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10日訊】（編者按：本文是大陸網站上流傳的一條回憶錄（有刪節），以及記者採訪後，從未被報導出來的稿件， 原文題為：毛澤東逝世後的花圈著火，燒毀禮堂，死亡694人！ 讀者留言說：向公開報導揭秘火災詳情的作家記者致敬！向694名死難者致哀！）
（接前）
張雷生感到氣喘不上來，每吸一口氣，都覺得有火煙往肺裡、喉嚨裡嗆。他蹲下去了，這才感到稍微好受一些。他用棉衣蒙在頭上，擋住了滴落下來的瀝青，他已經清晰聽到了屋頂上木頭發出了辟啪的響聲，他預感到整個房頂就要塌落下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感到了一股涼氣從下面襲來。抬起頭來，發現北門靠下面的那塊門，被外面的農場副業隊排長等人角砍土墁砸開一個大洞。幾個在前面的孩子已被拖了出去。
張雷生立刻來了力量，他顧不上門板上的木磋子撕掛，也從門洞裡鑽了出去……
農場裡的人們，已經自發地拎著桶端著盆來救火。但此時，人們根本無法靠近火場。人們眼睜睜地看著南大門上的人們活活被火燒死。
消防車將禮堂的余火撲滅之後。守候在外面的數千名死難者的親屬和救援者都迫不及待地湧上前去，人們還在幻想會有活著的人，會等待他們去營救。
沒有電，四處都是黑乎乎的。人們誰也不敢貿然進入禮堂的廢墟之中，儘管此時，7個大門均被燒成了空洞。人們用手電筒往裡頭照，發現南大門和舞台下面，隆起了兩座大包，透過燒燬的屋架，隱約可見人形殘骸。由於澆入了大量的水，那兩個大屍堆上，蒸騰著淼淼的白氣。
直到這時，人們才徹底相信，再也沒有人會生還了。男人和女人們大放悲聲。淒涼的哭喊，一直傳到很遠的地方。
傳得很遙遠的還有電波。19日凌晨，惡性火災事故的消息便傳到縣、地區、州和自治區，直至北京。
北京，燒傷病專家們急駛機場。
南京，由國務院抽調的1100張人造皮膚和醫療專家們，搭乘伊爾－18型客機緊急起飛。
地區工業局，也緊急調運了100m3圓木，連夜加工成板材，運往農場。天亮以後，第一批解放軍官兵乘卡車趕到，開始清理現場。
處在最上面的一層屍體，頭顱幾乎全部被燒沒了，肢體殘缺，已成了一截一截的黑炭，有許多屍體已燒得粘連在一起。牆壁上，多處留下了人形痕跡。整個禮堂，猙獰恐怖。
汽車運來了白布。每個屍體2m，扯一塊，包裹一具屍體，然後用汽車運到學校的禮堂裡，一排一排地編號，等待人們認領。後來禮堂裡擺不下了，就放到教室裡，甚至連課桌上也擺了屍體。
死難的悲痛波及到農場的每一個角落。屍體清理完了以後的幾天，失火的禮堂廢墟裡，夜夜都是高一聲低一聲的呼號，淒慘之極。
痛徹週身的悲慟，給人留下深刻的教訓。防火意識的淡漠，無疑是思想上的原因。失火的那座禮堂，不具備任何消防設施，屋頂的瀝青自燃點為375℃，而有助燃時，僅為175℃，況且屋頂是全木製結構的。據事後調查，汽油發電機所用的燃料油桶，起火時也在禮堂中，從起火到屋頂塌落，一共只有半個小時左右，而消防車還遠在80km以外。等消防車匆匆趕來時，禮堂已如同一個填滿了燃料的巨大爐子。
人們的麻痺大意，也使火魔有了可乘之機。就連花圈已經起火的時候，禮堂裡大多數人都以為燒不死人。這玩笑開得太大了一些，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為自己的麻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當時，包括農場的領導在內，都沉浸在節日的喜慶之中，有一位領導，當自己的孩子跑回來報警時，他竟還不願相信，怒斥孩子「滾出去」。
1977年3月，國務院在關於這次火災事故的指示中指出：「這場火災，表面看是由小孩玩鞭炮引起的，但突出的反映了那裏的領導思想麻痺，不負責任，制度鬆弛，組織渙散。平時不抓教育和防火措施，遇事又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導致小災釀成大災。」
假如當時放映人員按規定在露天場演電影，而不是擅自轉移場地，災難或許就不會發生；假如當那幾個小孩子在場內燃放鞭炮時，立即被嚴厲制止，災難也許就不會發生；假如那近千隻花圈及早地處理掉，這災難也可能不會發生；假如早有防火預案，一發生火災能夠有效組織人員疏散，損失會小得多……遺憾的是，這些善意的假設，已無法換回那694條生命。
那個放火的小男孩張廣輝，在火剛燃起來時，就知道自己闖下了彌天大禍。他很聰明，趁著前面的人們尚未驚醒之前，他已衝出了門外。後來，他在父母的陪同下，去投案自首了。1977年3月，地區批准對他實施勞教，他被送到少年犯罪教養所。解教後，去了廣東。
放映組長柯玉奎等人，被拘留了2年5個月，1979年地區批復，不再追究刑事責任，聽說他去了湖北。
對此事負有責任的農場領導們，分別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調離了農場。
對於一個只有幾千人口的小團場，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不啻為天大的災難：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個不剩命喪黃泉。活著的人悲痛欲絕，近乎瘋狂，他們睜著發紅的雙眼四處尋找團場領導，而領導早已躲了起來。不知從哪裏找到了團場的政委，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將其打個半死。那些僥倖沒受損失的人家則大氣也不敢出，悄悄窩在自己家裏。這就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將心比心，誰家遇到這樣的變故能不悲傷，不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死者家屬作出一些過頭的事情原本是應該諒解的，但當時的上級領導卻認為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發來電報要求團場抓人。在這關鍵時刻，有一個人頭腦還算清醒，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廣電局局長、61團場大火後被派來兼任團場政委的馬驥。
他清楚地知道若機械地執行上面的命令必定會引起更大的騷動，這中間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導火索，局面將越發不可收拾，因為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經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立即面見當時的伊犁地委書記謝高忠，對他懇切地說：「老百姓太可憐了。現在，他們需要的是我們領導的體諒、幫助、關懷，即使關懷、體諒也彌補不了他們的損失。」謝高忠聽他說得有理，便採納了他的意見，平息了一場風波。
這是多麼難得的情懷!須知這是在那個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話不當便可能導致一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
當時馬驥是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後趕到火災發生現場，負責火災善後處理事宜。一些遇難者親屬因為悲傷和憤怒，便將怒氣撒在六十一團場政委周政夫以及前來調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領導身上。但實際上團場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兒也在火災中遇難。為了穩定群眾情緒，2月底，根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決定，馬驥兼任六十一團場政委，負責處理「二．一八」火災善後事宜。
在將遇難者全部安葬完後，由於遲遲見不到周政夫向群眾請罪，情緒失控的幾個遇難者親屬跑到「2．18」火災墓葬集中地，準備將周政夫女兒的屍體從墓穴裡扒出來示眾。得知此事後，馬驥立即趕到現場，並躺在周政夫女兒的墓地上對準備挖墓的群眾說：「你們如果非要這樣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氣，就不會讓你們做這種蠢事。」
馬驥對情緒激動的群眾說：「同志們，現在我們的心情還不難受嗎？周政夫和你們一樣，也是失去親人的不幸者呀！誰願意放一把大火把群眾都燒死，難道周政夫願意把自己的親生女兒燒死嗎？如果咱們再這樣無休止地糾纏下去，可能會發生比火災更悲慘的事件。如果你們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們，咱們再也不能死一個人了……」
在馬驥的苦苦規勸下，這起事件最終被平息。馬驥說：「既然組織上將重擔交給了我，我就一定要處理好善後事宜，讓群眾滿意，讓組織滿意。」
在61團場工作的日子裡，馬驥每天都要到死難者親屬家裏瞭解情況，處理善後事宜。這位1938年參加革命、打過日本鬼子、經歷過無數次戰爭都沒有掉過眼淚的老革命，每一次聽到「2．18」火災死難者親屬講述親人離去的事情時都會失聲痛哭。馬驥說：「這些死難者大多數都是孩子，可憐呀！」
馬驥理解每一個失去親人的家屬的心情。「他們心裏難受，他們接受不了這個殘酷的現實。」30多年過去了，但只要一談及此事，馬驥仍熱淚盈眶，「近700條生命就這麼沒了，誰不難受！」
由於擔心群眾情緒失控做出極端行為，當時，上級公安部門準備將一些「鬧事者」抓起來。當民警前來61團場抓人時，遭到了馬驥的強烈反對。他向上級領導反映意見，家裏死了親人誰的心情不難受？更何況有的家庭在這場大火中死了好幾個人，他們幾乎都瘋了。這種情緒下做出一些過激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為甚麼不能原諒和理解他們？
馬驥認為，在對待群眾鬧事的問題處理上，措施寧右勿左。最終，在馬驥的反對下，上級領導採納了他的意見，沒有抓一名鬧事的群眾。
為了使群眾儘快從災難的陰影中走出來，馬驥極力支持死難者親屬回老家探親，以緩解失去親人後的悲痛，並鼓勵他們聯繫調至其他單位。馬驥認為，離開61團場這個環境，遇難者親屬的心情會好一點。
事實證明，馬驥的這一做法非常正確，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少精神瀕臨崩潰的死難者親屬離開61團場後，痛苦漸漸得以緩解。
1978年7月，由於工作需要，基本處理完「2．18」火災善後事宜的馬驥調任伊寧市委副書記。在隨後的近30年時間裏，馬驥再也沒有回過61團場一次。
馬驥說，他很想回去，但又不願回去，他害怕看到團部那個禮堂，害怕路過離團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30年後，年過八旬的馬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詩表達自己的心境：
舊事重提淚滿腮，
七百兒女入火海，
終生難忘悲慘事，
常聞父老哭聲哀。
如今，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雖然已經作古，但他說過的那些擲地有聲的話仍言猶在耳，聲震如雷。
（責任編輯：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