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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8日訊】 我在新疆接觸的另一個漢人J是一位“兵團老戰士”──他這樣稱呼自己。“兵團”的全稱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遍布新疆的龐然大物，總人口240萬，職工近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漢人。新疆到處都有它的“團場”，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屬單位的番號。兵團是個正省級行政單位，與新疆自治區平級。它有自己的“領土”、城鎮，設有公安、司法、檢察機構，有獨立的戶口造冊、結婚登記處、監獄、科學院、銀行、保險公司等，完全自成體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轄。我在過去寫的一篇文章裡稱其為“新疆自治區內的漢人自治省”，鄧小平將其視為“穩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鄧視察新疆時所言），而那些主張新疆獨立的人則視兵團為武裝佔領軍。無論是研究新疆問題還是解決新疆問題，兵團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對兵團充滿感情的老軍人。他對兵團的現狀感到焦慮。兵團原本的職能是屯墾戍邊，是個以政治任務為主的準軍事化組織。六十年代中蘇對抗期間，新疆的中蘇邊境縱深10-30公裡地帶全部由“兵團”接管，遷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條鏈狀的邊境農場帶。四百多個兵團的民兵連常年進行邊境值班巡邏，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長城”。寓兵於民的兵團是不吃軍糧、不穿軍裝、不要軍餉，擁有百萬兵員而且永不退役的“駐軍”。當年兵團的主要首長張仲瀚這樣形容他的隊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晝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導，運用自如，召之既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然而兵團卻遠非一個合理的經濟組織。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經濟可以服從政治需要。自打中國把重心轉移到經濟，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後，兵團體制的不適應就日益嚴重地暴露出來。兵團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典型產物，亦是一個全能型的權力機構。它擔負沉重的政府職能，必須興辦大量社會事業（僅擔負的退休職工就有三十多萬）。在今天的市場經濟中，許多人把它看成一個“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稅，是企業辦社會，是農民入工會，是軍隊沒軍費”，即是對它嘲諷性的形容。市場隻認經濟規律，隻懂競爭，注定不能與政治目標兼顧。若想真正實現向市場經濟轉軌，除非義無反顧地拋棄過去遺留的政治結構與約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團存在的理由。事實上，兵團的軍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層已經名存實亡，“屯墾戍邊”大部分也隻剩下口號。
J認為必須讓最高當局知道這種狀況的嚴重性，不能僅從經濟的角度看待兵團和衡量兵團的得失。兵團的根本作用是在鞏固主權，主權高於一切，什麼都要服從這個最高原則。如果兵團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夢都想而實現不了的，卻是由我們自己去實現，是不可饒恕的犯罪！歷代中央政府都對西域屯墾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今天為什麼不能，為什麼不該？！說沒錢，那些腐敗分子們每年喝掉的酒相當於一個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價值上千億，怎麼就有錢？用到捍衛主權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兩次長談，被他的真摯深情和憂國之心打動。他的觀點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雖然我深知兵團對穩定新疆起到了何種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團的確已長成一個怪胎。它是帝國時代的人造產物，缺乏現代文明社會所需要的相應法律、文化、經濟與人文基礎，隻能靠政權的意志維系。當政權的專制程度高、人為性強時，兵團可以被塑造為有力的治國工具，當社會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時，它落入一個四處掣肘、動輒得咎的困境並不奇怪。改變這個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國時代，繼續給它營造往昔的環境，輸送專制與人治的養料，而是去找出一條現代文明社會的安定邊疆與和睦民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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