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1月13日訊】【唯色按】在美國的漢人學者李江琳在這篇文章中寫到：「西方民眾對西藏一無所知」，是國人的一個迷思。在西方各國，「西藏問題」並非禁忌話題，學者可以發表各種看法，記者可以任意採訪，民眾可以參與各類討論。藏學和佛學都是顯學，學生們可以隨意選修有關課程，一些學校還與達蘭薩拉有交換項目，每年有相當多關於西藏歷史，政治，文化，宗教，經濟，社會現狀的新書出版，各種觀點都可以自由表達。因此，西方民眾未必如一些中國專家想像的那樣幼稚無知。對西藏問題的認知，信息多元的西方民眾比信息來源單一的中國人或許更全面，也更深入。
2008年3月，拉薩又一次發生騷亂。自從1959年以來，這樣大規模的衝突在拉薩並不是第一次發生。與前幾次「拉薩事件」不同的是，這次拉薩發生的事通過電視機和互聯網，把「西藏問題」帶到了世人的眼前。隨之而來的奧運聖火傳遞，又把「西藏問題」帶到了全世界多個大城市的街頭。通過電視新聞和網上流傳的照片，人們不難注意到一個現象：在西藏問題上支持中國的主要力量是華僑和中國留學生，支持達賴喇嘛的卻是從南非的圖圖主教等社會名流到各國的普通民眾，各種年齡，各種膚色一應俱全。
這個現象讓中國人既迷惑又委屈：一個手中既無軍隊又無領土，根本就「無牌可出」的老和尚，憑甚麼獲得許多西方民眾的支持，而我們每年投入西藏大筆資金，卻遭世人指責？國內專家學者們也紛紛就此現象做出各種解釋。比較常見的解釋包括達賴喇嘛「溫情脈脈的迷惑力」，達蘭薩拉成功的宣傳，西方人的「香格里拉情結」，以及對西藏的無知。有的專家說「百聞不如一見」，西方人只有去西藏親眼看一看，才能瞭解和認識真實的西藏。
「西方民眾對西藏一無所知」，是國人的一個迷思。在西方各國，「西藏問題」並非禁忌話題，學者可以發表各種看法，記者可以任意採訪，民眾可以參與各類討論。藏學和佛學都是顯學，學生們可以隨意選修有關課程，一些學校還與達蘭薩拉有交換項目，每年有相當多關於西藏歷史，政治，文化，宗教，經濟，社會現狀的新書出版，各種觀點都可以自由表達。因此，西方民眾未必如一些中國專家想像的那樣幼稚無知。對西藏問題的認知，信息多元的西方民眾比信息來源單一的中國人或許更全面，也更深入。
西方民眾對西藏瞭解的幾個階段
從17世紀以來，西方民眾對西藏的興趣和瞭解，經歷了幾個階段。當然，這幾個階段並非截然分明。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關注點，但難免一定程度上的交叉。
最早進入西藏的西方人是兩位葡萄牙的耶穌會傳教士Antonio de Andrade和Manuel Margues。他們於1624年到達古格王國的首都察帕朗。他們獲准在當地傳教，還建立了一座小教堂。他們的傳教活動僅僅進行了幾年就中止了。此後，嘉布遣修會得到教皇特許在西藏傳教，與先來的耶穌會發生衝突。至1745年，整個傳教活動告終。早期的傳教士留下了一些資料，是西方人關於西藏的最初記錄。有些傳教士同時也是旅行家，他們在藏區各地傳教的同時，也記下了對藏地山川風物和風俗習慣的觀察，激發起許多西方人對西藏的興趣。這一階段，可以稱作「傳教士階段」。
1774年，英印政府派遣喬治•勃格去西藏，打算與西藏建立直接的交往。他到達日喀則，但是未能進入拉薩。1783年，山謬爾•透納中尉去西藏，也未能到達拉薩。直到1811年，英國官員托馬斯•曼寧才成功進入拉薩，成為第一個見到達賴喇嘛的西方人。勃格和曼寧西藏之行留下的日記和報告於1876年在倫敦出版。此後，越來越多的西方旅行家和探險家從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等地進入西藏，在藏區旅行和考察。他們出版了很多遊記，對當時的西方民眾有很大影響。這是西方民眾瞭解西藏的「旅行家/探險家階段」。
中文讀者比較熟悉《韃靼西藏旅行記》和《一個巴黎女子的拉薩歷險記》，但是可能很少人聽說過有「西藏的帕特森」之稱的蘇格蘭傳教士喬治•帕特森。1949年，帕特森前往康定擔任傳教士。他在那裏一邊傳教，一邊為人治病，同時學習藏語，並與大富商邦達倉家族有良好關係。當時康定一片混亂，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曾經敗於嘎廈政府的邦達倉家族趁機收買了大批武器，打算趁亂起兵，對噶廈政府報一箭之仇。正在此刻，共產黨軍隊逼近川藏邊界。帕特森是當時留在康區最後的幾名西方人之一，他受邦達倉家族之托，前往印度購買藥品，兼報訊和尋求援助。1950年1月，帕特森帶著三名隨從，包括他的康巴僕人洛賽從康定出發，歷時近兩個月，騎馬穿過西藏到達印度。他此行的日記就是1954年初版的《與洛賽同行》。這本書於2005年再版。帕特森的旅行是通過西藏傳統的「官方方式」進行的，每到一處都由當地官員接待，因此書中對「烏拉」制度有詳細的敘述，對各地藏人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狀態也有真實描寫。這本書是「十七條協議」簽訂之前，西方人有關西藏最後的真實記錄。不過，帕特森筆下的西藏遠非「香格里拉」，有些描寫讀了讓人不寒而慄。
西方民眾對西藏的全部瞭解自然不僅僅來源於傳教士和探險家的記錄。除了前往西藏「到此一遊」的西方過客之外，一些英國外交官也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除了透納，勃格，曼寧之外，還有黎吉生（H. E. Richardson）和貝爾（Charles Bell），其中黎吉生和貝爾是最著名的兩位。
在西藏現代史上，黎吉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擔任英國和印度駐拉薩辦事處負責人至1950年，前後在西藏生活過近二十年，與十三，十四世達賴喇嘛都有過交往，參與過一系列西藏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1961年，黎吉生進入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出版過10本書，100多篇論文和書評。在中國，他被當成「英國插手中國西藏事務的代表人物之一」打入學術冷宮。1979年社科院曾將他所著的《西藏簡史》翻譯成中文，列為「專供批判，不得外傳」的內部版。1945年，黎吉生呈交英國政府一份秘密報告《西藏綱要》，其中除了西藏歷史綱要之外，還記錄了20世紀以來西藏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簽訂的各種條約，以及一系列事件。這份報告已經解密，並於1998年在倫敦出版。出生在加爾各答，曾擔任英國駐錫金政治官員的英國外交官查爾斯•貝爾有幾本著名的著作。《十三世達賴喇嘛傳》初版於1946年，中文版1985年才出現；1924年出版的《西藏之過去與現在》，民國期間有過中文版。這些熟悉西藏的外交官的著作，至今仍然是研究西藏近代史的重要資料。不過，對西藏近代史有興趣的中國人不一定能讀到。中國民眾大多甚至並不知道這些文獻的存在。
一些國人至今認為西藏人愚昧，迷信，骯髒，除了還算能歌善舞外，簡直就是一無是處，而西方人早在1926年就讀到了《藏人談西藏》，由英國駐中國大使館官員康畢記錄的一個藏人的口述。這個皈依了基督教的康巴人保爾•捨拉勃（藏名多傑卓巴），從小父母雙亡，獨自一人闖蕩江湖，從家鄉到拉薩，從拉薩到錫金，再去印度，然後又到了上海，會說英語和印地語。他用簡潔的英語對西方讀者娓娓敘述藏人的風俗習慣，宗教儀式，婚姻家庭和生活方式，至今讀來仍然頗有趣味。
西藏認知的分水嶺
中國民眾與西方民眾在西藏認知上的分水嶺，應該說是從接下來的「記者/作家階段」開始。這個階段裡，中國人不僅與外部世界隔絕，而且身不由己地捲入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人人自顧不暇，對遠在邊陲的西藏既不瞭解，也不關心。西藏突然闖進中國民眾的視野，是在大饑荒過後不久的1963年，也就是達賴喇嘛出走印度之後。那年，八一電影製片廠製作的故事片《農奴》隆重推出，在全國各地放映，各單位組織觀看，連小學生都被學校組織去看。次年，大型音樂歌舞史詩《東方紅》成為新編《創世記》，在舞台上的新社會伊甸園裡，一位名叫才旦卓瑪的日喀則銀匠之女以高昂婉轉的歌喉，把遙遠得幾乎抽像化了的西藏帶到了人們眼前。從此，《農奴》和才旦卓瑪作為新舊西藏的兩個具體形象，規範了國人對西藏的認知。幾十年來，國人對西藏的認知，基本上是這兩個形象的反覆強化。
中國人並不知道，就在他們欣賞才旦卓瑪嘹亮頌歌的前不久，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批對外移民到達瑞士。他們是被瑞士家庭收養的二百名西藏孤兒。當才旦卓瑪的歌聲響遍中國大地時，印度政府的西藏難民辦公室，美國西藏難民緊急救援會，以及瑞士紅十字會，瑞士西藏援助會，荷蘭西藏援助會，加拿大西藏難民救援會等數十個國家的慈善組織，正在緊急動員，為西藏發生的人道災難提供緊急救援。在她的自傳《西藏：我的故事》的附錄裡，達賴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瑪記下了將近兩百個為西藏難民提供援助的慈善機構與個人。在那段時期，除了中國人之外，世界各國民眾都知道西藏發生的戰爭，以及西藏難民的境遇。
1958年，中國大地濃煙滾滾，人們忙著大煉鋼鐵，全然不知自家後院起火，康巴人的暴動已經從青海等地蔓延到西藏。CIA參與其中，但其行動當時是機密，直至70年代才首次披露。國際社會有所風聞，《紐約時報》也有零星報導，但是西藏難民帶來的消息含混不清，具體情況外界並不清楚。這時候，一位名叫諾爾•巴勃的英國記者，在倫敦收到他在噶倫堡的西藏友人寄來的一封信。這封信導致了一項危險的行動。巴勃說服他任職的《每日鏡報》出資，邀請著名登山家拉爾夫•艾扎德為伴，兩人以尋找「雪人」為名前往尼泊爾與西藏的邊境，與康巴游擊隊的一名指揮官，以及一些游擊隊員秘密會面，採訪到了有關康巴游擊隊的第一手資料。一年後，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巴勃是最早採訪他的記者之一。這些在他1960年出版的《達賴喇嘛的逃亡》中有詳細記述。1964年，改行當記者的帕特森還與駐紮在尼泊爾木斯塘的游擊隊秘密接觸，甚至帶領一個攝影小組，跟隨游擊隊員潛入西藏，拍下了游擊隊員們與解放軍作戰的過程，即Raid Into Tibet這部引起轟動的記錄片。這部片子的公佈讓CIA大為光火。
1959年後報導西藏情況的西方記者當然不止以上幾位。59年3月的拉薩事件後不到半年，中國政府就派專機送了一批東歐國家的記者去拉薩採訪，其中包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此行後寫的書《西藏農奴站起來》是拉薩事件後關於拉薩最詳細的記述。次年，美國記者司徒亞特•戈爾德夫婦獲准去西藏參觀。此行的成果是埃德嘉•斯諾作序，由英國哈欽森公司出版的《及時雨》。1975年，周恩來特別批准美籍華裔作家韓素音去拉薩。兩年後，她在美國出版《拉薩：開放的城市》。這些作者是當時能夠進入西藏的幾名西方人，他們對西藏的觀察至今仍然是研究西藏現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時常被學者們引用。
不過，他們提供的只是一半的真實。比方說，韓素音乘坐官方特為她安排的上海牌轎車去大昭寺遊覽，對寺中的美麗壁畫印象深刻，卻沒有提到那些壁畫是1972年周恩來下令修整大昭寺之後重繪的，原先的壁畫在文革中遭到破壞。她看到的千手觀音像也是重塑的，原像已經毀於文革，而《紐約時報》1967年就報導了大昭寺千手觀音像被毀的消息。對西藏文革的研究，漢語界迄今為止只有著名作家唯色的兩本書《殺劫》和《西藏記憶》。這兩本書在中國大陸被禁。最早寫到西藏文革的，是美國作家約翰•艾夫唐1984年出版的《雪域西藏流亡記》。該書有「嚴禁外傳」的中文版，其「譯後」卻無意中透露了一個信息：原來直到1986年，也就是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3年前，一些「高級幹部和有關研究人員」才通過這本書瞭解到「國外究竟有多少藏族難民營？他們分佈在哪裏？現狀如何？」等最基本的情況。專家尚且如此，民眾可想而知。
著名美國藏學家戈斯坦在2009年1月出版了以1969年尼木暴動為主題的西藏文革研究專著。戈斯坦是和中國政府及中國學術界關係最好的西方學者之一，他在此書中試圖證明，文革中西藏尼木暴動和民族問題沒有關係，但是他也提供了有關西藏農村合作化和公社化時期，國家徵收公糧，收購餘糧，造成藏地糧食問題和藏民不滿的詳盡資料。他的《西藏現代史》第二部，「1951-1955：風暴之前的平靜」已於2007年出版，不知是否會有中文版問世。
信息過濾的結果使得中國民眾能夠閱讀《喇嘛王國的覆滅》（《西藏現代史》第一部），卻讀不到《龍在雪域》。有關1987年的拉薩事件，西方民眾可以讀到徐明旭《陰謀與虔誠》的英文版，中國民眾卻讀不到當時在拉薩的美國目擊者科爾醫生所著《天葬》的中文版。中國民眾無緣閱讀的，還有許多藏人的回憶錄。想要瞭解1950年之前的西藏貴族階層的生活，有貴族世家之後仁欽卓瑪塔仁的自傳《西藏的女兒》；想瞭解普通民眾的尋常日子，可以讀達瓦諾布教授的《紅星照耀西藏》。公社化的西藏是怎麼回事？70年代西方人就可以閱讀《在紅旗人民公社的生活》，四水六崗總指揮貢保扎西的口述自傳《四水六崗》在他去世後，由他的侄子於1973年出版。一名曾是積極份子，後來加入游擊隊的康巴人留下了《西藏的勇士》，2007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在中國統治下的拉薩生活記憶》，記錄了1959到1979年這二十年的拉薩生活。一位坐牢多年的僧人出獄後逃離故土，寫了《雪山下的火焰》。達賴喇嘛的大哥，妹妹和母親都有自傳，這些都是研究西藏問題的第一手資料，只不過中國民眾無緣閱讀。
著名藏學家戈斯坦和扎西次仁合作撰寫的扎西次仁英語自傳，由美國楊和晉教授翻譯成中文，藏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文書名《西藏是我家》。在英文版裡，扎西次仁談到他和達賴喇嘛兩次很感人的談話，一次是1960年在印度告別流亡藏人去美國的時候，另一次是1994年當他們都在美國訪問的時候。這兩次談話典型地表現了達賴喇嘛同底層藏人的關係，表現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在中文版裡竟然了無蹤影。這樣的「版本修改」在中文出版界是常事，使得中文讀者在毫不知覺的情況下接受了經過過濾的偏差信息。
達賴喇嘛的著作已經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也有不少中譯本，但只能在中國之外的漢語地區出版發行，因此，許多中國人既沒有看過他的照片，也沒有讀過他的書，卻相信他是「最大的奴隸主」。他們不知道，這位被妖魔化了半個世紀的僧人已經獲得十幾個國家近50個名譽博士和教授頭銜，20多個國家頒發的40多個獎項，並且從1987年以來提倡科學與宗教對話，每年都參加「心靈與生命研究所」召開的討論會，與各國著名科學家們交流。這位世界級精神領袖迄今為止出訪300多次，足跡遍及五洲，訪問了60多個國家，會見過不計其數的政治和宗教領袖。他出訪的次數恐怕比幾代中國領導人出訪次數的總和還多，並且在流亡社區自上而下推行民主體制，中國民眾卻堅信他「想要恢復農奴制」。
「西藏問題」錯綜複雜，有歷史糾葛，冷戰背景，戰爭創傷，左禍遺害，文化衝突等等多重內涵，也有現代與傳統，民族與宗教，發展與環境等許多漢藏兩族共同面臨的問題。然而，信息的單一使得中國民眾把複雜的「西藏問題」簡化為並不存在的「領土爭議」，把西方民眾「支持藏人」等同於「支持藏獨」。實際上，「自由西藏運動」並不等於「西藏獨立運動」，支持達賴喇嘛的西方民眾未必支持西藏獨立，更很少有人會反對西藏的現代化，而是各有不同的議題，有的是支持改善人權，有的是支持宗教自由，有的抗議長期妖魔化達賴喇嘛等等。這些差異使得中國在西藏問題上顯得孤獨，這並不能僅以「達賴喇嘛的高超公關技巧」來解釋。「自由西藏運動」已經經歷了兩三代人，並且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也不能僅以西方民眾的無知和政府的陰謀詭計來搪塞。對於困擾中國已經半個世紀的「西藏問題」，中國民眾必須突破意識形態的限制，從多重角度去深入瞭解。如果不瞭解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又是如何發展的，也就很難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長久下去，對漢藏民族都不利。
60多年前，去西藏最便捷的途徑是經過印度翻越喜馬拉雅山，這就是過去為甚麼即使遊記和探險之作，用漢語寫成的也遠遠不及西方著作的原因。現在，從內地去拉薩的公路修成已經半個世紀，鐵路也已經通車。但是，對藏地藏人的理解，卻仍然不是那麼容易的。作為漢人，在我們瞭解西方人怎樣探索西藏的時候，應該自問，我們對那片土地上發生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一切，及其對藏人的影響，到底瞭解多少？
首發《人与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