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09日訊】中共暴力土改破壞鄉村傳統與穩定的經濟結構
1931年12月1日，中共在瑞金建立蘇維埃政權。1932年初，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表了一篇紀念巴黎公社的社評，指出:「巴黎公社60年後的中國工農階級，繼續了巴黎公社和蘇聯工人鬥爭的英勇精神，在中國共產黨之下，領導了廣大的農民，建立了東方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她將繼續努力來完成中國革命，為實現巴黎公社而奮鬥。」
社評列舉蘇維埃政權建設中應吸取巴黎公社的諸多教訓，強調徹底執行土地法的經濟政策，以消滅封建的剝削和反革命的經濟基礎。
1927年，中共在井岡山地區開展「打土豪分田地」，暴力搶奪私產，過程的血腥和物資的滿足使中共嘗到了階級鬥爭的甜頭。社會變革、土地改革和階級鬥爭被混為一談，並包裝成社會運動理論和革命綱領，目的是佐證流氓出身的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中共黨員彭湃20年代在廣東陸海豐，為推動農村土地運動，用金錢收買人，用小報向農民誇大宣傳，欲制造農民和地主緊張對立關係，但農民幾千年的傳統鄉村安貧樂道、禮智仁信的民俗與處世之道，使中共的土改遭遇擱淺。於是彭湃領導農民協會，組織屠殺地主富農等「階級敵人」，砍下的人頭用繩子穿起來，組織者們和劊子手們為農民做激情宣講，人們發現，參與者一旦上了賊船，便無法回頭。
1946到1948年的解放區土改運動，約有50萬地主、富農、中農被殺害。1947年4月30日，劉少奇在晉察冀中央局幹部會議上做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講話》，說「太行經驗證明，消滅地主剝削一定要徹底，他們叫做讓地主掃地出門，土地財產一切搞乾淨，讓他要飯七天，挑糞三擔。」地主的「土地財產和商店要讓農民搞他個乾乾淨淨。」「反攻的地主准許農民槍斃他，這就是政策，就是法律。殺他不是錯誤，不殺他才是錯誤。」「地主反攻，殺我們的人，他殺我100人，我就殺他1000人，消滅他們。不殺則不殺，殺就要殺乾淨，殺他全家。」
解放區的土地革命使中共在國內戰爭時期獲得了大量的戰時物資，繳了投名狀的農民轉過身來又不得不參加針對國民黨的內戰。1947年4月，劉少奇說，「要以複查為中心，動員黨政軍民的力量搞個徹底，所謂搞徹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
中共三大土改運動中，規模最大、殺戮最多、貽害最深的當屬49後的土改。土改伴隨著朝鮮戰爭、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時進行，號稱「三大運動」。1950年到1952年的土改運動，酷刑致死、槍斃的地主約200萬人左右。
而土改鬥地主的血腥程度讓人髮指。2007年，學者張英洪在調查湖南漵浦縣土改時，講述了一個地主遭群眾「凌遲」案例：批鬥現場幹部向五九大聲廣播：「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頓時掌聲雷動。杜元富抽出手槍對準陳老二腿部就是一槍，士兵們接連幾槍斃命陳老二。隨即「苦大仇深」的群眾，紛紛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肉下酒；有個士兵一刺刀挖出陳的眼珠子，猛然用腳踏破，眼液四濺。不過一袋菸功夫，陳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中共土改中殺戮的地主階層實屬中國傳統社會鄉村體系中的生產力代表者，他們占有合法資產，掌握齊全的生產工具，有經驗懂技術善經營，地方經濟GDP創造者，基層社會的精英，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傳統道德的楷模，幾千年來傳統社會賴以維持的穩定因素。
這幾百萬鄉村中產階級的消失，使農村規模化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力出現了大倒退。清朝乾隆時期，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51%，民國初年國民生產總值占全世界27%，中共奪得政權初期僅占5.7%。
大紀元2017年11月發表的《共產主義終極目的——中國篇》一書中深刻論述了中共土改的真實目的：「中共建政前後的所謂『土地改革』，或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過暴力殺害農村的文化傳承者。中共顯然並不想把土地交給農民。它還是用一貫的伎倆，先給農民一點甜頭，在完成了農村對地主、鄉紳的屠殺和文化的毀壞後，立刻通過『合作化』收回了分給農民的土地。」
毛澤東7年消滅私營工商業者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恩格斯說: 「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列寧也強調這一點：「工人階級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進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發展而必然要產生的社會革命，即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把它們變為公有財產。」
早在1948年前後，劉少奇計算，私營工商業占在當時的工業體系近三分之二權重，他因此提出「合營過渡，和平贖買」的辦法，估計這一過程將是10年至15年。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計劃於1967年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1956年就完成了，只用了7年。
陳雲在上海的做法是擠壓私營主生存空間，薄一波曾披露：1950年2月，陳雲在上海整頓紗布和糧食業的時候，中財委加緊徵收民營企業稅款和公債款，督促企業主發放工人工資而且不准關廠，公營企業現金一律存入國家銀行，不准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在原材料、資本和銷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後，私人工廠被政府和國企夾控，喪失了博弈的能力。（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1951年12月開始，中共發動了一場席捲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五反」就是借整頓經濟問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進行清剿。京、津、滬等9大城市45萬多戶私營工商業被審查，其中「五反」待罪者占總戶數的76%，上海為85%，北京90%。到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查補帳款達30多萬億元，超過朝鮮戰爭軍費的一半。
毛澤東將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五類，並給北京的五萬工商戶的分類定下了比例，分別為10%、60%、25%、4%、1%。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合計占5％，這正是中共每次運動都要重點打擊5％的比例。「五反」運動中許多資本家不堪凌辱，跳樓自殺，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每天呷著清茶，問手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
1954年9月，中共第一部憲法正式確定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陳雲提出「贖買定息」方案，意欲完成產權轉換。根據核定的私股股額按期發給私股股東固定的5%的股息。據社科院經濟所的資料顯示，全國拿定息的在職私營業主為71萬人，吃息代理人為10萬人。
這81萬人就是僅存的殘餘資本家。中共說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示：「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
於是，1956年1月1日到20日，北京、上海私營工商業宣告全部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隨後，全國各大中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土改、消滅私營，中共在建政後的7年內就完成了對全民財富的無償壟斷。
人民公社、大躍進——大饑荒
中共消滅私有化之後，很快就發動「大躍進」。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即「農業四十條」）。10月25日，「農業四十條」公開發表，吹響了農業「大躍進」的前奏。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國民經濟「全國大躍進」的口號。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達到1,070萬噸；並且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同時大辦公共食堂，美其名曰增加勞動力。
人民公社「五風」盛行，即共產風、浮誇風、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同時大煉鋼鐵占用大量勞動力，農業耕收幾乎荒廢。大辦公共食堂吃大鍋飯浪費了大量糧食， 1958年冬至1959年春部分地區出現糧荒，浮腫病大面積爆出。農民逃荒，民兵守關，各地餓死人現象頻繁出現。
針對工農業大躍進和公社食堂死人現象，黨魁毛澤東言論往往突破人類底線。毛澤東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祕密會議上，要高征繳糧食。有人擔心會餓死人，毛說：「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1959年7月2日「廬山會議」上，針對與會者反映的饑荒問題，毛澤東指示「忙時多吃，閒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
據毛的祕書李銳記載，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談論到大躍進工業事故時，毛澤東插話：「花這一點代價趕上英國也是要付的，各省準備死500人，1年1萬多，10年10萬人，無時不死人，要有準備。」
到1960年1月，全國公社食堂達到392萬個，供4億人吃大鍋飯，占農村人口的72.6%。毛澤東的親戚、韶山農民賀鳳生曾在北京會議期間，找毛澤東反映公社食堂存在的嚴重問題：
「家裡的灶拆了積土肥，做飯的鍋砸了煉鋼鐵，筷子、碗、碟全部歸公，你不知道下邊幹部的作風有多壞！只允許一個生產隊開一個食堂，大鍋飯、缽子飯、雙蒸飯，頓頓是蘿蔔菜，沒幾個油花花，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腫，路也走不動，女人沒崽生，瘦得風都吹得起。」
在大饑荒年代，中共寧可餓死人也一直不肯停止對外援助。據中國新聞網2008年12月31日報導， 1960年，中共向幾內亞運送1萬噸大米，往阿爾巴尼亞運1萬5000噸小麥，總出口糧食272萬噸。1959年在糧食產量減少了2500萬噸情況下，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比1957年的糧食出口增加了209萬噸上。出口的糧食如果拿出一半來給國內，都不會餓死人。
從1958年至1961年，狂飆突進的「大躍進」運動與大辦公社食堂直接導致了全國性大饑荒，期間非自然死亡人數高達4,500萬人。（待續）#
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