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6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楊一帆綜合報導）「六四」受害者紀念日來臨。歷史學者章立凡去年發表的相關文章再引起外界關注。章立凡表示，「六四」 給中國歷史留下政改葬送、權力失范、道德淪喪、社會撕裂等六大後遺症。
2015年5月31日，中國歷史學者章立凡發表題為《歷史因一場悲劇而改變》一文。文章稱，歷史學者惟有理性地總結歷史，才能準確地預見未來。「六四」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十分深遠，就他所見，其後果主要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一、共識破裂，政改葬送。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曾是一個朝野有共識，全民有追求的時代，當時社會民意的主流，是支持執政黨改革而絕非「顛覆」中共政權。中國本來有望通過政治改革，再次走上憲政民主之路，成為正常的現代國家。
「六四」槍聲一響，共識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機。此後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保住了經濟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啟。26年間跛行的改革日漸醜陋，最終異化為食人怪獸，致有今日「體制腐敗、社會潰敗」的糜爛之局。
二、黨在法上，監督缺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曾計劃通過政治改革實現「黨政分開」，讓執政黨和政府接受人大監督。「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句話，寫進了黨章和十三大政治報告。
「六四」之後權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為政治潛規則，「黨政分開」無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圖章」 ，再沒有任何機構能從法律上對權力獨立行使有效監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壞之。法律為黨服務，則依法治國徒托空言。
三、腐敗升級，權力失范。80年代體制內的腐敗尚處於「初級階段」，1989年學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口號，本是民氣可用，與當下執政黨的反腐敗方向並無二致。學潮被當作「敵對勢力」鎮壓之後，原本有望的「雙贏」變為「雙輸」，政治改革停擺，權力既不受法制監督，也不受道德羈縻。
當下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改革紅利被權貴集團吞噬，腐敗成為國家機器運轉的潤滑劑，政府喪失了維繫社會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滅，道德淪喪。「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存在著普遍的信仰危機。「六四」將國人自毛時代以來蓄積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釋放殆盡後，全體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員頓悟權力的價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聖。
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實為共產主義信仰崩塌之明證。隨著26年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格分裂、道德淪喪、弄虛造假、巧取豪奪成為社會常態。
五、失信於民，社會撕裂。「六四」的另一後遺症，是社會責任感普遍喪失，關注公共利益者成為另類。各級政府機構普遍「公司化」，權力成為牟利工具。入黨只為做官，做官只為營利，黨員不對執政黨負責，官員不對體制負責，地方不對中央負責，軍隊不對國家負責。
政權喪失公信力，掉進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與民撕裂為利益對立、互不信任的兩個板塊，中國掉進了吉拉斯的「新階級」陷阱。
六、暴力維穩，有權任性。當年高層誤判形勢，對危機的處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機會和平化解的社會衝突，以出動軍隊鎮壓收場，同時也為日後的暴力維穩樹立了樣板。近年地方政府在處理上訪、拆遷及社會群體事件時，往往誇大「敵情」，動輒使用暴力，以爭取更多的維穩經費和編制、裝備。
維穩成了一條粗壯肥厚的產業鏈，也進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會蓄積著暴戾之氣，仇恨的種子不時綻放出恐怖之花。
文章稱，將來要想治癒「六四」這場悲劇在文化、道德層面上給中華民族留下的後遺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時間。
「六四」背景：胡耀邦逝世引發民主運動
胡耀邦在中共黨內以思想開明著稱，1982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導中國八十年代改革進程。1987年鄧小平等中共大佬以「反自由化」不力等罪名逼迫胡耀邦辭職下台。
在1989年4月8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心臟病突發，一星期後的4月15日去世，終年74歲。
當時大陸通貨膨脹、工人大批失業、官倒與貪污腐敗嚴重，胡耀邦開放清廉、務實親民的形象更顯突出。胡耀邦的猝死引發民眾大規模悼念，北京大學生紛紛出來借悼念胡耀邦，表達對中共的不滿。
中國學生和民眾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的活動迅速演變成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遭到中共軍隊的血腥鎮壓，震驚中外，史稱「六四」大屠殺。
1989年5月，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因同情「六四」，反對武力鎮壓被迫下台，後一直遭軟禁至2005年去世。
「六四事件」後，每年的6月4日前後，成為中共高度敏感的時期。
一直以來，民間都呼籲平反「六四」，但很多學者認為，中共平反「六四」則意味著否定其一黨獨裁專制，這是中共絕不敢做的事情。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六四」參與者認為，中共只能是歷史的罪人，沒有資格平反「六四」。#
責任編輯：蔡致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