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4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曾去執編譯報導）1989年北京所發生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在人們心中記憶猶新，那些25年前眼見屠殺的人，乃至受難者的朋友與家屬，至今的陰影仍縈繞不去，而對和平抗議群眾下令喊殺的鄧小平早已死去，但是今日中共政權內部知情與負責執行殺伐的人，仍然懸在心中。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Riverside）跨領域學科教學主席、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再《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專文，指出那些當權者很少動筆留下記錄，他們在壓抑他們屠殺的記憶。對公開談論屠殺事件的人，他們派便衣警察監控，僱用數以萬計的網路審查員刪除任何一件在網站或電子郵件談論屠殺事件的資訊。每年在「六四」這個敏感的日子，他們派遣數十名便衣與制服警察守護天安門周圍，防止搗亂份子鬧事，以免激起人們的回憶。
林培瑞指出，官方的說詞是「對反革命動亂，中國人民很久以前就得到正確的判決」。如果中共當局當真相信中國人民贊成屠殺，那麼他們應該在「六四」開放天安門，讓大眾湧進一起譴責當年那些反革命份子。如今反其道而行，足證他們知道真相不是那樣。
他認為，中共當局使用暴力絕非偶然，是仔細算盤算過的結果，不管是從前或現在，當局都認為這是正確的選擇。我們從美國出版的《天安門文件》一書中得知，中共高層視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生死交關的問題。不只是北京，幾乎每一個省會的大型抗議，都讓當時的國家副主席王震、總理李鵬以及其他高層認為中共政權面臨危亡的風險。
後來中共決定動用軍隊鎮壓自己的百姓，嚴重破壞了共黨的形象。在1950年代初期，大多數的人民對中共喊出「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懷有理想，認為中共具有合法性。1976年毛澤東死後，一直到1980年代，許多中國人仍期望中共能領導他們過好日子，但是「六四」的殘暴鎮壓讓希望從此毀滅。
缺少了社會主義理想性，中共高層便無從施展伎倆。「六四」殺戮的那一週，鄧小平認為中國需要「教育」，於是大學生被迫在「坦白」大會上承認自己誤入歧途，並譴責天安門反革命的暴徒。這只是中共膚淺的做法，但是鄧小平這種長期激勵民族主義與「教育」中國人的做法卻收到效果。
在教科書、博物館乃至所有官方媒體，都把「黨」與「國」連結在一起，中國2008年舉辦的奧運，也就成為「黨的一大勝利」。從此外國對北京的批評不只是「反共」，而是變成了「反中國」。中共將過去與現在跟日本、美國的衝突，乃至誇大渲染台灣、西藏的「分離主義者」，以便在「敵國」與「黨國」之間劃清界限。
中共政權的這些「教育」方法，利用民族主義重新界定了它的合法性。
1989年屠殺之後，鄧小平改採溫和手段，但除了放寬「賺錢」之路外，對政治、宗教乃至任何「思想」問題仍繼續箝制。結果人民辛勤工作，他們的工時長、工資低、無工會保障、無賠償法規保護、無言論自由、無獨立司法，上千萬的勞工終年辛勞，在城市裡工作得不到法律地位。這種情況下他們能創造財富，豈非怪事？事實的詳情當然說來複雜，但是這絕不能稱之為神話或「奇蹟」。
1985年鄧小平採取「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策略，但是富起來的都是跟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關係好資源就多，就更容易貪污，菁英份子的財富也就暴漲。他們的財富不均除了比不上非州與中南美洲開發中國家外，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即便鄧小平改採黨國合一的民族主義，但大家仍不可能忘記在機關槍下黨與人民的對立。於是中共採去既「推」也「拉」的策略。所謂「推」，就是警告威脅，對不聽話的人沒收其電腦、手機、不准其辦護照、讓其失業、扣押銀行帳戶，甚或軟禁與逮捕。所謂「拉」，則是邀請你去喝茶，好言勸你如果想過好日子，最好別談屠殺之事。另外還會向你施惠，提供飲食、旅遊、就業與其他好處，最後還提醒你別洩漏這段邀請你喝茶的談話。
數週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薩（Mario Vargas Llosa）的文章表示：「我們對中共、俄羅斯與古巴極權主義所造成的落後，很難不大感悲傷。共產主義帶給這些社會的任何進步，都會被它所造成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的遲滯所矮化，」
1989年屠殺之後，鄧小平聲稱中國人民需要「教育」，中共當局發動一系列措施滅絕人們對政治的嚮往，將人民塑造為支持民族主義與追求財富的「愛國」行為。長期而言，就算是花費了很多成本，這種伎倆難以得逞，不只是對中國，對整個世界而言也是令人擔憂的事。
（責任編輯：畢儒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