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6月25日訊】編者按：古今中外，任何具備人類正常政治生態的政權組織，全面奪取政權後都會選擇休養生息、安撫民心。然而，中共卻反其道而行之，建政初期百廢待興時便發動朝鮮戰爭，幫助金日成侵略韓國，在朝鮮戰場上中國士兵陣亡近百萬。國內，中共借著戰爭的鼓譟，發動血腥土改運動，運動中酷刑致死、槍斃的地主約200萬人左右。土改在殺戮中獲得的資源繼續用於戰場上的殺戮。
正如《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所揭示的：「說起共產黨，人們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個字：殺。共產黨的殺，大多發生在和平時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領的地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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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有了土地革命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今年秋天，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1]
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一場貌似「耕者有其田」、「均貧富」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新「解放區」拉開了帷幕。
中共建政之初，西南要「剿匪」，西邊要解決西藏，南面要打海南，東南要進攻台灣，戰爭消耗巨大。毛澤東把土改看成是「獲得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三個條件之一」[2]。
6月25日凌晨4時40分，土改號角響起的五天前，金日成在蘇共和中共的支持下，悍然發動侵韓戰爭，一舉南下進占春山、開城等地，三天之內占領了韓國首都漢城。
6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83號決議，派遣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參戰。9月15日凌晨，聯合國軍隊在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指揮下，於韓國仁川登陸。10月19日，毛澤東出兵45萬捲入戰爭，中共宣稱「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195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498號決議，認定中共介入朝鮮戰爭是「侵略行為」。
朝鮮戰爭使「和平」土改急速轉向暴力
朝鮮戰爭前的土改運動，相對1949年前中共占領區的土改要和平一些。廣東和江西等土改試點地區，對地主和平分田，沒有挖浮財算細帳，有些地方還給地主留有口糧和房屋，沒有將他們掃地出門，有些地方三個月只處決了一個惡霸。
早在1949年12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建政后的土改就進行過「吹風」，強調要謹慎，因為是在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條件下進行的，和過去戰爭年代與資產階級隔絕的狀態下是不一樣的。1950年3月，毛澤東在一通關於對富農策略問題的電文中說：「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空氣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顯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特別顯得尖銳。」[3]
劉少奇在1950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也談到這個問題：「現在的形勢已經與過去根本不同。人民革命戰爭在大陸上已基本結束，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滅亡已經毫無疑問，要求農民出兵役、出義務勞動這兩項巨大任務已經沒有了，出公糧一項任務也比過去減少一些了。……打台灣還是一項重大任務，但人民解放軍已有足夠力量去擔負。」[4]
可是，朝鮮戰事一起，為了戰勝「美帝國主義」，中共又啟動了土改的「戰爭模式」。戰爭對於資源的極大汲取，直接誘發土改由平和迅速轉向暴力，動員農民參軍參戰、出力出糧，支持「抗美援朝」、鞏固紅色政權。這就如同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為支撐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內戰，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急轉為暴力土改一樣。
1950年11月，毛澤東全力督促廣東、廣西、福建等省區立即開展全面的土改鬥爭。
「抗美援朝很有好處」，暴力土改就好搞了
各地急劇展開了暴風驟雨般的「鬥爭土改」。據江西地方黨史記載，撫州分區1792名鬥爭對象中，510餘人被吊打，幹部親自打人。地主自殺現象嚴重，全省短時間內逼死地主達800人。「在1950年冬至1951年春的土改中，僅兩個月間全省處決3,000多人，判處徒刑3,000多人，扣押幾千人，總計處決、判刑及在押達1萬人以上。」[5]
中共華東局土改迅速訴諸野蠻暴力，開始亂抓、亂鬥、亂打。蘇南區僅鬥爭會上就打死了幾十人，293人自殺；無錫縣有872人遭強迫下跪、凍、亂打；奉賢縣被鬥的幾百人中，每個人都遭受各種體罰，強迫下跪、棒打、吊打、剝光衣服；宜興縣把貓放入地主衣服裡亂咬，剪掉婦女頭髮眉毛；常熟縣還發生了割掉婦女乳頭的慘案。
四川省營山縣，土改幹部林成雲在鬥爭大會上用刀割斷地主脖子，眾目睽睽下當場行凶。被劃地主多達3760戶，261人被逼自殺；雙流縣，1951年僅1月、2月兩個月間就槍斃497人，自殺141人；郫縣，槍斃562人，222人自殺；有些農民得知被劃為地主後絕望自殺；有的害怕被鬥，拉到鬥爭會場後直接撞柱自殺。
全國亂打濫殺現象已經不可遏止，儘管這樣，毛澤東還批評廣東土改不力，像烏龜。1952年春夏，毛澤東派陶鑄在廣東推行惡性暴力土改。各地各種酷刑齊上陣，打、吊、焗煙、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用小蛇、大螞蟻塞地主褲襠，還有吊乳頭、熏煙火、坐水牢、睡勒床、點天燈、假槍斃等等。[6]一大批對地主不夠狠或被認為歷史有問題的土改幹部受到迫害、處分，約5.2%的土改隊隊員遭清洗或處死。大批華僑被打成地主、富農，許多人被剝奪了財產。1991年，光退回的土改沒收僑居就高達1700萬平方米，動用國庫幾億元。
每個鄉要定出殺多少個地主的計劃，審批死刑權下放到區一級，對判死刑的地主，只要窮苦農民敢於揭發，不需查證，便可作為判處死刑的證據。據一位當年在鄉土改隊做副隊長的僑胞回憶：「那時，上頭一層層開放殺地主的綠燈，各鄉、各村的土改隊長、組長便都照著去做，生怕完不成殺人定額，犯右傾了，被處分。」全省不算被鎮壓的，光是自殺就死了17,000人之多。恩平一縣因重劃階級就多劃了地主1039戶，錯劃率近三分之一。
《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作者楊立，前廣東省副省長）記載，1953年春，粵西地區只一個月出頭自殺者竟高達805人。廣東省在土改運動中，因「村村見血」方針而無辜被殺的人數，估計在數十萬之間。
戰爭模式下的土改，連婦孺都難逃一劫。一位作者在一篇網文裡這樣寫道：「到了1950年，鄉下的局勢越來越緊，……我媽媽立即帶上我從家裡走，但在火車站便被民兵追了回來，關進了牢裡。這個『牢』其實就是民兵占據的我家住宅。我媽媽遭受了民兵們百般的凌辱和拷打，可能是她不堪蹂躪，決意自殺，但又怕我這麼小留在世上受苦，便用一把筷子插進我嘴裡想把我先殺死然後自己再死。這情景被送飯的一個堂奶奶看見了，立即衝進牢房裡把我搶了出來交給了我奶奶……第二天她便懸梁自盡了。死時才22歲。」[7]
如此殘酷的暴力土改，劉少奇卻說：「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如搞土改、訂愛國公約、搞生產競賽、鎮反等）。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8]
中共參與朝鮮戰爭，使全國大部分地區提前到1952年底完成土改，比毛澤東原來的計劃提前了二三年。
血腥土改為戰爭輸血
土地改革的最直接目的，其實早在內戰期間，毛澤東就一語道破：「如能在一萬萬幾千萬人口中解決了土地問題，即可長期支持鬥爭，不覺疲倦。」[9]
而對於為什麼一定要搞流血土改，劉少奇在晉綏土改時曾提出，土改要搞死一些人，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
農民不會為了幾畝地、一點地主浮財就跟著共產黨拚命，但如果手上沾了地主的血，怕地主報復，為了保衛「勝利果實」，就只有跟著共產黨走了。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這個思路一直延續到1949年中共建政後。
學者秦暉提出了一個「投名狀」的觀點，「一個4075人的村子，鬥爭中打死了25人，其中只有2個人是地主、4個人是富農，其中有10個叫做惡霸中農，有9個叫惡霸貧農，全村被鬥爭的戶達到332戶，被鬥爭1201人，鬥爭中的積極分子862人，其中真積極分子271人。在打死5條人命後，這些半積極、假積極的人都交了投名狀，最後不得不變得真積極起來了。」[10]被中共選中的所謂土改積極分子只是少數痞子、二流子和赤貧戶，更多的是在恐怖氣氛中被脅迫的農民。
另一方面，中共用分得好土地、各種物質利益來誘惑青年參軍。在「保家衛國」的參軍儀式上，青年們戴上大紅花，政府出具書面證明許諾參軍者可以享受各類優惠政策。除此之外，還利用婦女動員說服壯男參軍。山東莒南地區成立「婦救會」識字班，婦女在參軍大會上跳舞獻花，說「誰參軍，就嫁給誰」，結果有二十多個青年跳上主席台參軍。
東北地區則流傳著這樣一個被徵兵的故事：「婦救會的女人們早就把南北大炕燒得火熱。二十多名青壯小伙子，分別坐在熱炕上。蔣大杆坐在屋中央八仙桌邊，屋外是扎槍隊……誰也不言語。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半天過去了，屋內靜悄悄。蔣大杆急了：『還不好意思報名呢，這好辦，只要動一動彈，就算報名參軍了！』雖說是三九天，屋子熱得像蒸籠，炕上像火鍋底，小伙子們臉上流汗了，坐不住了。王山想換半個屁股，蔣大杆看見了：『王山覺悟高，第一個報名了。』兩個民兵把王山拉下炕。這一拉碰了張五，張五也被拉下炕。不到兩小時，炕上二十幾名小伙子一個個被拉下炕。」[11]
土改暴力分田地，半推半就大紅花，被人戲稱為「胡蘿蔔+大紅花」徵兵模式。
在「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歌聲對鼓動下，十五六歲到二十歲之間的青少年成為參軍的主力，他們被敲鑼打鼓地歡送去了朝鮮戰場。各地數以十萬計的農民、鐵路員工、汽車司機和醫務人員被送到朝鮮前線擔任戰地勤務工、運輸工和戰地醫院護工。
這些從運動中走向戰場的青年，根本沒有經過軍事訓練，且武器配備極差。被譽為「百戰將軍」的韓國陸軍中將蔡命新回憶，中共士兵往往是一條槍後面跟著十個人，前面的倒下，後面的再拿起槍，靠人牆堵槍眼，這就是中共的人海戰術。面對美國40倍強的炮火和絕對優勢的空中力量，他們很快就充當了中共人海戰術的炮灰。有的新兵連還沒到前線就全部報銷了。
除了參軍當兵，農民還要響應中共號召出力出糧、捐錢捐物。朝鮮戰爭開戰後不到半年，以郭沫若為主席的抗美援朝總會收到全國人民的捐款可購戰鬥機3710架，收到77萬多個慰問袋、慰問品126萬多件，這其中包括「翻身做主」了的農民的「貢獻」。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財力被中共不斷填入朝鮮戰場的無底洞。
煽動仇恨 洗腦「愛國」教育 為侵略漂白
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利益之外，要想煽起農民的「階級仇恨」，讓農民跟著共產黨走，還要進行精心的宣傳引導。土改的階級鬥爭和仇美宣傳被中共「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1950年10月，中共發布《中共中央關於時事宣傳的指示》：「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12]
在農村，農民對美國本沒有什麼概念，中共深知農民仇恨日本人，就引導農民訴苦，由仇日仇蔣到仇美。欺騙農民說美帝國主義在朝鮮實行日本式的「新三光政策」，「天下帝國主義都吃人」，宣傳美帝「正在走著日本的老路」，最後引導為，美帝是日本和老蔣的後台老板。一切苦難與罪惡「元凶禍主仍是當前的大敵美帝國主義」。[13]
當時《文匯報》上的一首詩歌，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無理智的咆哮：「是誰欠我們的舊帳未清，又加上一筆新的血債？瘋狂的飛機侵犯我們領土，血腥的魔爪伸向我們東北！是誰？是誰？是誰？——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美國鬼！美國鬼！美國鬼！誰喝朝鮮人的血？誰喝中國人的血？誰喝世界人民的血？誰喝美國人自己的血？是誰？是誰？是誰？——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14]
「抗美援朝」運動宣傳中還有一個讓今天的人們啼笑皆非的典型手法，就是讓人們看地圖培植仇美情緒，指著地圖說美國離朝鮮那麼遠，朝鮮又那麼小，不值得打，很顯然的，就是因為朝鮮與中國接壤，占了朝鮮，就好打中國。
在大規模的反覆高壓洗腦中，「美帝」自然成為了邪惡的化身，中共的侵略變成了號召民眾同仇敵愾的正義之舉了。這個手法和1949年前的土改中，煽動民眾對地主、國民黨的仇恨，將抗戰領袖蔣介石醜化成「封建地主的後台」、「美帝的走狗」一樣。
結語：沒有贏家，只有紅禍
土改前，中共向農民許諾：耕者有其田。在血腥慘烈的土改運動「勝利」後不到兩年，中共便以互助合作化、人民公社運動的方式將土地收歸「國有」，巧取豪奪拿走了農民分得的「勝利果實」，而這只不過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步驟之一。被鼓吹「翻身做主」的農民，仍然一無所有，卻徹底淪為人民公社的「農奴」，在隨後到來的三年大饑荒中餓死三千多萬。
中國農民，至今依然是中國社會最貧困、最底層、最弱勢的人群。#
資料來源：
[1]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1頁
[2]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02頁
[4]劉少奇：《關於土地革命問題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頁
[5]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江西土地改革》，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6]楊奎松：《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南方都市報》
[7]穀子高粱：《一個地主孫的血淚成長史》，共識網，2014年09月27日
[8]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頁
[10]秦暉：《暴力搞土改是逼農民納「投名狀」》，《文史參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11]李興濂：《一個東北小村的土改》，博客網，2010年3月27日
[12]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9冊，1986年，第211頁
[13]侯松濤：《訴苦與動員：抗美援朝運動中的訴苦運動》，《黨史研究與教學》期刊，2012年第5期
[14]馬凡陀：《美國殺人犯》，文匯報，1950年11月29日
責任編輯：李天琦
