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6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歷史上的1989年四月份，連續四天，超過400名中國最聰明的政治學者們聚集在一個煙霧瀰漫的北京酒店的大廳裡，激烈辯論著這個國家的未來。《紐約時報》報導說，這些參與辯論的人當中包括今天中共領導人李克強，李源潮，王岐山和俞正聲，也包括那些六四之後入獄、流亡的學生運動領袖，這一屆中共領導人跟六四的關係如此緊密而又如此矛盾。
紐約時報6月4日報導說，1989年，在經過十年的經濟轉型之後，中國面臨著政治自由化的呼籲。幾天之後，抗議在天安門廣場爆發。那些參加會議的人的生活發生了劇烈的不同轉折。其中幾個人現在是國家領導人包括中共總理李克強。其他人入獄或流亡，被指控支持撼動共產黨的示威。這場運動以士兵六月四日橫掃北京城而結束，槍殺了數百手無寸鐵的抗議者和旁觀者。
幫助組織那次會議的陳一諮說：「會議的氣氛是百家爭鳴。」「後來，再也不可能舉行一次像這樣的會議，每個人都願意就不同的觀點進行爭論。」
中共新領導人跟六四關係密切
《紐約時報》報導說，今年是六四流血24週年，也是共產黨新領導人上台之後的第一個六四週年，這一屆領導人是由一群跟1989年事件具有如此親密和矛盾關係的官員所主導。許多高級領導人在八十年代處於他們的政治學徒期，那時候被允許和被禁止的界限不像現在這樣鮮明。他們的生涯和友誼，以及有時候他們的觀點，跟那些六四鎮壓之後被監禁、被撤職的知識份子，官員和政策顧問們發生重疊。
沒有幾個人期待這一屆新的領導人，會顛覆官方對天安門運動的定性「反革命叛亂」。但是今天領導人在1980年代的政治實驗當中的浸淫引發疑問：是否他們將對新思想和討論比他們的前任更加開放？
中共領導人就經濟的不同策略公開辯論，但是他們對政治自由化的呼籲卻越來越罕見。現在，至少，任何潛在的擁抱更多80年代的自由精神似乎都受到在官場當中向上爬而要求的因循守舊的阻礙，他們害怕被指責為異端思想。
六四對中共新領導人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紐約時報》報導說，但是六四的教訓和它的鎮壓餘波可能重重壓在中共新領導人的心上，特別是如果他們面臨另一輪政治起義，趙紫陽前助手吳偉說。
「對於那些現在在位的人來說，它仍然是一個沉重的政治負擔，即使他們從不能公開討論。」吳偉說。「現在那個事件的參與者都已經中年或更老，它仍然是他們心上的一個結。」
根據當時新華社編輯仲大軍的話說，現年57歲的李克強總理是本屆政治局25個委員當中六個曾經參加那個會議的人之一。政治局當中其他參加那個會議的人還包括李源潮，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中紀委書記；俞正聲，政協主席。
大學裡的改革辯論
《紐約時報》報導說，許多這些未來的中共領導人那時夾雜在數萬名參加70年代末高考進入大學的數十萬學生人潮當中。在荒廢學業的十年文革之後，他們熱切的汲取知識。
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習近平是福建省一個地方官員，遠離北京的抗議。但是他的父親習仲勳，一個共產黨元老，是經濟改革的支持者，也是被廢黜的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的朋友。胡耀邦的去世點燃19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
當時，中國放棄了對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狂熱並在鄧小平領導下追求市場改革，其允許農民，工廠和商人擺脫政府束縛。經濟的變化伴隨新思想的發酵和政治開放文化創新的呼聲，儘管保守派發起反對「精神污染」的反攻。
「我們都共有的信念是，中國必須改革，並且需要緊急這樣做。」作家陳子明說。「學生和學者唯一的真正分歧是，是否首先改革經濟，還是首先進行政治改革，或者兩者同時進行。」
李克強參加校園沙龍
《紐約時報》報導說，許多中共現任的領導人在這種發熱的氣氛下開始攀爬政治階梯，當時某些官員跟那些更加激進變革的倡導者混在一起並非不同尋常。當時作為一個學生，李克強跟胡平和王軍濤交往，這兩人是八十年代自由學生選舉的領袖。朋友們說，李克強有時候加入校園沙龍，在那裏學生們辯論選舉政治，西方哲學和專制統治的弊病直到深夜。
之後，朋友說，李克強被黨政官員哄騙放棄去國外學習的機會，相反成為一個共青團幹部。「那時候，我們有很多共同觀點。」王軍濤說，他在六四之後被監禁，在1994年流亡美國。「許多分裂我們的問題那時候還沒有出現。」
王岐山被稱為「四大改革先生」之一
《紐約時報》報導說，其他未來的領導人來自於相似的背景。王岐山，目前的反腐主管，在80年代就作為「四大改革先生」之一而贏得名聲，他們是年輕的倡導改變殭化的計劃經濟的知識份子。八十年代末，他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這個叢書受到學生的歡迎。
陳一諮當時是政府研究所的領導人，組織了北京那次會議。他回憶他在1988年跟王岐山有一番長談，以及跟李克強有一番長談。
到1989年，分歧在撕裂共產黨領導層。儘管經過十年的經濟增長，學生和知識份子對於腐敗和共產黨不願意效仿蘇聯翻天覆地的變化感到沮喪。更廣泛的民眾也對於官員特權和啟動通脹的價格改革感到憤憤不平。
這些緊張被胡耀邦的去世點燃。當時天安門廣場的悲傷升級為要求遏制權力和特權，並通過採取步驟實現民主和言論自由。
趙紫陽和其他比較溫和的共產黨官員主張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和新聞自由以平息不滿。但是強硬派爭論說，自由化是一個威脅，不是一個處方。他們獲得鄧小平的支持，鄧更加熱衷於經濟改革而不是政治妥協。
李克強勸說學生停止絕食
《紐約時報》報導說，王軍濤回憶最後一次跟李克強見面，他過去的大學熟人，是在1989年五月中旬。當時李克強跟一群官員試圖勸說學生停止絕食並回到課堂。「作為一個學生，他常常說出他的想法。」王軍濤說，「現在他的一些闖勁沒有了。他成為一個聽從上司的官員。」
到5月20日政府宣佈北京實行戒嚴的時候，趙紫陽的權威被打破，鄧小平和共產黨保守派準備對擠滿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作出強硬反應。兩週之後，士兵和坦克朝廣場挺進，中國經歷清洗和監禁的痙攣。
「共產黨制度改變人。」吳偉說。「一旦你走上這條路，你學會為了保護你自己，你必須捍衛這個制度。但是我不相信這個時代沒有給他們留下痕跡。」「為了在黨內生存，你必須成為一個機會主義者。」王軍濤說。
（責任編輯：孫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