見車裡有人,便准備再等一輛,而司機卻「友好地」纏住他,說早上等車不容易,可以少收他錢為他提供方便,姚醫生千恩萬謝坐上車,還以為碰上活雷鋒,沒想到「的士」開出不久便停了,車上三人硬把姚醫生拖下車,扒下他的外衣,裡裡外外搜遍,將姚醫生身上的一千八百元及腕上手錶搶到手,開車揚長而去。

另位高醫生在火車站廣場的收費廁所裡,也被早躲在廁所裡的人搶劫。幾位千里迢迢來開會的醫生,全在廣州火車站留下被搶劫的記錄,真是躲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行路處處有險情。

以權換錢無孔不入

以前有段時間,大陸不斷爭論「權」大還是「法」大。現在,大家統統承認,還是「錢」最大。

社會上流傳:「大沿帽(指法官、法警),吃了原告吃被告」以及「判刑三五年,有錢可提前。」只要肯給錢,便可「一手交錢,一手放人」將已判刑若干年的勞動教養犯人提前釋放。據《中國檢察報》刊文:某省數名勞改監管人員,一個月中就從犯人親屬手中獲取人民幣、金銀首飾和住房折價十萬餘元,三十名罪犯「提錢」釋放了。

申請加入共產黨,過去被認為是很「神聖」的事,如今也有人以此換錢。據浙江《共產黨員》雜志載,某鎮共產黨組織規定,凡要求入黨而找共產黨組織談話者,談一次話收費若干元,收費標准按對象不同而有別,農民最低為十元,鄉鎮企業經理二十元以上,並將上級下發的黨員學習材料向要求入黨的人推銷,收費最多的達五十元一本。

至於那些要求入黨者為什麼肯忍氣吞聲掏錢,是否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犧牲,只有天曉得了。

誰都知道,在大陸與公家打交道非常不易,蓋上幾十個公章不算稀奇,奇的是近年來手握公章者居然用公章宰客錢。據《群眾》雜志載文,很多部門以公章為工具來撈錢,要辦事蓋章,先留下買印錢,一手交錢,一手蓋章。不然的話「叫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叫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列車車廂「創收」更有高招。《經濟參考》八月七日文中說:在火車站買臥鋪票非常難,但臥鋪車廂卻有一半空著,原來買臥鋪票要在車上補買,每位補票者都要花三元錢買本雜志,一位農婦拉住列車長說:「求求你,不買雜志行嗎?」「不買,就照票價十倍給錢!」列車長說完甩開農婦就走。

還有更絕的。《中國信息報》文:在一百二十二次列車上,定員一百零八人的硬座車擠進數百人,人貼人站著。忽然乘務員小姐說:「為了解除旅客疲勞,我們准備了電子游戲機,哪位想玩?請來取。」一位小伙子要了游戲機,玩了一會兒,乘務員小姐向他索價二元,小伙子愕然。一位乘客想上廁所,乘務員小姐說:「本節車廂廁所壞了!不開。」這位乘客只好拚命向別的車廂擠,一個小孩也想上廁所,由於擠不出去急得哭起來。這時玩過游戲機的小伙子問女服務員:「我能再玩一次游戲機嗎?」「當然可以,交二元錢。」「我現在想上廁所。」「行!」乘務員小姐二話沒說,掏出鑰匙開了廁所門。小伙子馬上抱起小孩往廁所擠。乘務員小姐攔住:「不行,這小孩沒玩游戲機。」聰明的小伙子說:「我是小孩的叔叔,我要游戲機是給他玩。」此時眾乘客恍然大悟,原來玩了游戲機,廁所會自動「修好」。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著廁所鑰匙也能致富。

逼死人的綠條子

近年來,內陸省份在沿海城市做工的民工向家鄉匯款逐年增多,使縣鄉郵局匯總資金大幅上升,然而這些郵電分支機構從當地農業銀行提不足匯兌的錢款,於是郵局逾期不能匯兌的匯票越來越多,常使取錢的人拿不到錢,郵局欠的款稱為綠條子。據《中國青年報》文:四川一個十四歲的女孩為取一百元匯款給母親治病,前後四次往返四十里山路,郵局無錢給她,女孩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還是郵政局長墊出自己的工資才使她買了藥。又據《信息報》說:貴州思南地區外出打工農民達四萬餘人,九三年春天思南郵局匯入款猛增至一千餘萬,由於銀行資金困難,郵局只能兌現五百餘萬,該縣一農民三十七歲,無錢娶妻,九二年在廣州打工掙了一千餘元,匯到家鄉,九三年中國新年收到匯款票後,兩個月來從十幾里遠翻山越嶺來到郵局二十次都沒取到匯款,三月十日他半夜摸黑往郵局趕,還是排到了一百二十名,中午郵局開始兌付,兌到八十餘人後又沒款了,旁邊人說:「匯票期限三個月,三日後作廢。」該農民絕望到極點,逢人就說:「我的匯票作廢了,我也不想活了。」兩天后,他來到數十米深坑前大哭,跳坑自殺。

大城市的惡性病

在農村走投無路的青壯年農民,唯一出路就是湧向城市。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是農村閑散勞動力匯集的主要目標。

據《北京晚報》八月三十一日文,北京市政協最近一項調查,北京市流動人口比十年前增長了五倍,而且繼續增長的勢頭越來越旺。

流動人口不流動,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攜妻帶子或就地生兒育女在北京八個城郊定居,這些農村勞力雖然統包了城市所有臟苦累活兒,但潮水般湧入的外來人口已使城市不堪重負,其負面作用也越來越大,造假坑人、拐賣人口、搶劫偷竊,甚至入室殺人屢禁不絕,嚇得北京市民幾乎家家安裝防盜門。

迅猛增加的小汽車與攤販更使交通擁塞不堪。《現代工商》刊文說,上海灘租車多如牛毛,整條整條馬路為出租車所占,擠了公共汽車的道,老百姓說十輛轎車占有三輛公交車的地位,但十輛轎車所載乘客還不及一輛公交車的一半,實際上,上班族只能搭公車,過多的出租車造成普通市民新的乘車難。

公交車的速度更因攤販占路而嚴重下降,今年《北京晚報》文,北京西城區內有十二處商灘市場影響了公交車輛運行,使計划行駛三分鐘的路段實際行駛了十幾分鐘。

在所有「第三產業」中,飲食業的發展遙遙領先,甚至售油鹽醬醋的副食店也都紛紛改行,辦起了能賺錢的飯館。這些飯館大多地處居民住宅區,它所造成的煙塵污染、噪音、污水、垃圾及外地民工的糞便使附近居民苦不堪言,今年《北京晚報》刊登了一讀者來信,一飯館煙筒距她家只有三米距離,夏日開窗,煤煙直貫入室,令她家人無法呼吸,只好一早就去公園避難,入夜始歸。她要求有關領導幫助解決。

最可憐的莫過於街巷兩邊無法開口的樹木。在一片瘋狂性的發財熱潮中,哪有人考慮到保護環境!開飯館的在競相蓋房向高檔發展時,礙事的樹木遭到前所未有的酷刑,被砍、被圍、被壓、被煙熏火灸,枝枯葉疏、半死不活。用不了幾年,這些近四十年樹齡的大樹就會相繼死去,屆時北京城不少街巷除濃煙厚塵外,將一片灰黃,見不到半點綠色。

大陸的畸形經濟就像在沙地上蓋起的大廈一樣,外觀竭力粉飾令人目眩,由於沒有堅實的地基,一遇強風,就會徹底摧垮。

原載《富強祖國論壇》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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