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2月29日訊】1949年中共建政後，廣東省開始封鎖河口，禁止省港兩地民眾自由往來，逃港事件遂起。
據1979年彙編的《反偷渡外逃彙報提綱》，從1954 年到1978年，廣東全省共發生偷渡外逃56萬多人次，逃出14.7萬人。若將小規模的出逃計算在內，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逃港者達百萬。此冷戰時期歷時最長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
1953年，廣東成立生產合作社，逃港劇增。大饑荒的62年，僅深圳一地，就有十多萬人「八仙過海」，用腳投票，成功偷渡者六萬餘。
每天傍晚，逃亡者成群結隊，扶老攜幼，拖兒帶女，奔向邊境線，伺機出境，「五月大逃港」時，一天竟聚集有兩萬人，港英軍警出動直升機7架、軍艦2艘，全天不間斷邊境巡邏，每50英尺設一哨位，仍無法阻止潮水般的湧入。
深圳流傳有民謠曰：「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著數百具屍體，海風為之腥臊不堪。
1972年後，大量覺醒且絕望的知青，成了逃港大軍中的主力。那可不是說走就走的旅行，一位深圳寶安的逃港者嘆曰：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
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文革期間，匍匐啃草，漿糊傾頭，受盡侮辱，遂決意外逃。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一家四口化裝成農民，以5萬港幣的代價，成功逃港，轉而赴美。
此後馬思聰夫婦在大陸的所有親戚被審查，二哥，岳母、侄女及廚師被迫害致死，馬思聰本人則遭「反革命叛國罪」通緝。改開後，有人不厭其煩邀請馬思聰回來看看，其置之不理，來客皆被掃地出門，悻悻而歸。
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代父受過，亦遭盡非人待遇。
1967年的一個深夜，這位年近六旬、披頭散髮、遍體鱗傷的婦人，用盡一生積蓄與首飾，請人將自己綁於一隻汽油桶上，九死一生，偷渡成功，轉而赴美，兌現了乃父「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的詛咒。
馬思聰、陳子美的最終目的地，無巧不巧的，均在美國。為何？
我想，1943年的官媒《新華日報》社論給出了最好的解釋：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美國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護神，人民的朋友。所有的封建專制統治者都把美國當眼中釘。
美國是人類社會的成功模式的榜樣。
但多數人沒有這麼幸運，出逃者眾，成功者寡，政府將逃港者視為叛國投敵，邊防軍可隨時射擊。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嗚呼！
期間遭人民子弟兵射殺者，不計其數，縱如此，仍前仆後繼，無所畏懼。逃港槍死，不逃港餓死，反正都是死，不如鋌而走險。
有文所言「天下怨積，內外諮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大概就是此情形。
縱使逃港成功，迫於大陸方面的壓力，也可能被遣返。遣返歸來者，則被嚴加管制。
1962年時，十餘萬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赴邊界，掩護大約一半的逃港者逃入了市區。
據網文《從「大逃港」到奶粉「限帶令」》載：
當遣返逃港者的汽車緩緩駛向內地，驚人而又溫暖的一幕發生了。數百名香港市民衝出來，躺在車前，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脫，重獲自由。
後來有心人統計，香港前百位富豪中，40多位為逃港者，金利來主席曾憲梓、壹傳媒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均為逃港者。
冒著生命危險，為的只是一個自由。
人本來是生而自由的，盧梭說：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幣，一面寫著平等，一面寫著自由，這枚金幣叫人權。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云：某些民族越過千難萬險頑強地追求自由。他們熱愛自由，並不是因為自由給他們什麼物質利益；他們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種寶貴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它東西都不能使他們得到寬慰；若嘗到自由，他們就會寵辱皆忘。
新世紀後的2012年，茅于軾老先生獲頒弗里德曼自由獎致辭時，對「自由」做了進一步的詮釋：自由的本義並不是「為所欲為」，而是能夠生活在一個沒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環境中。反過來講，真正的自由主義是「不干涉別人的自由。」
而不知自由為何物者，怎可理喻？
魯迅述說此類人：做奴隸雖然不幸，但並不可怕，因為知道掙扎，畢竟還有掙脫的希望；若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陶醉，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時至今日，「人權高於國權，自由高於主權」的觀點，仍被振振有辭者抨擊，除去為稻粱謀的網評員，可見自認「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亦比比皆是。
一道深圳河畔的鐵絲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不能用手選舉的國民，只能採取以腳投票的方式。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背井離鄉，離妻別子，不到萬不得已，誰願走這一步？
1955年，七月派詩人徐放因涉胡風案被捕，後轉至秦城監獄，仍拒絕認罪，並稱欲老死秦城：「出去還不是那樣嗎？在一個不自由的地方，哪個地方不是監獄呢？」
僅此一句，徐放堪稱大詩人。#
－－轉自微信號「有病要讀書14」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