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7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杜國輝紐約報導）日前，紐約市家事法庭華裔法官萬泰妮（Lillian Wan）宣佈競選布碌崙高等法院家事法庭法官一職，受到布碌崙華社民代的熱情支持。此前，萬泰妮曾表示，希望將來有一天能被委任成為高等法庭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需要面對許多的挑戰。而我渴望面對這些挑戰。」
萬泰妮法官於1975年出生在法拉盛，在長島長大。1993-1997年在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分校英文專業學習。四年中曾到牛津大學學習一年。1997年進入私立阿爾巴尼法學院（Albany Law School）學習。2000年以全優成績獲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進入紐約市兒童福利局，歷任專職律師、主管、管理層。2009年，離開兒童局到紐約州遺產法院任「法院裁判律師」 （Court Attorney Referee）。經申請，2012年被市長彭博任命為紐約市家庭法院法官至今。
受父母影響 希望幫助別人
萬泰妮介紹，她的父母出生在中國，中共建政前離開大陸隨著祖父母到台灣，爸爸1969年來美，到佛羅里達讀書，媽媽1970年代來美。之後他們去堪薩斯讀書， 然後來紐約。她自己讀大學時並沒有決定學法律，當時只是想將來找個能幫助別人的工作。她這個想法是受了父母的影響，特別是母親。 她的母親是新生兒護士，專門處理新生兒的健康問題，母親的工作就是幫助別人。母親的態度和想法也慢慢影響了她。
「我一直想要從事一個有成就感的工作，我生活在一個充滿愛和關心的家庭，我的母親是新生兒重症病房護士，她的工作就是照顧生病的嬰兒，她就是靠幫助別人生活。 我知道我想在公共服務界工作。這是我讀本科時的目標。所以，在讀本科時我就在布魯姆縣（Broome County）社會服務局找了一個實習的機會，開始對公共服務方面的工作有了些認識。」
「我開著服務局的車，把被送到寄養家庭的孩子送去見自己的父母，有時甚至監督部分這種會面。我很喜歡做這類事， 也覺得很有意義。所以，到法學院後，我主修了家庭法、兒童法，並了解兒童權益方面的事務，還在羅納德-麥克唐納屋做義工。還參加了律師主持的『家暴診所』。」
除了受母親的影響，關注家庭、兒童外， 她也受到父親的影響， 她父親在愛迪生公司做工程師，「他們工作非常努力，為了讓我和我的弟弟受到良好的教育，從沒有讓我們夏天去打工。我長大後，我媽媽改上大夜班，每天晚上7點開始，到第二天早晨下班，她晚上上班，白天睡覺。 所以她還可以在我們下課後陪陪我們，看著我們做作業，為我們做飯。他們為我們做出了許多的犧牲。」
志於保護兒童權益
萬泰妮說，在讀法學院的時候她就知道，她不想做個私人的、商業的訴訟律師，而是希望做一個公共服務方面的工作。在法學院，學生們在假期都做各種實習，第一年的暑假期，她去了曼哈頓的非營利組織「兒童的律師」（Lawyers for Children)， 該機構在曼哈頓的家庭法庭，他們通常幫助被家長自願送到寄養家庭的兒童。「那次實習讓我產生強烈的願望：回到紐約市，在家庭和兒童法律方面做事，因為我享受幫助孩子們。」
第二個暑假，她到法律援助處（Legal Aid Society）實習，該處有多個部門，其中一個是青少年權益部，她去到青少年權益部，當時就是在布碌崙。工作的性質跟「兒童的律師」差不多。
萬泰妮覺得，在法學院的全部經歷都是幫助她在兒童權益法方面工作做準備。所以，畢業後，她找到一份在紐約市兒童局的工作。在兒童局從2000年工作到2009年。作為一線兒童權益律師，經手數百個案子，上百萬頁的文件，每天學習如何處理高壓力，是非常珍貴的經歷。 「如果一個案子無法和解，就要上庭，於是就要傳喚老師、醫生、警察做證。」
做上「最了不起的工作」 成為法官
「我喜歡我的（律師） 工作，我起訴、辯護，但我也總是想知道法官的想法、做法，想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萬泰妮說。
當時家庭法庭並沒有職位空缺，但遺產法院在布碌崙有，叫做「法院裁判律師」 （Court Attorney Referee），也屬於司法職位，雖然不是法官，但在法官的指導下審理案件，主持律師會議、和解會議、審前會議、審理案件並向法官提出建議。 審理的案件包括監護權申請，通常是由有心智缺陷的成年子女的父母提出的。一個人到18歲以後，就要針對所有的醫療、法律問題作出決定。但如果該人有認知障礙等問題，無法做出決定，該人的父母就必須獲得監護權，幫助該人做出決定。
在遺囑法院跟托瑞絲法官（Margarita Lopez Torres）工作半年後，她決定要做個法官。「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工作，幫助，甚至是替別人做決定，成為對別人生命最重要的人。」
「但在兒童局沒日沒夜地工作的時候，做夢都想不到，我會成為一個法官。在兒童局做律師的時候，覺得要想當法官，必須認識市長、認識這個法官、那個某人。對整個的程序也毫無概念。」
九年在兒童局的努力工作顯然沒有白白過去，她在與別人共事中建立了一些聯繫，到他們（市長顧問委員會）開始審查她的申請時，委員會與她列出的每一個跟她共過事的律師了解情況：她的行為、氣質等。按規定她必須列出曾負責的至少10個案子，和與案子有關的律師、法官和對手，委員會大概要跟50個律師談論她。 「就應該這麼難， 不是嗎？！他們要知道我是個甚麼樣的人，如果我工作努力但為人怪異，也不行。 因為法官可能會決定人們的生命。」
在遺囑法院工作三年後，她經過程序，成為紐約市家庭法庭的法官。
讓孩子離開父母 是最難的裁決
萬泰妮說，其實艱難的案子每天都有，每個案子都不容易。讓孩子離開他/她的父母？ 經過這麼長時間、這麼多的案子，這個決定始終是最難做的。 「是否這個孩子應該離開父母，去跟寄養家庭、其他親屬生活？」
「我知道，就算在家裏有被父母傷害的可能，如果孩子被送去親屬家、寄養家庭，也存在被傷害的可能。被送走本身也可能對孩子造成傷害。」 「強制孩子離開父母和送孩子寄養，哪個選擇對孩子的傷害更大？是否孩子該送走寄養，是否孩子該跟奶奶、姥姥、叔叔姑姑、舅舅姨媽甚至成年的兄弟生活？」 這些問題都要求法官考慮。
萬泰妮說，法官沒有可以預知未來的「水晶球」，所以只能根據擺在面前的事實做出決定，如果法官沒有某方面的資訊，也沒有辦法，只能儘量不做會後悔的決定。有的時候聽到的消息並不完整，所以做決定的時候並沒有好的選項。而且法官的判決可以上訴並被上訴法庭推翻。「如果有律師對我的決定有異議，可以上訴並到高一級法院複審，他們可以推翻我的決定。」◇
責任編輯：周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