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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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23日讯】 最近,在韩国的中国学者召开了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关于中韩大学比较的报告,引起了热烈议论。由于我曾经在近两年对此问题做过评论,因此,根据新的材料和新的思考,产生了下面这篇短文。不过,本文分析的重点并不是韩国,因为笔者认为研究别国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首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学,但是却没有一个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很多人笼统地认为:只要能进《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50名大学“排行榜”,就算“世界一流”了。那麽,请问:难道第51名,或者第150名,就算不上是“世界一流”了吗?显然不能这么认为。

  以企业为例,凡是进入所谓“世界500强”的名单,就算是“世界一流”企业了。然而,有多少人知道,这种“排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近乎一种“游戏”呢?因为排名的标准和方式就有好几种:比如,500家资产最雄厚的公司,500家销售额最大的公司,500家资本最多的银行,500家员工最多的公司,等等。因此,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不妨去翻阅一下,你会看见许多中国企业或银行也是榜上有名的。

  企业如此,学校又何尝不是这样?假设美国的杂志也模仿着搞一个“世界500大学”排名,而且也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排名组合的话,比如,教师和学生最勤奋的大学、教职员工最多的大学、考生分数最高的大学、竞争率最激烈的大学、图书资料最丰富的大学、学生的宿舍和食堂等设施最齐备的大学、电脑数量最多的大学,等等,那麽,不要说清华北大,就是北师大、北工大、科技大、复旦、华师大、川大、兰大、浙大、厦大等等几十所中国著名大学,也绝不会“名落孙山”。而且,我们把这500家大学都称为“世界一流大学”也不算过分吧?

  由此可见,现在我们的许多大学为是不是“世界一流”或是不是哪个地区哪个“级别”的一流而苦恼,这些都是荒唐可笑的,是我们给大学校长们制造的,以及大学校长们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精神“枷锁”。因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客观”标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各个大学进行评价的“主观”判断。

  既然如此,我们的清华也罢,北大也罢,其他大学也罢,还有必要为世界或者中国的“一流”或“几流”而烦恼、而擡杠吗?还有必要在乎别人如何给你“排名”吗?只要埋头苦干,为社会多培养人才,也就实现了“科教兴国”和“振兴中华”的理想和目标。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只是一味想着“世界一流”,那麽,教育的使命和目的就会变质,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也必然走上歧路。

  为什么要争当“世界一流大学”?

  许多读者可能会反问:照你这样说,我们就不用建设或争取“世界一流大学”了?那麽,我们怎么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呢?

  对此,可以有如下回答:

  首先,退一步说,即便果真存在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那麽,那些校长们的心里也十分清楚: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那里,并不是所有的院系都是世界一流的;在世界一流的院系那里,也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世界一流的;在世界一流的教师那里,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世界一流的。

  第二,即便有世界一流的人才,他们也不一定是(大多不是)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试问:孔子、孟子、释迦牟尼、基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黑格尔、亚当·斯密、马克思、弗洛伊德、曹雪芹、托尔斯泰、泰戈尔、甘地、爱因斯坦、萨特、凯因斯、卓别林、毕卡索,等等等等,成千上万的古今中外的一流人才都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还能培养出这样的世界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吗?如果培养不出来的话,那麽,得到或争到一个“世界一流”又有什么意义呢?真理有时使人感到难堪: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不出来几个世界一流人才,而世界一流人才也不都来自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如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是在大学里成绩平平(如爱因斯坦),就是正统大学教育的反叛者(如萨特),甚至根本就没有上过正规大学。

  实际上,所谓世界一流的人才的产生,既是一种个人的聪明才智的最大升华,也是他们积极地长期地忘我地投身于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时期的文明的产物。因此,如果大学校长们以为只要建立了世界一流大学,就可以在短短的4年(本科)或8年(加上硕士博士)的时间里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的话,那就不仅降低了人才的标准,也低估了人才培养的困难。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世界一流人才与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否则,各国只要增加经费扩充大学,世界一流人才就会像流水生产线上的冰箱和彩电一样,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地大批量地“制造”出来。倘若如此,我们这个世界恐怕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贫困、疾病、犯罪、冲突、甚至战争呢?

  在“世界一流大学”口号的后面是什么?

  既然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一个客观标准,而且也与世界一流人才没有必然联系,那麽,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校长还要提出这个口号呢?

  这是因为它能给而且也确实给有关大学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据讨论会上中国有关学者的介绍:去年我国某重点大学的总收入将近16亿元人民币(相当1.8亿美元),按教师人头平均为20万元(合2.5万美元)。按理说,该校应当“满足”了吧?因为不要说与中国的中小学教师相比,即使与北京的其他高校相比,该校教师的“收入”也已经遥遥领先了。

  遗憾的是,这与该校提出的争当“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相比,还相差甚远。即使与韩国的汉城国立大学(其地位类似于中国的北大清华)相比也还差相当的距离:汉大的收入换算是2.7亿美元(合21亿元人民币),按教师人头平均是8万美元(合66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既然“身份”是世界一流大学,经费也要一流的话,那麽,我国的该重点大学首先需要“冲出”亚洲,才能走向世界。而即使为了达到韩国汉大教师的水平,它的经费也还需要增加3倍以上。那麽,该校与全国其他高校的差距就更加悬殊了。假如它要像美国一流大学看齐的话,这个财政“黑洞”究竟有多大?

  对此,可能有人不以为然:我们这么一个大国难道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笑话。不要说这点钱,就是再给它十几个亿也拿得出来。何况我们不是也提倡高校“改革”、教师收入打破“大锅饭”吗?

  不过,问题在于这种做法脱离国情,缺乏道德,难以持久。

  一个基本国情就是:由于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因此,人均GNP只有800多美元。而韩国大约是1万美元。因此,汉大的1个教师经费可以由8个劳动者供养,而我们那个大学要达到汉大的水平则要100个劳动者供养。据介绍,该校教师将近4000人,即需要40万人供养;还有将近3000人的行政后勤人员,假设他们要求同等待遇的话,就需要另有30万人供养,即一个大学一年的经费就需要70万人不吃不喝才行。假如全国还有十所同等规模的大学要与之“攀比”的话,就需要700万人供养;假如有二十所大学的话,就需要1400万人供养;长此以往,国民经济将如何负担?

  另一个基本国情是:我们还有许多适龄儿童上不起中小学。“希望工程”现在还在进行,一些小学校为了维持下去、增加收入不得不让学生务工,还有许多中小学直接向学生家长伸手要钱要物,等等。这些难道都是那些学校的过错吗?还不是因为教育经费有限,而且,这有限的“蛋糕”又被高等教育“切”去了一大块吗?这难道是合理的、道德的吗?

  对此,很多人会辩解:高校培养的是高级人才,当然应当受到“优待”,而中小学只培养低级人才,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我想说的是:你们恰恰错了。高校培养高级人才是不假,但是,最后有多少是满足了本国发展的需要,又有多少是为别国培养的呢?90年前清华大学是“留美预备校”,现在情况有什么不同吗?不同的是,据说那时每年出去的学生不过几十个,现在则是几乎整个班级整个年级地往外跑。这样的高级人才培养得越多,国家的经济损失就越大,人民的血汗流失就越多。而我们培养一个大学生的经费至少可以培养11个小学生或者15个中学生,即减少10几个文盲,增加10几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工人或农民(注)。究竟哪种人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大,不是一目了然吗?

  此外,我想补充一点“世情”:如果我们对上述种种状况依然不感到痛心和内疚,反而把高级人才的大量流出也当作政府的“政绩”或者学校的“成绩”来宣扬的话,那就未免太麻木和落伍了。因为早在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经济和道德的因素了。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就主张,发展中国家每往外“输出”一个大学生、专家或教师,就应当向发达国家征收一笔“人才税”,以此来弥补这些人才的培养和流出而给本国造成的双重损失。这理由很简单:如果出口一件服装、一台彩电,都需要收费的话,那麽,为什么“出口”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创造高附加值的人才,却免费“奉送”呢?天底下怎么可以有这样的道理?

  最后,我想提点建设性的意见:

  (1) 争当“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大错,而且每个大学都具有争当“世界一流”的愿望也未必不妥,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而且有意造成教育资源对个别高校的“倾斜”,从而限制或排斥其他大中小学利用教育资源的权利和份额,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符合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应当在适当时期取消这个口号;

  (2) 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充实中小学教育,尽快结束“希望工程”;争取在10-20年内实现国家向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而且应当使用最高级和最结实的纸张印刷,以便转交给下一年级的学生继续使用),同时实现中小学生的午餐的免费供应(现可以向学生家长收取一定的成本费,由专业配餐公司根据科学合理的营养配方供应);

  (3) 对于大学,则应当实行社会办学,经费来源多样化;公费培养的大学生在出国前,应当服务一定的年限。相反,对于那些学历较低的普通公民的自费出国,则应当提供最大的方便。

  最后,我想指出,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倘若真能用较少的钱办成一两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固然值得夸耀,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办成一二百所世界一流的中学、一二千所世界一流的小学的话,那更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它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将远远超过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对此,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注)据教育部网页资料介绍:1999年我国小学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415元,中学生人均639元,而大学生7201元。因此,一个大学生(4年)的费用为28804元,相当于11个小学生(6年)或15个中学生(3年)的费用。

  (网友:对外经贸大学博士·韩国开发研究院访问学者 贾保华)
  
──转自《猫言无忌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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