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的問題，在經濟好的時候，就是一個很有爭議的話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爭議就更大了。管理學研究的文獻中，高管薪酬永遠是一個熱門話題。按說影星、歌星、球星的薪酬也很高，常為人們津津樂道，但爭議就不是那麼大；而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尤其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大概是因為要對董事會、股東負責的原因吧，常常成為公眾和政府監管部門關注的焦點。
高管薪酬的問題，在經濟好的時候，就很有爭議；經濟不景氣時，爭議更大。圖為數年前，前世通公司總財務長在被公司解僱之後，仍然繼續建造其在佛羅里達的湖邊豪宅。該房產占地四英畝，當時已經2∕3完工。(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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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薪酬問題相伴隨的，還有高管的豪宅、飛機、和遊艇。數年前，世界通訊公司（WorldCom）因為涉及四十億美元的財務分類錯亂，其總財務長被公司解僱。但即使在被解雇之後，這傢伙仍然在繼續建造他在佛羅里達的湖邊豪宅。該房產占地四英畝，當時已經三分之二完工。世通垮臺之後，許多損失了錢財的人們都趕到公司高管的宅邸前，或者抗議，或者好奇的觀望。不過說老實話，這傢伙也有難處，房子不建完又能怎麼辦呢？銀行的貸款、先期的投資已經進去了，蓋好了，即使以後不能住，也可以賣掉；而蓋不完，落個爛尾工程，就更難辦了。
薪酬問題的複雜，涉及到報酬的公平性和管理的有效性，以及股東權益的最大化。這之間微妙而複雜的關係，似乎永遠難以真正的平衡。現實生活中，有人掙錢多，有人掙錢少，有人輕輕鬆鬆掙錢多，有人拚命工作也掙不了多少。想開了的人，掙多少錢都活得愉快；想不開的人，掙多少錢都活得很累。
最近，美國律師行業不景氣，一百多家律師樓要求今年畢業的法學院學生延緩開始工作。紐約一些公司在發出聘書後，發現人事凍結了，但公司又不希望那些好不容易挖到的人才被競爭對手拿去。一些律師事務所乾脆給這些人發補助金，要他們處於待命的狀態，準備幾個月、甚至一年之後再為公司效力。令人吃驚的是，這個不用幹活、白拿的「補助金」，居然高達八萬美金一年，是美國平均工資水平的兩倍！怪不得拿到這些「補助金」的學生都樂此不疲、欣然領受了呢。當然了，一旦這些學生真正開始當律師新鮮人，工資會有十六萬美元。
微小的補償褻瀆「禮物」效應
不久前，奧巴馬總統要求接受聯邦政府貸款資助的金融機構，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過五十萬美元。坦率的講，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也不是非常的高明。美國《商業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這些銀行家寧肯拿每年一美元的年薪，恐怕也不願拿每年五十萬美元。「要一個人無償的去做一件事，可能比花錢僱用他來做，要更有說服力。」
有次一個小朋友求救，她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在費城天普大學讀博士。她們幾個同學住在一起，夏天要搬家，需要用卡車搬家具，問怎麼找人幫忙。我跟她建議說，你就去樓下街道旁邊站著，看有人開皮卡車路過時，打招呼叫一下，看他能不能幫忙。過後她告訴我說，還真靈，她們碰到的第一輛小卡車的車主就停了下來，幫著她們搬完家具，分文未取。
美國學者詹姆斯‧海曼（James Heyman）等人的研究表明，只要人們去問、去要求，大部份的人們會很願意給別人幫助，而不需要任何報酬。因為人們喜歡給予，給別人一個「禮物」的時候他們感到高興。這時如果給他們小額的報酬，可能適得其反。海曼等人的試驗表明，這時給人一點點小錢，非但不會增進人們幫助別人的努力，反而會降低它。這說明，人們的善念，雖然有時可能很少，但的確是根深蒂固、深植人們心中的，簡單的經濟規律並不適用。「微小的補償會褻瀆『禮物』效應，會起到反作用。」
金錢的補償將人們從善意、施捨、助人的境界，返回到受僱於人、為錢辦事的境地。對企業高管來說，他們本來是拿幾百萬美元的年薪的，現在給他們五十萬美元以下的工資，這不光讓他們失去了可以善心助人的機會，還顯得他們是得不到足夠補償的雇員。這是會讓他們丟面子、「掉架兒」的。
《商周》的分析認為，如果奧巴馬當時乾脆要求銀行業的高管們別拿工資，一分錢都不拿，或者象徵性的拿年薪一塊錢，只讓他們接受銀行對實際支出的補償，總統的建議或許會得到更好的回應。這的確可能是這樣的。
《商周》的結論，也很有啟發性。在今天經濟蕭條的狀況下，用道義的刺激鼓勵人們行善，會激發美國人給予、施捨、助人的文化氛圍。這種善意的體現，《商周》認為，不是「共產主義式的掠奪」，而是人類文化中美好的、勇敢、奉獻精神的集體體現，及其對社會產生的助益。
國人說，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也是同樣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