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06日訊】[訪談錄的記者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是普利策獎獲獎作家，他的作品聚焦社會普通民眾的生活和宗教信仰，受到廣泛關注。他於近日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網站的博客上發表了對中國著名記者長平的專訪。約翰遜最近在德國會見了長平。長平和妻子及女兒目前住在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裡希•伯爾的故鄉，作為受迫害的作家接受庇護。一年前，他最後被報社解職。去年3月，長平加入在香港新創的雜誌《陽光時務（iSun Affairs）》做主編，但由於簽證未批，他未被允許進入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編者按]
核心提示： 長平接受了紐約書評的專訪。對於中國民主現狀，他說：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人對變革的發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們在為為甚麼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導致了暴力的增加——針對反對者、抗議者和其他人的暴力——這不是因為我們正在經歷革命，而是因為我們還沒有革命。
長平是中國著名的時評家之一。他真名叫張平，最初成名於1990年代末的廣州，當時他用有力的新聞報導揭露醜聞、支持言論自由。由於近年來審查愈緊，長平對開放和責任的呼籲，讓他承受了很大壓力。43歲的他和妻女現居德國，住在諾貝爾獎得主海因裡希•波爾（Heinrich Böll）曾經居住過的鄉間小屋裡，那裡現在已經成了被迫害作家的避難所。
對長平的迫害始於2001年，當時他被免去了《南方週末》新聞部主任一職（《南方週末》因其敢言而在全國贏得了眾多讀者）。之後他成為了《南都週刊》副主編，但在2008年再次被免職。因為發表文章質疑政府對那年西藏騷亂的新聞審查，他隨後被紙媒封殺。一年之前，他最終被報社解聘，一名編輯認為他的文章「不合適」。去年3月，長平加入在香港新創的雜誌《陽光時務（iSun Affairs）》做主編，但由於簽證未批，他未被允許進入這個前英國殖民地。
Ian Johnson（I） ：你成長於1970年代，那你有沒有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經歷？
長平（C）：我父親是（四川省）西充縣的小幹部，捲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黨派之爭。我小時候在一所開在路邊的小學讀書，進出村的時候就路過那個小學。我記得有一天，父親站在窗外看著我。那天下午我到家和母親說：「我爸真怪，站在學校窗戶外頭盯著我看。」我母親就開始哭，說：「你爸走了，不知道還回不回來。」父親逃到了鄰近的一個縣去防止被打，我們不能去看他，但我們能收到他寫的信，我母親就會給我們讀信。當時我大概8歲。
在那之後不久，改革開放開始了。我們當時要學「四化」（一個旨在促進農業、工業、國防、科研發展的計劃），被告知說「四化」能在2000年實現。我們寫了好多文章來說如何才能實現「四化」。我記得非常清楚，1984年，建國35週年的時候，當鄧小平坐在車上檢閱遊行隊伍的時候，北大的幾個學生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橫幅。我是聽廣播知道這些的，當時真的特別感動。我還想：中國是多麼地大有希望，前景多麼地光明。
I：所以你當時認為一切都很美好，你聽說了北京的發展，然後感到很激動。
C：是啊，我那時學習成績很好。當你成功的時候，就傾向於認為一切都非常順利，因為你會很樂觀。我當時就以為一切都會很順利，但我也有點兒憤青。這兩方面並不矛盾。你相信它，但你也想讓事情更好。在1986年的學生運動中，劉賓雁、方勵之和王若望批評了黨和鄧小平，我記得我在廣播上聽到這些的時候，我覺得他們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那時我喜歡文學。1980年代的中國文學達到了頂峰，我訂了《收穫》、《人民文學》等等許多雜誌。我記得在讀莫言的《紅高粱》的時候我就想，哇，竟然有人能把小說寫成那樣。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坐在外面讀著它，感動得不行。我並不能理解小說裡的一切，但卻被它所影響。比如余華的短篇小說也讓我特別感動。但你知道，那時的我還是一個純粹的黨的信徒，我最想讀的書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著作，我當時為了讀它們還想過學德語。
1987年我上了大學，在那之前我一直讀的是世界文學和中國當代小說。但後來在四川大學（在成都），我讀到了《走向未來叢書》。那套編纂的叢書介紹了許多其他領域的偉大思想家。從那兒開始一直到後來，我讀了很多西方文學、哲學和歷史方面的書。那套叢書在1980年代的影響力相當大，你去看一下它的編輯們，他們全都在六•四（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挨整。我想在今天看來，你會說這是侵犯知識產權——因為他們只是翻譯或者摘抄了國外的出版物。但它卻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心理學、社會學和文學的世界。我必須提到的一本書，是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寫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我們當時讀這些書的時候讀得特別快，看完了就分享給別人，每個人都尤其被西方的哲學所吸引，不管是學甚麼專業的，大家都對西方哲學、對黑格爾或者薩特很感興趣。
I：六•四那天你是怎麼過的？你當時在成都，離它的中心北京很遠。
C：成都也發生了很多事，我們一直在抗議。從北京來的人帶來了甚麼消息，我們就把它們貼在宿舍裡分享。也有人議論、呼籲，要求和政府談判。我幫著組織過幾次抗議。
但我並沒有真正加入過主要的學生抗議組織。打高中起我就信奉孔子的一句格言：「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所以我不想參與到任何運動裡去。高中的時候我入了共青團，後來就想退團，他們說「你不能退團」，「沒有退團這一說」。但我沒有入黨。我不想成為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員，所以在1989年我也沒加入學生組織。但我組織過幾次抗議，還被擁著當頭兒。六四事件以後我被捕了。在抗議的時候，很多學生絕食，而我反對絕食。也許就是因為這，他們才讓我提前出獄。我想有些學生會因為我反對絕食而反對我，但我的觀點是：絕食沒有意義。我認為最好到工廠和鄉村去傳播民主。
I：那你是個實用主義者嗎？
C：實際上很多人覺得我更像是個理想主義者。我仍然覺得中國需要民主、需要改變。我真的反對（人們經常說的）幾種論調，說中國不能搞民主的原因啊，比如說中國國情獨特啊——說中國人得等民主，因為國人素質不夠高，或者因為其他甚麼可笑的原因。一些人說民主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但台灣民主搞成了。然後他們又說台灣是個特例。現在來看烏坎，他們有了自己的選舉。有人說這也是特例，但實際上烏坎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它是一個中國的小鎮，但一切都是自治的。所以那些人還有甚麼話說？如果烏坎可以擁有民主，中國的其他地方也可以。
我並不是說中國就得採納西方式的民主。實際上西方的民主也不只有一種模式，它們又意味著甚麼？德國沒有學美國的民主，美國也沒有學英國的民主。問題不在於學誰，而是在於你到底想不想要民主？民主固然有它的許多問題，但總是一條向前的路。
從1980年代起，中國人就變得務實了。文化大革命以來人們一直在問：這個東西有沒有用？這就是鄧小平對中國人最大的影響。人們只看有沒有用。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總有一天會超過美國。所以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上看，中國是成功的，而且我支持中國在這方面的成功。我們缺少的就是正義。現有的制度下沒有正義，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我們需要正義，民主是實現正義的一種方式。這就是為甚麼民主是必需的。
政府方面現在再也不討論依法治國了，變得越來越走流氓治國的路子。他們就是抓人，然後把人扔到監獄或者精神病院裡。所以過去的10年，是中國政治制度流氓化的10年。許多舊的美德，人性、政府的責任，都被這個制度破壞了，底線是，這些美德正在喪失。這就是為甚麼近幾年會發生像小悅悅這樣可怕的事情。
I：小悅悅是一個小女孩，她被一輛貨車撞倒，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救她。在這種精神空虛之下，許多人越來越對宗教感興趣。
C：許多人都開始對宗教感興趣。學者希望這能讓社會產生更多的美德，或者為社會提供某種道德準則。現在人們的精神是空虛的。我真的尊重宗教，但我更相信民主、公民精神的重要性，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自由可以解決這場精神危機。
I：你所在的新雜誌是甚麼樣的情況？
C：《陽光時務》是由香港陽光有線電視台運營的，現在我們是一個新媒體公司。我們有iPad和Android版本，並計劃推出Kindle版本，人們也可以下載到pdf版。但我們正計劃出紙質版。我們的團隊有20個人，我們的iPad訂戶有6千人，大部份來自大陸。還有1萬人通過郵件閱讀它。我們可以報導在中國被禁止報導的話題，比如（被囚禁的諾獎得主）劉曉波、言論控制，以及獨立候選人。
I：很明顯，政府在這個項目啟動之前就知道了此事，自從去年3月起，你就沒能拿到港澳通行證，記者無國界也給香港特首曾蔭權寫了公開信。
C：根據香港政府的條例，他們應該會在一個月內答覆我的申請，但他們既沒批准，也沒拒絕我的申請，已經9個月了，所以這就是為甚麼人們會說是大陸方面施加了影響。
I：《陽光時務》是第一本報導了烏坎事件等近期重大政治事件的雜誌。到目前為止，你們的報導是最全面的。但你們也有很多關於文化的報導。過去一年裡，中國的文化名人也參與到了政治當中，你怎麼看像艾未未這樣的藝術家的作用？
C：受人歡迎的、有名的藝術家最早的作品都和政治有關——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受到了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等人的影響。他們會參與一些社會話題。但當他們賣出了許多作品，變得非常富有的時候，就不大關心社會話題了。說實話，他們總是走這樣的路子。我很尊敬艾未未，因為他關心這個社會，他投入並參與到了其中。他在西方變得越來越受歡迎並不是他的錯。這和劉曉波、哈維爾來說也是一樣。批評（他們受到西方歡迎）是不公平的。
I：作家韓寒在最近的博文裡說，民主可能並不適合中國人，你怎麼看？這似乎呼應了一些人”中國現在還不能實現民主”的論調。
C：他說中國人「素質低」，所以搞民主會出問題，因為它會導致暴力。這是政府一直以來宣傳的說法。這就像是說「你不能練游泳，因為你不會游泳；你不會游泳，因為你沒練過」一樣。而且這種觀點並不新穎，去年辛亥革命100週年的時候，許多人就公開說過類似的話。
但他能影響很多人，所以他能說這些話就很有意思。這說明了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多麼地故步自封。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人對變革的發生失去了希望，所以他們在為為甚麼不能搞民主找理由。道德的滑坡導致了暴力的增加——針對反對者、抗議者和其他人的暴力——這不是因為我們正在經歷革命，而是因為我們還沒有革命。
轉自 「譯者」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