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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4日訊】 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何時向人民、向歷史說清楚、講明白五七年抓右派、五八年大躍進、五九年反右傾、三年大饑荒、十年文革浩劫、八九年三十萬大軍進北京等等？有沒有勇氣下「罪己詔」？還是等著歷史的裁判？對於一個執政時間超過半個世紀的政黨來說，八十週年黨慶之際，或許正是它躬身自省、檢討?F、反省失德、總結血淚教訓的最佳時機。
小葉：您好！
又到了給你寫信的日子。你大約不會忘記，今年七月一日是咱們黨的八十大壽生日。八十週年，在歷史長河或許是短暫的一瞬，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卻是相當的漫長。過去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年過八十已算相當的高壽了。毛澤東說人總是要死的，馬克思說階級、政黨、國家最終都要消亡。因之，無論是從生命的自然法則，還是從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來看，萬歲的領袖萬歲的黨，是絕無可能的事，且是十足的反科學、反馬克思主義的。曾記否？當年幾億人口齊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多少愚民杜鵑滴血，幾乎喊到氣絕，結果怎樣？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最最偉大的領袖毛澤東「萬歲」了嗎？傾全國之力，拜最先進的醫學科技之賜，毛澤東同志也只勉強活了不足八十三歲，最終遺體要被解剖，掏去五臟六腑，才去泡福爾馬林，製成一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木乃伊。可見，對於一名領袖也好，一個政黨也罷，「萬歲、萬萬歲」這類反科學、反文明、反社會的口號，還是少喊最好不喊為好，喊多了反而會折壽的。一個領袖、一個政黨「萬歲、萬萬歲」，老百姓怎麼辦？國家民族怎麼辦？歷史的血的教訓歷歷在目：「萬歲」喊得震天價響的大躍進歲月、文化大革命歲月，等等，正是封建法西斯主義肆虐我神州大地、億萬人民群眾受苦受難的血淚浩劫。倒是毛死江囚之後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萬歲」喊得少了些，市面上的各類商品日見豐富了起來。
執政黨的自我頌揚運動
你們居住在港、澳地區的同胞或許感覺不到，在祖國內地，自今年年初起，即開始了一場全國規模、自上而下有組織、有計劃的執政黨自我頌揚運動：各大中城市都先後舉辦了「黨在我心中」的大型歌詠演出，所有的電視台、電台也都開設了紀念八十週年黨慶的專題節目，以及一大批獻禮影片、電視連續劇、文獻紀錄片、歌劇、話劇等等黨慶作品。歌頌中國的革命題材不過癮，還專門組織人馬赴烏克蘭、俄羅斯拍攝了數十集的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使不再「共產」的烏克蘭人、俄羅斯人跌破眼鏡；最近又傳出某單位正在趕拍電視連續劇《卓婭和舒拉》！給人的感覺是時光倒流加窮途末路。中國的革命英雄夏明翰、劉胡蘭、趙一曼、董存瑞、黃繼光等等九泉有知，不知要作何悲號了。
在這場執政黨的自我頌揚運動中，還出現了類似社教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團」，走村串鄉，張燈結彩，不過這次「講用」的是「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思想」。煞是怪事，毛澤東思想不「萬歲」了，剛弄出個「鄧小平理論」，就又換上個「江澤民思想」，周期越來越短。
毛澤東害死了多少「老鄉高官」
前幾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過一次電視劇《毛主席和湖南》的新聞發佈會。我看到這則要聞報道，作為一名入黨四十多年的黨員，心裡很不是滋味。不錯，毛澤東是湖南人，湖南是他從事革命活動的發祥地。但是對於毛澤東的領袖生涯來說，井岡山、延安、北京，不是更顯重要些？甚至北戴河、杭州西湖、江西廬山、武昌東湖，不是更富浪漫色彩？卻偏偏拍攝了一部《毛主席和湖南》作為八十週年黨慶的重頭戲，真是那壼不開提那壼。人家第一句就要問：毛主席害死了多少湖南籍的高級幹部？
不錯，延安之初，毛澤東同志為了榮登黨的最高領導者的寶座，確曾苦心孤韻地經營起了一個「湖南老鄉班子」，出現過中央書記處（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常委會）三名書記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清一色湖南人的局面，把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統統排除在外。加上延安守備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是長沙人，延安衛戍區司令員王震是瀏陽人，為中央書記處保駕護航，還有什麼可說的？當然毛澤東同志當時一再著文、演講，反面文章正面做：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毛澤東同志進了北京，成立了新中國之後，他老人家整肅最烈、迫害最眾的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恰恰又是湖南人。他認為，老鄉最是信不得，靠不住。
一份不應忽略的人物名單
眾所周知，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因對毛氏大躍進運動勞民傷財提出異議而被打成「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四個首要分子中的三個：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是湖南人。其中的周小舟曾是他延安時期的政治秘書，據說兩人還是遠房親戚。周小舟後來受盡凌辱，文革時期在廣州中南科學院遭到殘酷打鬥，而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那天，自殺身亡。
在廬山上受到迫害的還有另一個湖南才子，當時任水電部副部長兼毛澤東工業秘書的李銳，被開除黨籍，押送北大荒勞改。還有解放軍上將鄧華（湖南郴縣人）被開除軍籍等等。
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端，則是出於毛澤東要清除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所掌控的黨的組織系統。結果，劉少奇被毛夫人江青領導的中央專案組以「醫療服從專案」活活整死。
文革中被整死的「湖南老鄉」還有：
毛澤東的長沙一師學長、黨的一大代表、武漢大學校長李達；
曾任毛澤東上司的中共中央早期領袖李立三；
著名歷史學家、北大教授翦伯贊；
曾在文革初期榮升黨的第四把手、中央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文革顧問陶鑄；
解放軍大將許光達；
解放軍元帥賀龍；
彭德懷元帥在文革期間受盡折磨，單是在一次批鬥會上，就被毛澤東所寵愛的北京紅衛兵領袖、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暴打，七次被打倒在地上。後一直受罪，拖至一九七四年才被「醫療服從專案」整死……
八十週年黨慶獻禮大劇《毛主席和湖南》，為什麼不把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李立三、陶鑄、李達、翦伯贊、許光達、周小舟、黃克誠、鄧華、李銳、丁玲、沈從文、賀綠汀……等一長串受迫害的「老鄉名單」串上去？毛澤東和湖南，離得了這些「老鄉」嗎？
中共和毛澤東劃不清界線
其實，對於一個執政時間超過半個世紀的政黨來說，八十週年黨慶之際，或許正是它躬身自省、檢討?F、反省失德、總結血淚教訓的最佳時機。
近年，黨內已有某些較清醒的聲音出現：建議今天的黨中央，應盡量設法和毛澤東劃清界線，丟掉毛澤東這個沉重而又極不光彩的歷史臭包袱。再把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毛澤東當作神主牌來供奉，無一利而有百害。八○年代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就有人提出：把毛澤東那業已發黑變質的「真身」從「毛主席紀念堂」移出火化掉，紀念堂或拆除或改名革命先烈紀念堂；到了九十年代，全國政協常委、著名戲劇家吳祖光先生更是在一次政協委員座談會上，大膽陳言：天安門城樓上那個王八蛋的畫像還不摘下來？還掛在那裡招搖，有礙觀瞻！
但是，不應忘記，毛澤東同志也好，其他領導人也好，他們所有的?F、失德，錯誤罪責，都是以黨的名義，打著黨的旗號，召開過黨的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作出了決議，之後才犯下的。所以，歸根到底，還是應由黨中央乃至全黨來負責任。黨的領袖在領導黨期間，以黨的名義、利用各級組織所犯下的錯誤、罪責，是不能推給個人的。那是咱們黨內講清楚的問題，面對國家、民族、人民，你一個執政已超過五十年的政黨，是無論如何脫不了干係的。
新中國成立後的?F失德
那麼，有哪些個重大的?F、失德，該由咱共產黨勇敢地、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責任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咱們黨屬於在野，被誣為「匪黨」、「亂黨」，所犯過的重大錯誤，比如一九二九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紅科在上海的怵目驚心的暗殺活動，鬧的天怒人怨，聲名狼藉，致使地下黨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不得不遷入江西蘇區；比如一九三○年前後毛澤東等在江西蘇區、夏曦在湘鄂川邊區根據地大規模濫殺AB團、改組派，致使數萬名紅軍將士慘死於自己人之手，等等，就不去說它了。即使是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國政權之後的?F、失德，也只能揀幾樁對國計民生、百姓性命最關緊要的政治運動，簡要說明之。
預設陷阱，引知識分子入罪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代表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方針，號召人民「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務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並信誓旦旦地保證：一不抓辮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戴帽子。毛澤東還親自主持座談會，發表講話，批評、勸告那些思想有顧慮，不敢提意見的人，鼓勵他們解放思想、丟掉包袱，廣開言路。
事隔數月之後的一九五七年夏季，毛澤東忽然翻臉，親自給《人民日報》寫反右社論，指示黨中央成立反右鬥爭領導小組（鄧小平任組長），在全國範圍內，重點在文化、教育、科研、新聞等部門，訂指標，派任務，以大掃蕩方式抓「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全國共抓出五十三萬多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犯。從中央到地方，知識分子精英幾乎被一網打盡。事後，毛澤東說，他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是個「陽謀」，為的是「引蛇出洞」。
堂堂共產黨中央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竟然預設騙局、陷阱，引全國知識分子上當受騙，跌落暗無天日的政治陷阱之中，長達二十二年之久。
一九七九年，自身也歷經文革磨難的鄧小平、胡耀邦力主給全國右派平反、改正，叫做「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結果發現，全國只有「九名真正的右派分子不予平反改正」。事已至此，當年中共中央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卻仍然堅持認為：反右運動本身沒有錯，只是打擊面擴大化了。於是出現奇特的數字邏輯：一九五七年為了抓出九名真正的右派分子，而「擴大化」了五十三萬多人。
勞民傷財大躍進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主席剛愎自用，不懂裝懂，異想天開地提出「用十五年或更短的時間在工農業主要國民經濟指標方面超過英國、趕上美國」，而不顧一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不應忘記，毛澤東也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中央工作會議、黨代會議、中央全會，來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這三面偉大紅旗的。
於是「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高的產」，「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於是一兩個月時間，「共產主義」過黃河，跨長江，抵珠江，全國實現人民公社化，消滅私有制，實行供給制，六億農民吃飯不要錢，吃公共食堂。在這同時，由中央書記處召開全國電話會議。統一佈置全國各省區競先發射「農業高產衛星」、「工業高產衛星」，北方小麥衛星每畝三十萬斤，馬鈴薯衛星每畝八十萬斤，棉花衛星畝產十萬斤；南方則水稻衛星每畝十三萬斤，紅薯衛星每畝一百萬斤。以上「衛星」，都上了《人民日報》，新華社也向全世界播發了喜訊。一九五八年九、十月，黨中央更發動了「全民大煉鋼鐵」，九千萬勞動力上陣，村村點火，處處冒煙，大規模砍伐樹木燒木炭，致使全國森林資源、礦產資源遭受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破壞，煉出來的卻是一砣砣沒有實用價值的土鐵、毛鐵。
據統計，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單是「九千萬人上陣煉鋼鐵」一項，就浪費了五十億元人民幣。那時的五十億元人民幣是多少？彭德懷元帥說，若用這筆錢換算成美元，可以把一九五八年全世界所有國家生產的鋼鐵通通買回來。
以階級鬥爭掩蓋大饑荒災情
一年大躍進，三年大饑荒。
由於毛澤東主席對大躍進運動失敗拒不認錯，並繼續反右傾，胡作非為，終於引發了中國有史以來面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場曠古大饑荒。
饑荒之初，面對各省市自治區上報的斷糧死人災情，毛澤東主席仍然咬定牙關，硬說是階級敵人鑽進了農村幹部隊伍害死了貧下中農，是階級鬥爭問題而不是糧食短缺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黨中央、國務院派出一批批部長們分率工作組赴各地調查階級鬥爭情況。這些部長們在各地看到了嚴重的死人災情，返回北京後卻不敢向毛澤東反映真實情況，以免被戴上「彭、黃、張、周右傾反黨集團分子」的帽子。
這種喪盡天良的政治僵局，還是由大躍進幹將、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打破的。一九六○年夏天，陶鑄率中南局工作組赴河南信陽地區調查，寫出調查報告，有時間、有地點、有詳細的死亡人口的姓名、年齡、家庭出身等等，上報中央，證實農村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不是什麼階級敵人鑽進了基層幹部隊伍迫害農民，而是黨的方針政策失誤所致。
毛澤東再不能以階級鬥爭來掩蓋嚴酷的饑荒災情，只好宣佈「退居二線」，勉強同意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們去調整政策，開展全民救災工作。他本人則躲到南方去養病休息、聽戲跳舞，同時也是監黨、監國、監軍去了。
三年大饑荒，死人知多少
三年大饑荒，全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此為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從未正式公佈過，黨內也從未有過傳達。倒是零星地漏出過一些省區數字，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鬧得最瘋狂的河南省，死亡人口六百餘萬，信陽、開封地區出現了無人村、無人鄉；安徽省死亡人口五百多萬，准北地區出現了無人村、無人鄉，等等。
胡耀邦在一九八○年代任職黨中央總書記期間，曾於一次黨內講話中透露，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有二千二百多萬人口「非正常死亡」。
另據一項相關的資料透露，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計有三千五百三十一萬人口「非正常死亡」。這還不包括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非正常死亡」的數百萬人口。
二千二百萬也好，三千五百三十一萬也好，這是個什麼數字？古今中外，有哪一個國家、民族，哪一個王朝，哪一個執政黨，擁有過此一數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作為反納粹德國的主戰場，五年衛國戰爭全蘇傷亡人口為二千餘萬；
中國八年抗戰，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全國傷亡人口為二千餘萬。
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期間，在我共產黨執政下的新中國，和平歲月，四境安寧，一無戰爭，二無天災，造成中華民族如此巨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不是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所製造的人禍，還能是什麼？怎麼能從歷史上抹掉？好像英明、正確、光榮、偉大執行五十二年，什麼錯誤都沒有發生過？
文革抄家、死人知多少
接下來是一九六六年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大浩劫。同樣地、毛澤東通過黨中央全會、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決議，而把全國人民帶進了長達十年的黑暗歲月。
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間的全國性紅衛兵、造反派的打、砸、搶、抄、抓狂潮中，搶、抄了多少人家？打、砸了多少文物？倒毀了多少古蹟？有這方面的詳細統計數字嗎？事隔三十多年，我們只能從一些零星、片斷的回憶文字裡，獲知少許情況。如僅在山東孔子老家曲阜一地，毛澤東夫婦所寵愛的「造反女傑」、北師大紅衛兵司令譚厚蘭率領手下二百餘人，用二十九天時間，共倒毀孔府、孔廟、孔林各類文物六千餘件，毀壞歷代石碑一千餘座，燒毀古書二千七百多冊、珍版圖書一千多冊，各種字畫九百多軸……首都北京抄家十一萬四千多戶，上海市抄家八萬四千二百二十二戶，南京著名畫家劉海粟的家被重覆抄了二十四次！……全國其它地方呢？敢不敢公佈這類統計數字？
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的全國武鬥、派戰期間，全國共計打死、打殘多少人？有粗略估算稱，此期間全國有八百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廣西壯族自治區內，在毛澤東愛將韋國清的縱容下，以「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的名義活埋掉的十多萬名五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湖南南部地區也活埋掉四萬多名五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北京郊區大興縣，在毛澤東愛將謝富治鼓動下，活埋地主富農的時間最早（一九六六年八月），據稱只有三百二十人，年長的八十六歲，年幼的僅兩歲。
據另一項估算：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被打死、鬥死、被迫自殺、被專案治療死亡的副省（部）級以上高幹、軍隊少將以上高級將領，達三百餘人，其中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政治局常委陶鑄、軍隊元帥賀龍、彭德懷等人。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教授等著名人士則達兩萬餘人。
十年浩劫期間的這些滔天罪孽，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雖然有過草草的平反，所謂「落實政策」，但至今沒有認真、深刻的檢討。遵照鄧小平「文革問題宜粗不宜細」的指示，弄成一筆糊塗賬，讓時間去淡化，以圖避過歷史的清算糾纏。
有無勇氣下「罪己詔」？
我們黨最近的一樁大的?F、失德，是於一九八九年春夏首都學運、民運期間，調動三十萬野戰軍進北京，以坦克、機槍去對付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據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稱，整個「天安門廣場風波」，總計死了三百二十多人，傷者則多達七千餘人，其中五千多名是解放軍指戰員。全副武裝、坐在坦克、裝甲車裡的解放軍傷了五千多人，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倒是只傷兩千多人、死亡三百多人，這種數字說得過去嗎？能有什麼信服力？
總之，五七年抓右派，五八年大躍進，五九年反右傾，三年大饑荒，十年文革浩劫，八九年三十萬大軍進北京，等等，共產黨作為咱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何時向人民、向歷史說清楚、講明白？有沒有勇氣下「罪己詔」？還是等著歷史的裁判？我們拭目以待。
北海閒人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轉自《爭鳴》(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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