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陳俊村編譯報導）美國智庫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在12月20日出版的半月刊《中國簡報》（China Brief）中，發表桑頓中國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研究主任李成（Cheng Li）和研究助理加里（Eve Cary）共同撰寫的文章《胡錦濤執政的最後一年：誰該被指責？》（The Last Year of Hu’s Leadership: Hu’s to Blame?）。作者表示，從胡錦濤接任中共領導人之初到執政的最後一年，中國人民對他的觀感從樂觀期待變為希望落空，其在重大議題上毫無作為，一直飽受批評。胡錦濤或可將責任歸咎於中共集體領導的政治制度，或受派系鬥爭所左右，但此議題的重點在於，中國迫切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以因應新的改變。
被批「無為」而治
文章指出，正當胡錦濤進入其執政的最後一年之時，中國菁英份子開始檢視其政績，而他一向被批評為「無為」。甚至有知識份子公開將胡錦濤執政的10年稱為「失落的10年」。
外國觀察家可能對「失落的10年」感到困惑，因為中國經濟在過去10年有大幅增長。但如果我們仔細探討中國菁英份子對胡錦濤執政日益不滿的原因，並檢視「胡的不作為是否可歸因於中共集體領導和派系鬥爭」之類的問題，當可協助觀察家評估胡錦濤的執政良窳。
就任之初 樂觀主義瀰漫
文章認為，胡錦濤在就任之初，人們對他抱持樂觀的態度，中國人民和海外觀察家對這位領導人充滿期待。在胡於2002年接任中共總書記之後，他對中國的願景透過三項新政策展現，這與前任領導人江澤民有很大不同：
●儘管江澤民向來對臺灣採取強硬的立場，但胡錦濤則採用軟性手段，他以促進經濟和文化關係、高層互訪和直航來減少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
● 在外交政策上，胡錦濤提倡「全方位外交」，強調與鄰國建立良好關係，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這與江澤民的「大國外交」有所不同。
● 相較於江澤民著重GDP增長以及上海等沿岸地區的發展，胡錦濤強調社會、經濟上的平等，並重新分配大陸內地的資源。
意想不到的難題 執政受考驗
文章說，在上述三項政策中，胡錦濤可能只在兩岸關係這方面有所斬獲。兩岸關係現已變得比較穩定，部分是因為胡採行務實作法。
有些評論家表示，由於中共與日韓兩國的關係緊張，以及南海主權問題所引發的爭議，使胡錦濤試圖與鄰國建立友好關係的政策失敗。
就第三項政策而言，胡錦濤意想不到的難題是，他根本無法構築「和諧」的社會。中共近幾年來在國內公安方面的支出如火箭般竄升，已高達840億美元，超過2010年的國防預算。此一數據涵蓋警力和處理抗議事件的成本，這反映出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包括所得差距。中國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用以衡量貧富差距的標準）已從2002年開始惡化，至2010年已達0.47，大於學者認為會影響社會穩定的0.4。官員貪污在過去幾年也達到史無前例的規模，特別是在鐵路、石油、電力、銀行和電信的國營壟斷產業。
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的期望破滅
官員貪污的嚴重性使所謂的新左派知識份子批評胡在重要議題上毫無作為，而自由派知識份子對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承諾跳票、越加嚴控媒體和網路，更感失望。
文章認為，大多數中產階級對胡錦濤的期望都已幻滅。中產階級大有對胡錦濤執政表達不滿的理由，包括上述的官員貪污、對媒體和網路的箝制、國營企業日益壟斷、以及私有企業逐漸減少──這正是中國人民所謂的「國進民退」。而通常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學畢業生所面臨的高失業率問題──每年有超過100萬人找不到工作──也同樣激怒中產階級。2011年公務人員考試的錄取率已經低至1.9%，與10年前形成強烈對比，當時有很多公務員辭職，「下海」至私人企業求發展。
集體領導是逃避責任的手段
文章指出，政府領導人擁有政治上的利己條件，因而會就政策問題和政治上的陷阱找尋替罪羔羊。沒有領導人願意將政府的缺失和其執政問題的罪責，通通攬在自己身上。中共領導人也不例外。
中共不再由主要的強人領導，而是由兩個非正式但勢力幾乎均等的派系爭奪權力。這兩個派系分別是胡錦濤和溫家寶領導的「人民聯盟」（populist coalition），以及吳邦國和賈慶林領導的「菁英聯盟」（elitist coalition）。前者包含團派人馬，後者包含太子黨和上海幫。
有時候，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意見不合可能過於激烈，使決策過程更冗長和複雜，甚至可能造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文章最後說，本文並非探討胡錦濤的政績，而是闡述中共的政治進程，此進程正日漸發展成嚴重的政治鬥爭，有可能造成中共政治上的僵局。從較廣的角度來說，它顯示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中產階級和社交媒體日益增加的力量、社會輿論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它凸顯出中國進行政治改革以面對新的改變的急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