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2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蔡溶紐約報導)曼哈頓華策會屬下的人瑞中心主任伍寶玲在華埠社區廣為人知，作為華人社區上個世紀首個向市政府爭取經費的非牟利機構代表，46年來伍寶玲與人瑞中心的生活跟隨7任紐約市長的變遷一起發生著轉變。
1967年20多歲的伍寶玲全家移民來到紐約，從車衣廠打工、華策會做社工、1972年創辦人瑞中心，發展到2005年人瑞中心有注冊會員6000余人、遷入華埠中心區的地標名樓……，伍寶玲如今是華埠老人和紐約市政府溝通的「活躍人士」，各界政客眼中可敬可愛的華裔民權「斗士」，她對歷任市長的體驗感受，聽來饒有趣味。
以下根據伍寶玲主任的口述整理。
1966年-1973年： John Lindsay 林賽 （兩任） ——高大威猛的靚仔（帥哥）市長
我是1967年11月感恩節那一天到美國的，因為懷著第三個孩子，我就和丈夫說，暫時去車衣廠打工，等孩子出世了再做打算。但是我一向對政治家的政策很有興趣，雖然不是我那一行，但我總是很關注新聞，因為在這個新地方，一定要了解當地的文化背景、語言和民生的情況，否則你如何才可以獲得自己理想的生活？雖然語言有障礙、文化有隔膜，但正因為這樣，我就更加積極去了解。
1968年8月女兒出生後，我回到衣廠工作，當時衣廠比任何一行都賺錢，但是我的理想一向是教育和社工，因為這里是移民國家，在華埠做社工目的也是想幫回自己的僑胞，所以我一方面去NYU（紐約大學）讀英文，一方面尋求自己的理想。皇天不負有心人，1969年1月我在報紙上看到下東城有一家不牟利的社會機構請社工，專門教戒毒、戒酒的問題人士，我就下決心去見工了。
去到以后嚇我一跳，那個地方雖然在華埠，當時中國人很少反而非裔、拉丁裔很多，我看到顧客99%不是我們中國人，尤其是吸毒、酗酒中國人有問題都不會去，認為丟臉，有一名中國職員就問我，想不想（做社工）幫我們自己中國人。
他介紹我去華策會，當時很少非牟利的社會服務機構，我按他說的去找剛組建的華策會，在披露街（Pell St）的一棟危樓里，一上樓梯就吱吱呀呀的響，舊時我在香港YMCA做社工，那個環境都比這好多了，為何美國這么富有的國家這樣，我就更加有心在這里做一些事情。
華策會見工的老板沒想到是猶太人，叫亞倫柯恩（Allen Cohen），從上午到下午4點他跟我面談了6個小時，問我在香港做什么工作，背景怎么樣，如何來這里，初來乍到什么也不會，如何面對挑戰，有什么理想？為何對社工有興趣？……打破砂鍋問到底。他說這個機構是「反貧運動」的機構，策劃會1965年成立以來第一筆拿到的經費，就是來自林賽市長發起的「反貧運動」，因為經費有限，什么時候出糧、是否有薪水都不知道，問我是否還做？但是我想追尋理想，就算積累經驗也行。
當時美國是以年齡編班的，不是以程度編班，新移民的子弟ABC都不會，感到很壓抑，策劃會的創辦人劉毛淑卿自己是ABC（美國出生的華裔），但她有愛心要幫華人移民子弟，她的大伯劉德光就把Pell街地址借給她做兒童補習班，這就是華策會的雛形，華策會1965年5月25日拿到執照成立，但直到林賽市長任上才拿到第一筆經費，那時拿很少錢，全部是義工出來幫小孩補習功課。
早期華策會從早8點到晚10點開門，分批上班，我下午和晚上在策劃會上班為了理想，上午在車衣廠打工為了掙面包錢。我英文程度不好，有什么不懂就去查字典，但是那時很多社會福利的專有名詞還沒有中文翻譯，例如什么是medicaid（州醫療輔助），medicare（聯邦醫療保險），social security （社會安全）？都是從來沒有聽過的詞，我問同行，同行反問我不懂怎么做社工？那我就不斷去medicaid的辦事處，實地觀察到底什么例子適合，自己拼命去學。
柯恩先生很喜歡我的勁頭，他就拉我去市政廳參加會議，那時華人沒有主動去公聽會的，更不要說華人女性了，開始我也不知道，我抱著學習的心態跟著老板走，不想去到那里，柯恩叫我上去說，老外是很會培訓人的，他見我初生牛犢不怕虎，就讓我在公聽會上講，個個都望著我等我說話，講就講吧！我的破英文（broken English）表達不清，就換一種方式，用身體語言（指手畫腳）一直講到他明白。
那時我才知道，紐約市市長這么靚仔（帥哥）、高大威猛，初時我見到他時是微微笑的一個英俊小生，非常和藹可親，講話非常斯文淡定，人品非常好，他很和善、很耐心的微笑著聽我講，這樣市長對華埠就有些認識了，老板后來每次去公聽會都帶我，結果十拿九穩都爭取到錢回來，不是我的功勞，是我老板的功勞，他帶我四周圍去開會，包括housing authority (樓宇管理局)等，所以我們得到很多資源回來，不斷的繼續研究，所以我也有興趣。
舊時中國人從來不去爭取政府經費的，第一是因為語言問題，那時很多中國人說他們來了幾十年，地鐵、巴士都沒有搭過，一直在華埠的小圈子里生活；第二是資源問題；第三是面子問題，覺得拿救濟很丟臉；第四他想申請家人來美就不能拿救濟，因為拿救濟就是說你沒有經濟能力擔保家人來，很多種原因，所以中國人那時根本就沒有人拿福利。
1965年美國還很少見中國人，那時中國移民的配額一年只有105名，肯尼迪做總統的時候他批準很多中國人來，1979年中美邦交後更多人來美。舊時很少人偷渡來，不像現在很多偷渡、旅游過來不舍得走的，現在華人發展成紐約第二大移民族裔，世事變遷，所以我們很感激林賽市長，拿到第一筆經費，我們可以開展工作，策劃會在華人社區屬于首創。
當時柯恩以為我只能做兩年，但不曾想我做了40多年。因為他人很好，他肯教你，雖然沒有什么錢，但最要緊是跟對一個好老板、完成自己的理想，所以我和老板是好拍檔，紐約市開始知道華埠的存在。
慢慢我們又覺得托兒所的需要，因為那時中國人一來到紐約，男的進餐館，女的進衣廠，我們老板發現不但移民學生的學業有問題，父母做足12個小時一天卻沒有托兒所。老板就和我去家庭探訪，我說中文，他要去看一下然后寫報告，結果我們一去到都流眼淚，很多人很可憐，父母把嬰兒綁在嬰兒床上，那個奶瓶固定在嬰兒旁邊，拉屎拉尿都沒人管，真是很不人道的生活，你沒辦法，沒有托兒所、又不能帶嬰兒上班，只能這樣生存，所以我們中國人經過很多的苦難，柯恩就說，不行，我們要搞托兒所。
我們不斷去探訪，了解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遭遇和困難點，但華策會沒有錢，我和柯恩就覺得應該和車衣工會合作，那些孩子大部分的父母在車衣廠工作，我們就找23-25工會，要求工會出錢我們出社工，舊時23工會非常有錢，大部分是猶太人和意大利人主導這個工會，紐約車衣業（上百年歷史）是經過猶太人、意大利人、香港人才到中國人，因為中國人不出聲，一直不受車衣工會重視。
當時23工會和我的老板都是猶太人，我的老板和他們去說就有力量，結果就創立了華策會和23-25車衣工會托兒所，在基絲汀街（Chrystie Street）115號二樓，幫助了很多人，那些父母可以安心、專心工作，產品數量高收入也高，對車衣業好，對工人、對工會、對小孩更好。
后來柯恩先生寫的很多報告都可以拿到經費，因為他可以親耳、親眼體會到，他訓練我做他的跟班到處走訪，后來我們覺得要增加課后托兒班（after school program），因為公立學校下午2-3點放學以后學生沒處去，他們的父母在制衣廠是按件工作的，功課沒有人教，所以我們又去爭取課后托兒，由一年班一直到六年班（5到12歲），現在我們的課后托兒有十間這么多，幫助了很多華人。
我們在每一間公立學校的校舍內設立課后托兒，小孩日間在公立學校讀書，放學後不需要換地方，就在原處補課，主要是輔導功課，第一步檢查功課做好了沒，再給他們上課，安排唱歌、體育，指導學生充實自己，一直到下午6點，主要是幫低收入的貧苦大眾，不用他們給錢，放學後肚子餓了，下午2-3點我們還提供小點心。
除了托兒所、房屋法律問題，再次還有青少年部。那時紐約的治安差到極點，呂宋人有呂宋人的幫派，黑人有黑人的幫派，其他的幫派一樣，就是爭權爭利，每一個地方都有，我們自己本族都發生很多問題，就像華埠的飛龍幫、鬼影幫就互打，很混亂，我在華埠住整天聽到槍聲、（看到）一個個被抬走的，那時青少年真的很陰功（慘），不會英文怕人家欺負，他其實不想入幫派，但他是想要尋求人保護，那時父母要美國夢，目的是為了子女有一個理想的人生，卻心驚膽跳擔心子女誤入歧途。
有華策會輔導他們問題，這樣就避免了青少年卷入幫派的機會，青少年項目（youth program）就像課后托兒一樣補習，所不同的是美國的初中、高中開始要走課室，不同的課程要換課室，選不同的課程同學都不一樣，學生的人際關系、課室安排都比公立小學復雜，所以我們身為社工，就要了解每一個課程的情況，萬一他有困難的時候我們都要了解，另外在華策會也有一個地方專門為他們補習。
青年的活動不同，我們請年輕的領袖教他們如何打球運動，心理不平衡加以輔導，就包括天才生也一樣要輔導，很多很聰明的孩子一樣要見心理輔導，因為壓力大，有專業輔導會講他們的方言，讓他們有信心、有一個可以依靠的靠山。那時我們社工少，老中青一腳踢（一個人包辦）什么都要做。
1972年8月人瑞中心成立，華策會沒有地方可供老人活動，他撥經費支持我們老人中心，所以我們的第一筆經費從老人局拿到，也是多謝林賽市長。我們是被忽視的一群，但是他很聽取民意、推廣福利的工作，他給我們經費達到目的，雖然治安很混亂，起碼有了托兒所、青少年部這些以後，華人的生活比較穩定一些了，所以我對這一任的林賽市長印象很深，中國人爭取福利是由他這一任開始的。
1974年-1977年：Abe Beame 愛賓 （一任）—— 紐約各方面沒變化 人心思變
1974年愛賓市長上任，這一位先生不像林賽這么平易近人、這么和藹，他的樣子也很古縮（粵語：沉悶不善交際、經常生悶氣），對社區沒有積極性，不是太關懷的那種，不像林賽經常四處走訪，林賽和彭博都喜歡周圍拱，而愛賓比較沉實，可能有些人不是太適合做政治家，因為政客口才要好，腦筋也要靈活，判斷力要快，還要懂得圓滑。
我們社區經費覺得都過的去，所以和他沒有特別的聯系，一切照舊，這一點我們也感謝他，雖然沒有大的進展，平平凡凡的度過他這一任。
紐約市的各方面也都沒變化，樣樣都一樣，所以那時治安混亂，需求當然多，警力多，開支當然大，他競選連任為何敗北，大家都知道原因，一分耕耘一份收獲，如果政績不好，大家都想改變、改變。當時郭德華的第一個口號喊的就是「要改變」，人心思變，所以就他贏了，覺得紐約市要改變了，紐約是金融地帶，如果經濟不起色，大家就不會繼續投資，各方面大家都要求改變，所以愛賓做了一任就無法繼續下去了。
1978年-1989年：Ed Koch郭德華 （三任）——激發華人參政的直言市長
所有猶太人、所有政治家都很喜歡郭德華，他這個人很有意思，如果你懂得他的心理，他很喜歡和你開玩笑，但是他受軟不受硬，你硬他比你更硬，你軟他對你好的不得了，我們做社工的就用軟功，所以他和我們好的不得了，他在任的時候訪問我們人瑞中心幾次。
郭德華非常喜歡吃中國菜，有一次在唐人街中餐館吃西洋菜吃噎著了，現在唐人街餐館必貼海報（「噎到東西之急救處理方法」）就是由他開始的。1980年他來我們人瑞中心訪問，當時我們正在做醬油雞腿，他聞著香就要吃一件，吃完我問他：：「你吃雞腿很香吧？但是很多傷殘、行動不便的獨居老人吃不上呢。」那時老人還沒有護理的服務，只能依靠家人照顧，他就問：「你想要我怎么做？」
我說我要維他命（錢）擴充我們的服務，不但來人瑞中心的老人可以享受美食，我們還要送餐給行動不便的老人。他說：對不起，我們窮到隆（窮到褲子穿洞也沒錢補），哪有錢給你？我就說，市府財政拮據，可是你有這么多有錢的朋友，又是律師，請你找有錢朋友捐錢給人瑞中心送餐上門，結果一講完，沒多久他就發動大商家捐款，成立了「車輪上的送餐」（Meals on Wheels ），這個項目就是我提議、第一個拿到經費的。現在這個項目大家都很共鳴，知道原來老人家越來越長壽，需求越來越多，送餐上門是非常重要的。
關于我們爭取松柏大廈還有一件趣事，因為那時治安不好、監犯很多，來回運送犯人上庭要花很多錢，他說法庭多數都在市府附近，就在（唐人街）松柏大廈那塊地上建監獄！第一節省人力物力，第二方便監犯隨時上庭。此言一出，唐人街人人罵他：豈有此理，在我們唐人街的黃金地帶建監獄？！
我們發起萬人大示威跟他吵：不要監獄！要老人大廈！我也積極發動人示威，那時我們很團結。他卻不以為然說：不用理睬他們，中國人的選票還不到2000張，照建可也！我們聽到是個個都怒髮沖冠，當我們中國人透明？！但是我也請大家反省：美國是最現實的，什么叫民選官員？你要投票，他才有資格做你的代表。所以郭德華是用激將法，但是他心地很好——直言，我就喜歡他直言：罵了你，你自己反省你有沒有錯在先，你不要想我罵你不對。所以自此以后激發起中國人參政，就是由于他這一句話。
后來大家就去找他，我和其他一些人也找他協商中和方案，讓他去布朗士區建監獄，那時布朗士區有很多空置的荒地，來來去去，最后的方案是：唐人街這塊地一半給社區，一半建監獄，但是政府沒有經費，我們大家一起研究，找聯邦以及市府房屋管理局，向他們提議：我們自力更生，樓下做商場，二樓做健康診所，三樓做托兒所，再上邊14層樓總共87個單位就做老人大廈，所以叫多用途的大廈，靠商場收費維持樓上。松柏大廈因此1990年建成。
他還有一件趣事，我們去示威爭取權益，有些人喊啊叫啊，他在那里對著示威的人笑：你示威、講吧，你講的不合適我就不答應你，你要把道理講清楚。示威的不對，他開著麥克風就罵你，口無遮攔什么都罵、罵完再說，不像一個市長的樣，但是錯了他又能在記者會上公開向你道歉，這一點非常難得。
我們懂他這性格，提早做好所有功課，我們不公開攻擊他，而是私人和他約時間、與他理論，他覺得你有道理，就像松柏大廈50/50一樣，他認為你對他就接受，所以我喜歡他坦率的性格。他今年去世我去參加他的葬禮，從來沒見過這么盛大的葬禮，克林頓、彭博很多人都去，大家敬重他，因為他有建樹，不是計較小節的人，他是講道理的一個人，所以他做了12年，中國人只罵他一句話：說我們只有2000張選票！但我卻要多謝他，如果不是他這一句話，中國人到今天都不醒悟要參政，還在做睡獅，所以人人看法不同。
他在建筑、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的建樹，對于建可負擔房屋，舊時所有的市長都差不多這個方針，不過我們是從他這一任開始有華埠的可負擔房屋，尤其是老人大廈，所以我們感激他，關于經濟的復蘇，他也非常賣力。
而且他肯叫他的局長們四處探訪學校、老人、無家可歸者，他是全心全意的為紐約，他經常問我們：你認為我這個市長做的怎么樣？你認為我為紐約市做的如何？這樣他從中吸取民意，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幽默、口才一流的人，直到現在我還很懷念他，因為他重視華人的福利。
舊時多數都是猶太人贏得（市長提名或當選），他們執財經和政治牛耳是最聰明的，還有有很多律師出身的出來從政，因為那些政策就是靠決策者，如果決策者有權，教育、房屋都能處理好，所以最要緊是政治。我們中國人四師——醫師、律師、工程師、會計師，這個師那個師很強，很多中國人很自豪：我兒子做醫生、做法官，來來去去，都是自顧自改善自己的生活，為大眾族裔去著想、回饋社區的有多少呢？而猶太人抓住政治的牛耳，他們就什么都有。我們中國人還強調讓子女享盡富貴榮華，但（其他族裔）很多人都覺得與其教子女坐享其成吃魚，不如教他釣魚。
1990年-1993年：David Dinkins 丁勤時（一任）——害怕得罪非裔的非裔市長
郭德華已經做了三任不能再做了，丁勤時是靠眾多非裔選民選上去的，他有工會的后臺，因為非裔、拉丁美裔很多人在工會。到丁勤時做市長時，布碌崙有一家韓國人開的紅蘋果超市，有一個非裔女人在那里偷東西被抓到，但她反告說人家歧視她，搞出很大一件事。
當時是余保賢做中華公所主席，余保賢的中英文是很厲害的，他又是像郭德華市長一樣個性坦率的人，我還記得他在就職典禮的演講詞中唱出「小李飛刀」（香港武俠劇集主題曲）的歌詞——為何偏偏選中我，讓我大吃一驚，但他直率有一個好處，在丁勤時做市長時，他能直指問題實質。
那時已經有很多華人在布碌崙做生意，韓國人、日本人和華人的長相差不太多，他欺負韓國人就會欺負我們中國人，所以亞裔人就互相支持，我們和中華公所主席去參加公聽會，也在市政廳開過記者會。余保賢主席直斥他：你身為市長，應該要公平去判斷，不能人說什么就什么。
很多人都說，不是她在韓國商鋪偷東西我們要怎么針對非裔，最主要是說要公平、公正，尤其是執政者，如果你抓正來做，大家服你，如果你以自己的種族來幫，族裔矛盾更甚，而且非裔總說我們歧視他們。在布朗士科技和史岱文生兩家最出名的高中，超過70-80%都是華人，中國人的比例比白人都高，我那時做學區委員就很受氣，整天有人說要改比例，那時我老和他們吵：他們生出來就是這個膚色，考試制就講公平競爭，不要選膚色。
丁勤時的特色是很nervous、精神緊張，他的手袋里面永遠帶著一條白手絹，一講話就緊張擦汗，他就不斷拿手絹擦額頭，那如何在這么大的城市做市長呢？余保賢主席的性格就覺得很難忍受：都沒有判斷能力，怎么做啊？所以大家有目共睹，他并不是一個市長的優秀人才，不是因為他是非裔，而是大家都不知道究竟他在做什么，尤其是我們做社工的更感受直接。
市長不能公正，變成放任他們偷盜，問題很大。治安越來越亂，非裔好像有後臺，更加毫無顧忌，吸毒、搶劫、謀殺都來了，無家可歸的更多，犯罪率高升，很多人紛紛逃離紐約。他只做了一任，大家認為他沒有給紐約市帶來改善，生活質素沒有什么改善，后來非裔也沒選他了。
1994年-2001年：Rudy Giuliani朱利安尼（兩任）——鐵腕治理黑幫的檢察官市長
隨后，朱利安尼就出來競選了，他性格非常強硬，做事精明、能干、果斷，因為他是檢察官出身，對犯罪、罪案方面很了解，所以自從他上任以后紐約治安狀況開始改變，犯罪率大幅下降，紐約平靜了，大家就安心了，有幾點原因。
第一，他能夠不怕死，去完成他理想的工作，派特警抓抓抓、大量抓黑幫。當時的意大利黑幫教父很強勢，走私、販毒無所不為，他們控制垃圾回收、控制魚市，舊時下城河邊富爾頓漁市場的獲利很大，也是幫派控制，你想做這份工、在那里做生意要交保護費，等于繳稅給黑幫超過給政府的稅收。
第二，雖然他是意大利人，但是他不因為自己種族的問題，他一視同仁，將黑幫控制的漁市場全部清理。我聽聞那些幫派把不忠於他們的人直接扔進絞肉機里面絞死，這么殘忍，但是朱利安尼不怕死、一樣執行。舊時紐約市的犯罪率一向都高居不下，就由于沒有人有膽識去處理這個問題，但是他沒有縮頭縮腳，不怕黑幫、果斷行事，現在連他意大利族裔的人都說他No.1。
所以有「小龍女」(檢察官）出來幫他清掃黑幫，他把黑幫都抓了，子女都能安全讀書，所以大家最喜歡他這任市長，就是因為他將治安從一個最黑暗的時代變為有曙光，從有曙光更而陽光普照了，但是當時只有兩任任期。
1994年朱利安尼委任Herbert W. Stupp做老人局局長，Stupp原先是慈善基金會的頭頭，很能干、很有愛心的一名猶太人，他知道華人的老人中心不多，老人家卻越來越多，他上任後第一個訪問的就是我們人瑞中心，人瑞中心那時在基絲汀街（Chrystie Street）115號的地庫（basement）里。
他看見我們在一個沒有窗口、像一個火柴盒一樣小的地下室內，三名社工全擠在一個很小的辦公室里，前來求助的人講的話全無隱私可言，他問我需要他怎么幫？我說了困難。他立即和他的老板朱利安尼說，他要幫我們找一個好的會址。不久他回來告訴我：跟我來！
格蘭街168號原先是市警察總局所在，是紐約市的地標建筑，后來市警總局因為面積不夠用，就搬到現在近佩斯大學的地方，這里空置下來，地產商把整棟樓買下來，本來想當co-op合作公寓賣給人，但是正好經濟衰退（朱利安尼上臺之際，很多人逃離紐約），他們裝修了上面沒錢裝修下面，甚至連地稅錢都給不起了，朱利安尼的市府就要收回樓下給社區使用，所以我們因禍得福。
Stupp查了出來，就帶我和幾名律師副局長來到這里，問我喜不喜歡這？我說做夢都想不到，當然喜歡！他就跟朱利安尼說這里適合做老人中心，朱利安尼答應幫我們，我們開始爭取，但是樓上的住戶不讓我們進來，我們就和樓上打官司，市議院和區長都幫我們，他們跟樓上的有錢人說，你不喜歡給老人中心，那我們就開放給無家可歸中心，開放給吸毒、戒酒中心……他們只好讓步，但還是設障礙不愿意，我就一直和他們斗，朱利安尼市長也幫我們，但是直到朱利安尼兩任結束，我們和樓上住戶的官司都沒打完。
我們上過幾次庭，他都一路支持我們，現在的會址是他任上幫我們爭取的，所以我們很感激他。而且他很聽民意，在他第一任時，在下東城舉辦了一場社區大會，我發言時見他東張西望，就說：朱利安尼市長，請您轉過眼睛看著我，你不注意聽，怎么能了解民意呢？結果他真的轉過來認真聽我講，那一段發言被Channel 1從頭到尾錄了下來。
他也非常注重學童的安全問題，還有槍支問題、暴力行為，他將紐約市治安治理好，人流就開始回流紐約市了，他的政策見效，經濟、民生好轉，所以現在很多人尊敬他就是因為他對黑幫夠強硬，他聽取民意，也很聽取下屬的報告，他辦的這么好，我們都很懷念他。
2002年-2013年：Mike Bloomberg彭博（三任）——讓紐約面貌一新的商人市長
2001年9月11日是新一屆市長選舉的初選日，自從前市長郭德華說華人選票少、可以不理會後，激發了很多中國人，我早上6點起床就去拉票，8點到咖啡室喝一杯咖啡，突然間聽到消防警鈴猛響，開始我以為起火，再過8點第二架飛機襲擊世貿大樓…那一天我記憶尤深，當時人心惶惶，我嚇得立刻跑回人瑞中心，因為那些老人家8點多就會來中心，我要保護他們，讓他們不要害怕、安撫他們。
然后我跑上天臺，那時已經知道是恐怖襲擊，因為電臺不斷的報道：有特別新聞！恐怖分子襲擊！9點多、10點的時候，見到世貿中心燒啊燒，它塌下來的時候直線往下落，100多層塌了下去，如果它打橫倒下會死更多人，天臺上很多人看到這一幕，就互相抱著哭了起來，當時我的心里覺得就像世界末日。
因為慘就慘在死的都是精英，世貿是金融地帶，我記得那天是週二，凡是初選都是週二，早7點、8點正是華爾街這些精英上班的時候，正好那一天有很多會議、精英云集，死了很多是我們中國人，因為中國人很多人做金融的，都是20多到40多歲的人，很凄慘！那時我的女兒和侄子都在金融地帶，他們逃離之后嚇的臉都發青，所以他們現在都很惜福。
這樣選舉就延期了兩個禮拜，事件發生時彭博候選人和朱利安尼市長都在市政廳那里拉票，一個個親眼看到恐怖慘景的發生，大家都覺得要挽救紐約市。當時朱利安尼和郭德華都呼吁大家不分黨派支持彭博，那時郭德華的呼吁影響力也很大的，結果彭博獲選，從2002年開始做市長。所以朱利安尼剛治理好治安問題，彭博就接了911這樣的爛攤子。
我還記得彭博2002年1月1日就職紐約市第108屆市長時說的話，他說要面對各方面的迫切問題和挑戰，財政預算、曼哈頓下城的發展、工會合約、罪案、生活品質、福利、教育、無家可歸問題、基本建設、未可預期的危機和公眾廁所等等。
12年過去了，時報周刊曾說，彭博是全美十大優秀市長之一，最要緊他有高瞻遠矚的視野，說他的確為我們留下很多遺產（Legacy），將來會很多人懷念他，我覺得這些寫的好。另外，現在很多人說他是1%，我們是99%，99%要反對1%，說因為他們有錢了、我們窮了，貧富懸殊…其實有錢人不是罪，你「肯」發奮，就像彭博說的你只要「肯肯肯」，你就會成功。
但是他有錢，三次競選，一分錢都不要大家捐款，而且他人很坦率，喜歡說什么說什么，將收支平衡，不留一點赤字，這是值得我們稱贊的。另外一方面，他說紐約市在他主政期間收到捐款28億，告訴市民「紐約市是非常慷慨的城市，」但很多人都醒目（看得出）這個數目大部分是他從自己銀包里挖出來的……他籌的那些錢，大約9億用於公園，因為他要健康美化、種樹，5億是世界貿易中心，14億是給慈善基金促進公共衛生和教育問題的，所以他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欣賞的。
再次，我自己用計算器算了一下，市長的年薪22萬5千元，12年應該是270萬，但他只拿了象征性的12元，等于他為紐約市節省2,699,988元，這個數目非常好。還有，彭博每周五上午上廣播電臺，將紐約市發生了什么重要的市政議題在電臺里播出，使得市民了解應知應曉的地方是什么，直到12月20日他熄燈告別，12年風雨不改，這也是值得我們歌頌的。
還有他不給人吸煙、不給人喝酒、喝大杯汽水也不行，以前我們寫菜單不用計算卡路里，現在全都要審核，我也被弄的頭暈眼花，但就像他說的：12年里就是因為我的保姆方式，你們才活的健康長壽快樂，你們現在每一個人起碼活多了三年以上，他為此很驕傲，我覺得很好。
我還列了他對我們人瑞中心支持的政績。2005年8月份我去開會回來，突然聽到彭博在某餐廳等我（他邀請了數名社區人士），我以為開玩笑，那時我還沒有同他有聯系，吃完他問我：華埠如何？你們老人中心如何？我就趁機和他說，我們還在一個沒有窗口的地下室，朱利安尼幫我們爭取格蘭街168號會址，到現在我們力爭了12年都石沉大海，我們很痛苦，會員越來越多，但是沒地方發展，我一直和他說，想不到他對我的問題很感興趣，并不斷的問我如何能協助解決困難？還說我的聲音很像他媽媽。
當時彭博的媽媽將近100歲，彭博是唯母命是從的孝子，我還記得彭博2002年第108屆市長就職儀式上和他媽媽在一起，他的媽媽手里拿著一本圣經，我就說既然你聽媽媽說話，那你是否也聽我說話？我想人瑞中心趕快搬到新址，可不可以呢？他說OK，立即讓副市長和我聯系。
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2個月後便獲得好消息。10月3日老人局打電話過來說：你可以搬進去了，我說「好，我今天就搬！」老人局嚇了一跳：你這么快？！我說是，請你告訴市長，我馬上搬、馬上！我擔心變卦，10月13日那天橫風橫雨的，我叫上華策會的人買燒豬過來還神。 10月18日開放服務，10月28日彭博就來幫我親自剪彩，又找一班大人物過來剪彩。
當時老人局長事先告訴我，彭博市長不喜歡人多說話，你只能按我準備的講詞說幾句，我沒聽她的話，這是一個爭取經費的好時機，所以我沒看她的稿、自己講，彭博在人瑞中心逗留了一個多小時。后來市政廳會議室就總放那天剪彩的錄像帶，所以很多政客知道我們人瑞中心。
2009年9月29日中秋節這一天，彭博競選連任第三任，他在金豐大酒樓擺一個早餐會，預備了很多美食、老人們還送月餅，他請了全市的華人老人家來，我帶了人瑞中心一大隊人馬過去，結果我被人罵，那個時候正好劉醇逸選市主計長，（劉）說我支持彭博倒他的米、和他作對，其實不是。彭博在中國人的家庭團圓日舉行這個中秋敬老活動，這是歷任市長都沒有做過的，也是我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彭博市長有很多趣事，我幾次被邀請到瑰西園（位于上東城的市長官邸）Gracie Mansion做客，每次他主持儀式都有條不紊，將主題的重點簡而精的表達，他還喜歡輕松開玩笑的方式，很喜歡出IQ（智商）問題考人，每次必問的一個問題是：你們猜我是哪一年出生的？屬什么生肖？然後他必以屬馬為傲說出屬馬的性格。
人說億萬富翁，是不是這么高傲、獨裁呢？以他在私人的活動里面看，他有幽默和坦率的一面，不了解他性格的人不喜歡他，但是了解他的性格後，他是無私精神的，所以他和郭德華都是我很敬佩的人。
2014- ：Bill de Blasio白思豪——善于「打牌」的政治市長
白思豪是一個政治家，他一生都跑政治，政治經驗非常豐富，而且他娶了一個能干的好老婆，老婆是寫書、搞政治很厲害的一個人，可以在工作方面分擔他很多，在選票方面她的族裔背景可以為老公拉到很多票。非裔支持白思豪而不支持湯普森，因為他有經驗，他知道什么時候出什么牌，適時把兒子的爆頭裝亮出來，大家覺得很可愛，他懂得利用，所以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是我希望他多些來華埠，他做了公益維護官四年從來很少來華埠，他應該多些來了解我們少數族裔的需求。
關于他的教育政策，我們中國人很多都未必贊成，希望能和他坐下來談。史岱文森高中是考試制的，我們中國人一考試都是No.1，所以史岱文森過半數都是華人，他現在說不公平，為何中國人多，非裔、拉丁裔少，要按名額分，那就是要把中國人「斬件」（大刀支解、放小比例），所以很多中國人覺得不合理，這是種族平權嗎？如何平權呢？紐約市總共百多間學校，你要配合自己子女的興趣，是什么料就去哪里讀，他沒有這個料你非要推他進去，就是適得其反，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說要搞好學前教育UPK(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但是沒有錢，他就說要加富人稅，現在富人一個個離開，如果有錢人都走光，他就要降低標準，無形中就會加勞工階層、中產階層的稅收，要不然怎么拿到錢？我們現在人人就擔心這個。
現在中產階級比低收入人群更慘，因為低收入有白卡，房屋有補助，納稅的時候不用給錢還要退稅，中產什么都沒有，醫療什么都要自己給錢。長此下去中產階層、勞工階層就不想做工了，所以我們現在請人很難，個個都寧愿拿救濟不做工，覺得拿救濟比做工好。
不過我們對他寄予厚望，我們覺得他做過公益維護官這么久，市長不在的時候要替代市長的位置，所以他應該對紐約市非常了解，最主要他肯不肯聽民意，我現在最開心就是他任命了我們老人局長帕奧麗（Lilliam Barrios-Paoli）做副市長，帕奧麗在郭德華之前已經為市長做工，在不同的市長期間都做內閣，為人非常低調但經驗豐富，她是老精兵，我是40年如一日做「殘兵」，希望老精兵能聽一下老殘兵的反映。
(責任編輯：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