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28日訊】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甚麼而吃苦，當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在幾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這中間有無數的災難，也有無數的痛苦，糟蹋了無數人的青春，甚至是毀了無數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還有無數人在為他們所受的苦難辯護，在給那些吃苦的人辯護，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小說叫《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會見到這樣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與損害做辯護，找理由，甚至他們會為自己所受到的損害而歡呼和鼓掌。在大陸前幾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講得就是知青生活，這首歌曾經傳唱一時，很多人都會唱。
在中國大陸，「犧牲」也常常被作為是一個非常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犧牲的本意其實並不那麼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是在號召人們犧牲。公廁木桶的漏水了，怎麼辦？把自己它撈起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裡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去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謬。
我沒有找最近的圖片，這是一張過去的圖片，現在是和平年代呀，你號召別人不怕死是想幹甚麼？他死了你有甚麼好處？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未停止，它的遺毒也從未真正地肅清，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也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耳邊，它就在我們身邊。在這裡，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學的孔慶東教授學習。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三媽「文體，所以，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最後一句話說出來。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代中國大陸政府幾乎沒有停止要求人們去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落馬、東窗事發之前，都曾經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也就越厲害。其實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往往就是他的掠奪。一家公司，如果號召他的員工無私奉獻，其潛台詞就是，你多吃點苦，多幹點活，我少給你一點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號，召它的人民去無私奉獻，其實無異於赤裸裸地公開掠奪。
有人會問，難道一個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的是，一個社會固然需要那種甘於付出，見義勇為的行為，但同時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約關係。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限定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怎麼奉獻，無自由也不奉獻。
在報紙上、電視上，我們也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有人住上了早就該住上的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就該領到的救濟金、撫恤金，於是就眼含熱淚說「感謝政府」。我們沒有理由去批評說這些話的人，我們只應該去譴責那些坦然無愧去接受這些感謝的話的人。你的納稅人活得這樣艱難，你的納稅人活得連飯都吃不上，你還有甚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
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甚麼偉大的光榮的永不犯錯的組織，他的權力應該是我們分給他的，他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就相當於我們的保安員或者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乾淨，我們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師那樣含著熱淚感謝他們嗎？那不是他們應該做的嗎？我不是要歧視清潔工，但還是想說，如果有一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去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地去愛他，你就應該這麼說，「我可以罵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應該這麼說，「甚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馬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餓，而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是一種難以忍受的餓。我們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荷包裡掏出來的，所以要時刻查他們的賬。如果清潔工買一把掃把要花幾萬塊，那就應該說他是貪污，如果清潔工，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用你的錢，那就應該說他是腐敗，如果有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幾萬塊一瓶的茅台，抽幾百元的香煙，那其實我們每個納稅人都應該這樣去想，換做是你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有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要依靠民間力量，而只有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甚麼都管，可甚麼也管不好。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事實上，是政府甚麼都不再管的功勞，或者說是他放棄管制的功勞。三十年代的歷史證明，凡是放鬆管制的領域，都表現出勃勃的生機。比如說家電行業，放棄了對家電的管制之後，在幾年之內，中國的家電行業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幾乎還取得了優勢。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多都一派死氣沉沉。
我們可以想一想，為甚麼中國的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甚麼中國的電視劇這麼難看？因為電視劇管制；為甚麼當代中國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制，文化審查。我們還可以問，為甚麼當代中國的足球，尤其是男足這麼臭？原因很簡單，因為有一個足協。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往往會聽取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會強迫自己做出謙虛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往往會只喜歡歌功頌德，甚至有時候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之下，負面新聞往往都會被屏蔽、遮掩。
事實上，我覺得負面新聞本身就有問題，把那些壞事說出來，這本身就並不是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讓人們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爭相效仿。
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學到甚麼有用知識，而「小悅悅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因為的。在這裡，我要說，真正的愛國者，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困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與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創傷和疤痕，要愛那些苦難的日子、悲慘的日子，以及苦難和悲慘的日子。
剛才提到的喬治奧威爾，還曾經參加過1938年的西班牙戰爭。他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早上，他端著槍，在自己的陣營裡，從敵方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小便，奧威爾本來可以一槍將他射殺，但他猶豫了很久還是放棄了。事後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你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摳著扳機？」這就是奧威爾很有名的反問，這也是我認為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
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們負有職責，但是還是能偶爾想起奧威爾這個反問，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也會有所要求，但是還是請你珍惜，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正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良心、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嫉恨於你。你所做的不過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懷中。
在江蘇揚州監獄曾經有過一處真實的慘劇。有一個獄卒無辜地毆打某一個犯人，犯人們覺得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這位犯人卻有著不一樣的性格，他偷偷對這個獄卒說，你平時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當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當你是為了國家，但現在你無緣無故地打我，這就不是甚麼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間的私事，我現在不敢還手，但是你記住，總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大約兩三年之後，這個犯人出獄了，又過了幾天，那個獄警的孩子，被吊死在這個監獄的門口。我也同樣痛恨這樣的暴戾，但是這樣來說，每位體制中人，為體制工作的人，都應該在其中吸取教訓。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一個猛獸橫行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也不會擁有絕對的長久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被攔截的就是自己。現在我們知道，在那些被攔截的上訪者中，不僅有貧民，也有官員，也有警察，也有法官還有很高級的官員，有的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曰：如秋水長天。
在我想來，所謂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現代公民；而慈悲和清涼，指的就是我們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會問，良心多少錢一斤？良知有甚麼用？我要說這些東西，真的沒甚麼用，但它卻是我們人之為人的根本意義，也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在很多時候都會顯得不夠精明。
但越是狂熱的年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尊嚴和體面。我們活在一個騰圖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該如秋水長天，但長期放在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而且還是極為脆弱。
在中國大陸，我們去郵寄易碎物品的時候，服務人員會在外面印一個紅色的紅杯子印記。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這樣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他如此珍貴，卻有如此脆弱，應該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淨。
（本文根據慕容雪村在第23屆香港書展上的講座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