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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 前幾天﹐我到大會堂參加了正在開發的一套中國古代典籍光盤的演示會。這套光盤容量很大﹐大概相當于三部《四庫全書》的內容。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把一些重要的中國古代典籍錄入光盤﹐既便於保存﹐又便於檢索﹐這無疑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因此﹐對於這套光盤的開發﹐我是很歡迎的。現場的演示也很精彩﹐差不多半個小時的時間﹐使我這個對電腦不甚精通的人對這套光盤的使用方法和種種便捷之處也有了大體的了解。應該說﹐這場活動使我開了眼界﹐長了見識。只是﹐座位的安排使我感到這次活動有些美中不足﹐我想就此發表一點感想。
光盤演示會是在人民大會堂云南廳舉行的﹐演示用的屏幕掛在門口屏風的背面。因為房子是南北長﹐東西窄﹐正對屏幕只能擺一排座位﹐我和幾位領導同志被安排在這排座位上﹐其他的人都只能坐在兩邊﹐“側目而視”。演示過程中﹐我注意了一下﹐坐在後面幾排的同志是不管如何“側目”都不得視的。於是﹐我坐在正面就有些不自在了。我講這些﹐並沒有指責安排這次活動的同志的意思。據我的經驗﹐大多數的活動﹐都是要突出領導的﹐只不過這次由于條件的限制﹐效果過於明顯了些。有人說﹐中國排座位是一門學問﹐我也並不認為這門學問完全沒有必要。中國有悠久的禮治社會傳統﹐強調長幼尊卑有序﹐不能說這種觀念的影響今天已完全消除。有一些場合﹐按照慣例﹑成規使大家各就其位﹐能夠避免不必要的謙讓﹑乃至可能引起的一些不愉快。重大的政治活動﹐按照職務高低排列座位﹐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那天的光盤演示會﹐為了遷就我與其他幾位領導同志﹐使到會的專家﹑學者坐得都很不方便﹐就不見得十分必要。我想一般情況下安排事情﹐還是應該從實際出發﹐要為多數人著想﹐如果要突出重點的話﹐也應該突出對有關的工作做出貢獻的人﹐而不應該總是突出領導。科教興國是我國的基本方略﹐學術
活動是體現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精神的最好場合。在這次演示會上﹐季羨林先生﹑任繼愈先生﹑羅沛霖先生等是主持這套古代典籍光盤開發的專家﹐他們也有意見要在會上發表﹐所以他們比我更有資格坐在前排。
當然﹐不管怎麼說座位的安排算不得什麼大事。我之所以講這件事﹐是想借此表達我的一點希望﹐我希望生活中形式主義的東西更少一些﹐求真務實的風氣更濃厚一些。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們已經拋棄了很多虛妄的東西﹐但是﹐現實中仍然有一些殭化的東西束縛著我們的心智和手腳。我常想﹐生活中我們當作公理和不公的信條的觀念﹐是否有一些也與排座位的規矩一樣﹐確實不見得必要與合理﹖觀念的改變往往是現實變革的先導﹐為了改革的深入﹐我認為有些觀念還需要改變。新的世紀開始了﹐對於過去作為前提的觀念﹐有些我們可以在腦子裡打個問號﹐重新衡之于理智﹐證之于實踐。社會在不斷進步﹐沒有一成不變的﹑不需要發展的真理。
－－《光明日報》5月8日，作者為原北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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